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静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现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凭借着自身数字技术中的要素,让产品与服务生产交易能够实现数字化与网络化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1]。随着这一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成千上万的跨国科技数据公司日益不断地凭借其强有力的用户资源和平台效应,在传统经济相对不好甚至临近萧条的情况下为自身以及社会创造更多商业及其他价值的同时,也对传统模式背景下形成的全球税收体系带来了不可预测的众多挑战。各种形式的冲击对很多国家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相关国家开始陆续单方面开征数字服务税或类似税种来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作为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转型升级带来的新型产物,数字经济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强大的战略价值。据中国信通院指出,中国数字经济的增加值规模于2019 年已经突破35.8 万亿,占GDP 比重36.2%[2]。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诸多红利,中国应积极主动地用好该模式中的有利方面,同时更重要的是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全球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数字服务税系列举措更应做出有效回应。

二、数字服务税的出台背景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核心出发点在于“怎样对数字经济进行征税”。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欧盟委员会,它明确指出DST 是一种临时措施,该措施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是对用户在享用科技公司提供的数字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进行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