官僚治国是皇帝制度的共生物。帝制时期的官僚是与封建时期的贵族相对而言的，原则上，贵族世袭，官僚选任;就基本的游戏规则而言，贵族是“家族决定个人”，官僚是“个人决定家族”。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官僚也获得了某种类似于贵族的特质，这种贵族化的官僚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帝制国家选拔、任用官僚是为了治理国家，然而，作为群体的官僚一旦拥有权力，便忍不住为个人及其家族谋福利，官僚群体的利益可能会走向朝廷国家利益的反面。在唐代后期，我们看到了高级官员为自家子弟营造的“升迁高速路”，此举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

北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时代，力图通过自由报名的公平考试选拔官员，政府向“几乎一切人”开放。但是，“开放式政府”却又面临着新的难题。

通常认为，“选任集权”是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手段，而帝制中国的选任集权制度建设到隋朝才真正实现。那么，“选任集权”的缺席是否意味着有效控制的不足？“选任集权”入场之后，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又是否得到了真正加强？

科举时代的中国梦

到了宋朝，中国社会再度进入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科举制成为当官的最主流途径。科举最实质性的创新点还不是通过考试当官，而是“自由投考”，几乎任何一个男性，只要他肯读书，就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黃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书念得好，不仅个人富贵唾手可得，家族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反过来，家族中三代出不了读书的好儿郎，就难免要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