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洁 管晓慧 程书波

摘 要：日本食育历经百年，经历了萌芽、逐步发展、有序推进发展至全面普及阶段，目标人群从贫困儿童扩大至全民，建设内容从校园食育扩大至全民健康，建设方式从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为主、多主体共同参与。为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国民身心健康，日本结合社会发展特点及居民实际需求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并实施“国民健康增进计划”“食育推进计划”等中长期规划，不断完善体制、战略、目标、实践、保障等层面的建设内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面临食物浪费问题突出、膳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亟需从健康指导、食品安全、营养監测、文化传承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行动，学习日本食育发展经验，以政府为主导，以科研为支撑，以示范基地为突破口，以人才培养为保障，进一步提高国民对合理膳食、文明消费重要性的认识。

关键词：日本食育;营养健康;食育体系;食育推进计划

1896年，日本著名养生专家石塚左玄率先提出“食育”一词，认为体育、智育、才育皆是食育^[1]。2005年，日本颁布《食育基本法》，其中明确指出，食育面向全民，目的是培养与国民有关“食”的思维方式，践行健全饮食生活，构建与“食”有关的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赖关系，促进地域社会的和谐，继承与发展丰富的饮食文化，推进与环境和谐共处的食品生产及消费，提高粮食自给率^[2]。日本健全的食育体系和百年实践经验为中国提供良好借鉴，本文通过分析日本食育发展历程与体系构成，可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复制的食育推广路径：面对食物浪费、传统饮食习性淡忘等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多元化保障为动力，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政府-科研-社会”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有效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同作用，助推食育发展。

1 日本食育的发展历程

自1889年至今，日本食育先后经历了初期萌芽、逐步发展、有序推进和全面普及四个阶段（表1）。目标群体从贫困儿童扩大至全民，管理主体从政府主导演变至社会团体、国民等共同参与，依托于不同时期食育规划，日本持续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促进国民终身健康理念。

1.1 初期萌芽（1889—1946年）

该阶段，食育以中小学校园为主要场所，借助学校统一配餐的形式实行膳食干预，改善贫困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1889年，山形县私立忠爱小学首次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该事件被广泛认为是学校配餐制的起源，也是膳食干预的开始。1896年，石塚左玄提出“食育”，学者开始对食育进行研究，其概念与内涵不断丰富。1932年，文部省下发《学校配餐临时实施方法》，作为第一部关于学校营养午餐的法规，标志学校配餐正式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自1943年起，日本停止对配餐学校的资金支持，营养改善事业一度停滞。1946年，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亚洲救济团体等的干预下，日本政府发布《学校卫生更新事件》与《关于学校供餐实施的普及奖励》^[3]，以学生为主体的营养改善计划重新启动。

1.2 逐步发展阶段（1947—1977年）

在该阶段，日本政府围绕学校配餐、人才培养、资金扶持等方面进行立法，通过顶层设计有序规划食育工作，逐步改善儿童体质，食育目标人群从贫困儿童扩大至整个儿童群体。1947年，在国际组织及国内政府的干预下，学校配餐覆盖儿童数量逾410万，取得极大进步，同年出台《营养师法》，营养师的培养、考核与上岗制度逐步规范。1954年，《学校营养午餐法》使学校配餐设施、人才等更加规范化，明确提出在国内中小学建立营养配餐中心，配备专业营养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学校营养午餐计划^[3]。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随之迈入饱食时代。在国民体质增强的同时，普遍出现偏食、肥胖、微量元素摄入不足、热量摄入过度等健康问题。如何保障营养科学膳食、丰富配餐食物种类成为新阶段学校营养健康工作的重点内容。

1.3 有序推进阶段（1978—2005年）

在该阶段，日本食育覆盖人群从儿童扩大到全民，建设内容从校园食育发展到全民健康，建设方式从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格局，全方位推进国民健康建设。1978年，为预防慢性病，推进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厚生劳动省首次推出“国民健康增进计划（1978—1987年）”，将营养、运动、休养作为三要素，政府主导完善基层设施配置，推进终身健康建设。1988年，为应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超高龄化社会，以政府为主、民间机构参与的“第二次国民健康增进计划（1988—1999年）”在承接前期建设的基础上，把老年人的健康作为重点领域，培养该群体良好生活习惯，执行“活力80岁计划”，改善健康状况。21世纪初，食品安全事件、儿童肥胖比例上升及外来文化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冲击等问题突出，《现代用语基础知识》首次出现“食育”词条，认为是使人具有选择食物能力的教育，食育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4]。2000年，厚生劳动省提出“面向21世纪的国民健康增进运动”，即“健康日本21”，聚焦健康问题，通过合理饮食、预防慢性病等方式延长健康寿命，提高生活质量。此后，日本政府又先后制定《健康促进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保障规划顺利进行，国民对合理饮食、营养健康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也为《食育基本法》的顺利颁布奠定基础。2005年，日本颁布《食育基本法》，强调食育作为生存的根本，必须放在和德育、智育、体育同等重要的位置^[5]，确立了食育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标志正式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为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进行食育工作提供法律支撑。

1.4 全面普及阶段（2006年至今）

自2005年《食育基本法》成立之后，日本食育的发展步入新时期，体现在以地域、家庭、学校、保育所等为基本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6]，从以往单纯的营养与健康教育拓展至包括完成维系家庭关系、振兴地方经济、解决劳动力分布不均等多维度目标的综合性教育理念^[7]。在该法律指导下，日本政府制定具体考量指标，重视人才培养，鼓励各都道府县按各区域实际需求制定计划并执行，例如提倡与家人共食、鼓励地产地销模式、延长健康寿命、控制与改善慢性病等，并将食育体系内的责任义务落实到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机构、国民等多主体，实现政府引导、各主体全面参与的局面，从而在食育建设中加强科学引导，提升国民健康素养。

2 现阶段日本食育的体系构成

2005年，日本颁布《食育基本法》，对食育目的、基本理念、工作方针等做出明确规定，标志着日本食育体系已初步形成^[8]。在阅读已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日本食育规划与具体措施，对现阶段日本食育体系进行分析和总结：自上而下可以分为体制、战略、目标、实践和保障五个层面，各个层面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其中，体制层面则明确食育涉及到的相关主体、相关责任及相互关系;战略层面立足于全局，在不同阶段对食育发展方向、思路、任务与政策等作出明确规定;目标层面则结合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特点、突出问题等，制定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明确不同阶段的任务，利于实现定量化考核和评估;实践层面则是不同主体的具体行动和探索;保障层面，主要包括人才、制度、政策等，确保食育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1 体制层面：政府主导，有序分工

日本食育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共同参与。《食育基本法》制定之后，内阁府、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等中央部门分工合作开展食育工作，号召各地方政府及有关机关团体积极参加，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宣传普及运动;都道府县、市町村等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本地区的食育规划;社会团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食育宣传、食品经营、健康护理等方面进行助力;学校与保育所作为主要实施主体，则致力于儿童与青少年的综合育人环节（附图）。

第一，中央政府。根据2005年《食育基本法》的规定，日本内阁设立了食育推进食育委员会，由首相担任会长，委员中有2名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分别负责食育和食品安全问题^[9]，11名各中央省厅官员及13名各界有关人士共同参与食育推进计划的策划、立案与调整工作。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食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厅等政府部门各有分工，分别负责校园供餐、卫生管理、健康保障、食材供应、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地方政府。日本共47个一级行政区，即1都、1道、2府、43县，直属中央政府，拥有自治权，下设市、町、村。都道府县、市町村拥有较大自主权，根据中央—地方协调工作机制，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设立地方食育推进委员会，根据地区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并实施地方食育推进计划。其中，都道府县以中央政府计划为基础，市町村则结合都道府县政策制定相应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地区特性，举办食育推进活动，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增进国民对食物的关心和理解，促进食物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发挥创意减少食品废弃物产生的同时重视废物回收与利用。

第三，社会团体。根据2005年《食育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社会团体主要包括教育工作者、农林牧渔从业者、食品与护理人员等，不同人员各司其职，其中，教育工作者负责加强国民对食育的认识，农林牧渔从业者积极提供农林牧渔业的体验机会，加深国民对自然恩惠和饮食相关活动重要性的理解;食品从业人员协助开展食育活动，保障食品营养安全，提高国民健康意识。护理人员居家疗养及被看护，为此，日本政府加大对民间护理行业的扶持，提高全社会护理行业容纳上限^[10]。

第四，学校与保育所。学校与保育所作为实施学校配餐、推进校园食育的主要场所，将教育教学活动与科学饮食观念、营养健康知识、饮食文化等充分融合，帮助学生践行健康生活，继承与弘扬具有区域特色的传统优秀饮食文化。此外，通过集体就餐、劳动体验、课程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建设树立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综合型教育。

2.2 战略层面：顶层设计，重点突出

日本食育战略是不同阶段的顶层设计，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表2），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启动的“国民健康增进计划（1978—1987年）”。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营养失衡、运动不足、生活环境恶化、老龄化等问题逐渐凸显，过去以儿童为重点群体、以学校配餐为主要方式、以校园为主要场所的食育建设无法满足当下国民的健康需求。为有效应对系列问题，促进国民身体健康，助推食育发展，厚生劳动省推出国民健康增进计划，以十年为一周期，围绕营养、运动、休养三要素^[11]，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完善基础健康设施，推进终身健康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1978年，“国民健康增进计划（1978—1987年）”啟动，厚生劳动省将“营养”作为重点，围绕主要任务设置8项具体内容，包括婴儿到老年人的健康检查，配置保健师与营养师，建立保健指导体制，普及食物营养需求与营养成分相关知识等。1988年，厚生劳动省实施“第二次国民健康增进计划（1988—1999年）”，该计划持续推进从婴儿到老年人的健康建设，并将培养运动习惯、增进国民身体健康为重点，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细化目标，设置11项具体内容，如普及保健设施认证制度、完善保健指导体制、普及营养需求与运动要求知识等。

200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食育推进计划”，迄今共有3期。该计划在持续进行国民终身健康建设、落实《食育基本法》相关规定的同时，面向饮食与运动习惯不科学、饮食环境恶化、传统饮食文化淡忘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阶段的食育推进基本方针与注意事项，促使食育成为面向全民的综合教育。2006年，“第1次食育推进计划（2006—2010年）”启动，以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加强对食物的感恩教育、加强食品安全建设并提高食物自给率等为基本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食育工作。2011年，食育推进委员会推出“第2次食育推进计划（2011—2015年）”，针对全年龄段食育覆盖不足，慢性病状况与家庭关系亟待改善等主要问题，增设3项重点任务，一是根据年龄特点阶段性推进食育，二是预防和改善慢性病，三是重视家庭共食的建设。2016年，“第3次食育推进计划（2016—2020年）”开始实施，相较第1次食育推进计划，食育推进委员会增设5项重点课题，即以年轻一代为中心推进食育，促进食育生活方式多样化，加强环保教育，延长健康寿命，促进饮食文化的传承等。面对传统文化逐渐被淡忘、国民对食育的关注未及预期等问题，日本政府在原有食育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食育工作，致力于繼承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对食育的关注，促进可持续食物系统的发展等。

2.3 目标层面：问题导向，定期评估

自2006年以来，“食育推进计划”逐次丰富食育内容，扩展食育目标，在营养、健康、科学膳食等方面建设成效显著。基于多维度食育目标与多元化建设内容，社会各界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促使国民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行动^[12]，也使得食育模式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共治模式。

2.3.1 食育目标更加全面 为落实《食育基本法》相关规定，“第1次食育推进计划（2006—2010年）”设置9项目标，包括增加国民对食育的关注度、优化早餐饮食习惯、提高学校配餐中本地物产的比例、提高国民科学饮食的比例、加深对慢性病的认知、增加食育志愿者数量、提高选择食农合作的市町村比例、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制定并实施地区食育推进计划的地方政府比例等，旨在增强国民对食育的关注，提高科学饮食能力，健康身心、健全人格。在“第2次食育推进计划（2010—2015）年”中，食育推进委员会补充“增加与家人共餐次数”与“激发饮食兴趣”两项目标，注重家庭关系和谐，引导健康与合理饮食，鼓励使用当地食材，促使国民对慢性病从被动认知到主动行动转变。在前期建设成果与盲区的基础上，第3次食育推进计划又增设了“想要与人共餐”、“中学配餐实施率”、“采取行动以减少食物损失”、“传承传统饮食习性”等，15项目标行动同步进行，进一步加强人与食物之间的情感联结，营造节约粮食的社会氛围，传承优秀饮食习俗，重视国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全方位保障国民终身健康。

2.3.2 定量化指标逐步增加 “第1次食育推进计划（2006—2010年）”将12项指标定量化，包括“关注食育的国民比例”“儿童、20岁+男性、30岁+男性分别不吃早餐比例”等（表3）。2011年，基于前一期食育建设成果，“第2次食育推进计划（2011—2015年）”的基础上对多项指标进行调整，共计13项。一是合并“20岁+男性、30岁+男性分别不吃早餐的比例”;二是增加两项指标，即“早晚餐与家人共餐的次数”与“认真饮食，细嚼慢咽”;三是变更两项指标，即把“了解慢性病”调整为“为预防和改善慢性病而适当饮食与运动”，将“食农教育的市町村比例”调整为“有农林牧渔经历的国民比例”。2016年，“第3次食育推进计划（2016—2020年）”在前一期计划的基础上，为持续扩大食育影响力，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日本以年轻一代为中心，设置21项具体指标，增加“为预防与改善慢性病，保持适当体重、减少盐分摄入的国民比例”“继承传统料理的做法的青年比例”“每日食用两次及以上正餐的青年比例”“努力减少食品中盐、脂含量的注册食品公司数量”等，促使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理念与行动等深入、广泛传播。

2.4 实践层面：面向国民，全方位建设

日本作为实施食育的国家，鼓励多方主体积极参与，法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与社会团体、学校等的责任与义务，并在校园配餐、学校教育到社会实践环节中融入培养科学饮食习惯、传承饮食文化、普及烹饪知识等内容，深入持久开展食育的宣传普及活动。

2.4.1 地产地销，订单农业 日本政府鼓励学校采用“地产地销，订单农业”的模式配餐，即本地生产的农林水产品在本地消费，增进学生对本地物产与饮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加强与本地农林牧渔从业者的联系。2008年，文部科学省修订《学校配餐法》，明确规定学校配餐是进行食育活动的时间^[13]，应借此提高学生健康生活技能，普及食物营养安全知识，传承饮食文化。2014年，为更好进行学校配餐，加强与各机关团体的合作共建，创建食育学校典型，文部科学省启动“超级食育学校”计划，通过食育活动达到增进身体健康、培养感恩之心、推进地产地销、保护当地农业发展等多方面的效果。第一，作为教育的一环，各地政府一般在学校配餐中提出“地产地销”的口号，主动添加地方特产，严格按照时令蔬菜等来制定菜单，在提高企业、农户收入的同时，无形加大食物监督力度，提高产品品质，保证师生就餐营养安全;第二，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联结，鼓励尽可能消费当地或邻近产地的农产品，有效利用本地食材，扩大产品消费，增加食品自给率，实现地域有效利用;第三，振兴地域农林渔业及相关事业，促进本地主体的协作，增加创业就业机会，保护当地农业发展。

2.4.2 参与劳动，融入日常 将食育融入学校营养午餐，重视配餐过程中的综合教育作用，是日本实施学校营养午餐的一个显著特点。第一，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值日生在领取、分发营养午餐的过程中，每人负责其中一项环节，相互合作完成配餐，餐后再有序清扫并引导学生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培养环保意识。第二，提高学生健康生活技能。学校会在食谱中注明食品名称与作用并公示，帮助学生与家长了解食品常识及营养知识，引导形成科学饮食习惯。第三，增强文化认同感。以本地食材烹饪传统饮食，使学生充分体会到家乡味道，感受地域文化，增加爱乡情感。第四，对学生进行劳动与感恩教育。通过学校配餐，以全面育人为宗旨，开展适合儿童少年特点的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培养劳动、自立、环保、节约、礼仪和集体服务等观念。进餐前恭谨自言“我开动了”，意为人类是领受动植物的生命得以进食，除了表达要珍视食物、感激大自然的心情外，也衍伸到感谢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付出，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2.4.3 全民参与，形式多样 食育并非单纯的“吃”，而是包含食材生产、营养均衡、珍惜粮食、发扬传统饮食文化在内的“社会总动员”。食育作为面向全民的综合教育，由日本内阁府协调组织，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分工协作，在教育、医疗、妇幼保健等方面进行食育的宣传普及工作，鼓励各主体积极参与，号召各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响应食育规划相关事宜。其中，食育推进委员会在制定食育推进基本计划时，把每年6月定为“食育月”、每月19日定为“食育日”。食育推进全国大会作为食育月内最大的活动，由农林水产省和地方政府合作举办，每年选定不同的主题与承办地点，鼓励全员参与。例如，设置食育推进先进个体及团体、先进食育推进项目等奖项，选评普及教育活动的先进事迹;邀请全国一流饮食研究人员做专场演讲，安排食育实施团体分享活动报告;鼓励贸易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扩大食育在社会的影响力及关注度;面向全国中小学征集该年度食育标语，举行食育标语竞赛，优胜者作品被印制成广告和小册子，应用于食育的宣传活动中等。

2.5 保障层面：人才先行，制度支撑

2.5.1 人才保障 日本食育主阵地在于学校和保育所，营养教师作为主要执行者，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发挥重要的人才支撑作用。营养教師由营养师演变而来，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营养师法》，后进行修订，增设管理营养师。为使营养师制度全面落地，1948年和1953年分别颁布《营养师法的实施规定》和《营养师法令》，明确规定营养师的培养和考核制度：通过2～4年的系统学习考取营养师执照，1～3年后获取管理营养师报考资格，而营养教师需在拥有管理营养师资格证的基础上考取教师资格。2004年，日本政府颁布《营养教师制度》，指出营养师与管理营养师在校的工作重点在于学校供餐的管理，例如制定菜单、卫生管理及烹饪指导等，而营养教师负责关于饮食的指导，例如健康教育科普、个体指导等，职责清晰、分工明确。2005 年，全国营养教师的配备人数为34 名，2006 年中央政府制定食育推进基本计划，并要求日本所有都、道、府、县尽快落实好营养教师的配备工作，希望通过加快推进营养教师的配备工作，使各学校能够以营养教师为中心制定出相关的学校整体食育指导计划。截至2015年，营养教师为6 324名，相比2005年，涨幅为18 500^[14]，专业人员的培养与配备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2.5.2 制度保障 日本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二战之后国民营养不良的状况。一是保障食育实施。2005年《食育基本法》的颁布，确立食育的基础地位，强调作为一项长期的国民运动，需从婴儿抓起。此后，健康日本21、食育推进计划等作为食育规划，逐渐在国民健康调查、慢性病预防、观光旅游产业开发、营养护理产业发展等重点方向全面发展。二是保障适量运动。2006年，日本政府颁布运动基准和运动指南，以预防生活习惯病为重要目的，向公众普及运动的重要性及方式方法，鼓励长期运动，增加身体活动量，形成崇尚运动的风气，全面提高身体素质。三是保障膳食平衡。2000年，文部科学省等三部门联合制定《健康饮食生活方针》，但饮食混乱、慢性病患病率高、食品自给率低等情况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10]。此后，每五年重新修订膳食平衡指南并设置新的营养标准，根据年龄、身体状况、营养摄入需求等为公众提供饮食与健康相关的科学指导。

3 对中国的启示与思考

当前，中国面临食物浪费、健康素养不足、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饮食文化淡忘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充分借鉴日本食育发展经验，打造“政府主导，科研支持，示范突破，人才保障，社会参与”全方位的食育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中国国民对合理膳食重要性的认识，推进食育实践活动。

第一，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部门-多元化主体”共建的体制机制。食育涉及教育、财政、农业、卫生、文化等多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设置专门的食育推进部门，制定、实施、调整食育相关规划，推动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共同参与的建设格局;聚焦影响健康建设的突出问题，在相关部门中创建协调联动网络，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食育建设体制机制。

第二，以科研为支撑，制定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以问题为导向，以减少食物浪费、传承传统饮食文化，提高国民健康素养为目标，把握整体科研方向，为制定短期与中长期食育推进计划提供研究基础;鼓励研究机构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探究别国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具有前瞻性的实践路径;组织不同学科、不同部门的专家形成专题研究小组，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民族文化与年龄等特点，制定科学、规范的指南和行动方案，避免一窝蜂、无序现象出现，科学引导食育建设活动。

第三，以示范基地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有序推进。重视示范基地的选取与建设，遵循“科研指导+企业参与+基地建设”的思路，将理论研究与实地建设紧密结合，整合社会资源，切实发挥典型引领与示范作用，不断总结具有普遍性的实践规律，探索食育建设发展新途径，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例如，以党政机关食堂为示范，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为突破口，以中高端餐饮、旅游团餐、习惯大份量的北方餐馆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食育进校园”“食育进机关”“食育进社区”等的宣传普及活动，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实现以点带面。

第四，以人才培养为保障，提供专业人才支撑。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组织各界专家协同制定食育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规定食育推进过程中的人才培养、考核上岗、奖惩措施等具体事项;食育涉及教育学、历史学、农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大类，需要采用跨学科思维模式和行动方法，在不同专业与知识背景下的“后备军”中建立良好的交流机制，鼓励知识共享、融合与重组，有效发挥协同作用，提高研究与实践能力，为全面实行食育行动奠定充实的人才基础。

第五，以全面普及为目标，提高社会对食育的关注与理解。一方面，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加强媒体与政府、科研机构等的交流合作，提高媒体人的食育专业素养;规范食育相关的审核与发布流程，保证源头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防止误导性、虚假性信息的传播;利用网络平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营养健康为切入点，鼓励国民积极参与食育讨论与学习，增进对食育的关注。另一方面，重视家校的共同建设环节。校园是食育的重要场所，应充分通过课堂宣讲、农林体验、营养餐教育、实操等多种途径，创新营养健康教育方式，强化传承优秀饮食文化意识，并融入已有教学体系，促进校园食育的常态化;家庭教育是基础教育，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影响深远，应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长期持续向家长群体普及食育知识，扩大食育的影响力，并促使学生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家校教育合力，不断拓宽共建内容，巩固建设效果。◇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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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ystem Structure of Japanese Food Education and Inspi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China's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Food Education

LIU Xiao-jie¹，GUAN Xiao-hui²，CHENG Shu-bo²

（¹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²Schoo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Abstract：Japan's food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century，and has undergone initial germination，gradual development，and orderly development to the stage of full popularization.The target population has expanded from poor children to the whole people，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has expanded from school food education to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has changed from government-led to government mainly，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e together.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su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eople，Japan has made top-level desig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residents，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N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Plan，Food Education Promotion Plan and other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s，and constantly improved construction content at the level of the system，strategy，goals，practices，and guarantees.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China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prominent food waste and irrational dietary structure.It urgently needs to take comprehensive actions from health guidance，food safety，nutrition monitoring，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o learn from Japanese food education.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led by the government，support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with demonstration bases as a breakthrough，and talent training as a guarantee，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citizen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reasonable diet and civilized consumption.

Keywords：Japanese food education;nutrition and health;food education system;food education promotion 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