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以女性为叙事主体、以小镇为叙事地域的悬疑剧逐渐受到关注，其通过对案件真相的追踪与对女性角色身份的追寻，暴露出小镇的社会根源问题，构成对现实的镜像。本文以《东城梦魇》和《迷雾追踪》两部剧为例，阐述并分析两部悬疑剧在女性身份刻画与小镇地域性构建上的异同。

关键词：悬疑剧;女性身份;小镇地域性;《东城梦魇》;《迷雾追踪》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3-00-02

悬疑电视剧是一种极受观众青睐的类型剧集，有着扣人心弦的剧情设计、矛盾且鲜明的人物性格，两者被置于激烈紧张的冲突与强调反转的母题之下。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愈发深远，在如今的悬疑剧中，渐渐出现一种了以女性为叙事主体、以小镇为叙事地域的悬疑剧，它们在追踪案件、挖掘真相的同时，完成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其中，由于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环境等元素之间的差异，在女性身份和小镇地域性的构建中，《东城梦魇》（美国，2021年4月）和《迷雾追踪》（中国，2020年12月）悬疑剧呈现出交织、平行的特性。本文从《东城梦魇》和《迷雾追踪》两部剧出发，以剧中的女性身份刻画与小镇地域性为主要内容进行阐述与分析。

1 女性身份刻画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理应承担着操持家务，奉献家庭，为家族延续后代的责任[1]。在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追求自我价值、经济独立、婚恋自主的女性成为国内外电视剧的焦点，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职场身份成为电视剧津津乐道的话题。传统悬疑剧中的女性角色常常处于弱势地位，总是需要被关照、被呵护，但在近两年的悬疑剧中，女性被大胆转化成主人公，并成为悬疑剧的核心人物——刑警。《东城梦魇》和《迷雾追踪》通过视听手段、叙事技巧，直接巧妙地呈现鲜明的个性符号，表现出中美双方在创作悬疑剧女性形象方面的异同。

1.1 共性：女性的家庭身份与职场身份

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传统悬疑剧中的主角多为男性探长，而家庭与工作的两难、父亲身份的“缺席”成为男性探长的普遍问题，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也始终贯穿悬疑剧的议题设置。别出心裁的是，这两部悬疑剧巧妙置换主角性别，将困局设于女性刑警的身份寻觅之中：美国悬疑剧《东城梦魇》的女主角设定为中年女性梅尔——离婚且儿子自杀的小镇探长;中国悬疑剧《迷雾追踪》则将女主角设定为中年女性林雨虹——离婚并为争夺儿子抚养权努力的县城刑警队队长。梅尔需要面对自己的母亲身份、女儿身份、奶奶身份和妻子身份，以及复杂的家庭关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梅尔必须面对令她束手无策的问题。林雨虹出于对父亲失踪的自责，无法乃至无力触及亲密关系，她的母亲身份、妻子身份、女儿身份在迷离案件的激化下欲分崩离析。

对比两部悬疑剧，双方都将男性探长在家庭中的“缺席”身份，套进女性性别的设定里，表现女性在家庭身份中的共性，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的《迷雾追踪》专注破解案件，塑造了干脆利落的中年女性警探形象，却忽视了其家庭方面的现实感与时代感，仅把基于男性性别的“缺席”照搬进女性身份。美国的《东城梦魇》不仅将棘手案件完美破解，还较为深入地展现了美国中年女性探长的个人生活，人物真实丰满，因此能跨越國籍和种族，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代入感并使其产生共情。

在女性探长的职场方面，《迷雾追踪》和《东城梦魇》都将女主角设定为果敢利落、直觉敏锐、雷厉风行的女刑警，她们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因如此，两部剧皆设置了停职和男性新搭档这两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梅尔的停职是为争夺孙子抚养权、恐慌奶奶身份的失去而“以权谋私”，实际是家庭身份与职场身份的平衡被打破了;林雨虹的停职则是遭受了社会舆论的抨击，被迫回避案件，事业受挫。两位女刑警在停职时期仍与搭档继续调查案件，她们对工作的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梅尔与搭档约会时仍在聊案件，试图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而谋杀案的绑匪，也是他们暗中调查时捕获的。一方面是层层受阻的案件侦查和社会舆论压力，一方面是新搭档使她们对案件的掌握权被削弱，两层因素叠加，职场身份受到无形束缚。表面上是两位女警探调查谋杀案的困难，其内核直指女性职场身份困境中的共性，即特殊情况下不被无条件信任、被质疑无法胜任工作，这也是电视剧里永恒不变的议题。

1.2 差异：源于社会历史的外化

悬疑剧可以大篇幅地刻画并丰满一个女性角色，但是只有优秀的悬疑剧能够通过几个女性角色来反映这个社会里的女性生存特征。在塑造女性角色的过程中，两部剧的切口也是不同的，《东城梦魇》熟练地将一个个家庭作为切口，如梅尔闺蜜、老太太家庭;相比之下，《迷雾追踪》略显平淡，仅以一个女性角色为展示面，剧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几乎均是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事件嫌疑人等，她们的出场和描述，其实是为了表现小镇的地域性局限。这便是美国悬疑剧擅长的家庭视角与中国悬疑剧熟稔的现实视角的差异。

《东城梦魇》和《迷雾追踪》女性身份塑造力度的不同，也是思想文化积淀影响下的差异。当女刑警们回到家时，她们截然不同的状态呈现了中美社会的差异。《东城梦魇》以梅尔为代表，真实表现了中年女性的家庭与情感，她用零食、啤酒宣泄着中年焦虑——欲将崩盘的生活和重重困扰的案件。她的家居住着四代人，聚集时热闹，但每个人又是独立的：老太太有她的约会对象，梅尔的女儿忙于乐队和恋爱，梅尔与搭档、作家约会，她们展现了美国文化中宣扬的个性。《东城梦魇》虽以梅尔为主角，但同样给观众呈现了小镇里幼青中老四代女性的特征，深入展示小镇面貌的维度，更全面地展现群像面貌，是强调个性的美国内在精神的外化。

而《迷雾追踪》仅细致刻画了林雨虹这个角色。林雨虹在家中的状态与梅尔截然相反。离婚后她独自居住，房屋空荡灰暗，没有生活气息，显得人物格外孤寂脆弱。当林雨虹得知自己被停职，又被前夫催促放弃抚养权时，她无法控制情绪，掩面大哭。这部剧没有跳出对离婚女性的传统刻板印象，长期以来描述女性的词语仍被强调和放大，体现出了传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迷雾追踪》更多地将剧中的女性作为一个模糊的指向符号，以展现小镇的束缚和落后，她们几乎没有个人化的性格。

两部电视剧以女性为主角、为受害者的情节，在女性塑造方面，或多或少透露出国家、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体现为侧重点不同、塑造人物广度不同以及切入视角不同，但同样以小镇为叙事地域，展现了女性身份的困境和出路，也同样留有温情意蕴的结局，完成了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或和解。

2 小镇地域性的构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由于所处环境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呈现出各自的地域性特征[2]。地域性的构建是悬疑剧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能使剧集有独属的地域性格，呈现出当地的地域风貌与社会思想，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在社会历史构造层面，创作者在创作中不能仅展现自然地理景观，必须挖掘出深层次的地域文化、地域人物，并反映其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在《东城梦魇》和《迷雾追踪》中，创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小镇为叙事地域，小镇是城市化发展中的边缘空间，有接近停滞的发展与思想。小镇人物的精神面貌串联起小镇景观下的深层原因，从而对现实构成镜像对照。

2.1 小镇地域性的“再现”

《东城梦魇》和《迷雾追踪》在小镇地域性的构建上，表现出相近的特征。前者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虚构小镇东城为背景，后者则将故事地点设置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虚构县城临川县。东城是萧索的工业小镇，曾因矿业发达而迎来辉煌，如今陷入发展瓶颈。东城密集的排屋，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但人们会用各种谎言来掩盖真相。梅尔在熟人社会的谎言里一遍遍寻找真相，从而发现熟人和小镇的秘密。临川县是典型的三四线县城，灰暗的城市景观、县城与农村模糊的界限、未开发的山地构成了画面的主要内容。县城几乎没有现代城市的气息，遍布着老旧的筒子楼、缠绕的电线、破旧的农舍、阴沉且弥漫浓雾的山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远，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隐藏在交错复杂的县城建筑里。林雨虹在庞大的人际网里追寻线索，侦破悬案，牵引出小镇无法发展的沉重真相。

两部电视剧构建了两个明显落后的小镇，警力有限，人们趋利避害，小镇地域经济、社会思想滞缓，为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土壤，吸毒、暴力、枪支走私等犯罪行为就潜藏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导演结合大量航拍、复杂场面调度、灰暗色调等视听手法，以悲悯的情绪来反思现实社会，力求探寻造成小镇化的内在原因。

2.2 共性：小镇青年的挣扎

小镇地域性的塑造，折射了小镇青年的挣扎与困境。两部电视剧中描绘的青年几乎有一致的境况：没有就业机会，缺乏收入来源，受教育程度低，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看不到出路与未来，只能在落后封闭的小镇里喘息、苦苦支撑。

《迷雾追踪》中绑架拐卖自己表弟的袁晓冬，竟是出于拯救表弟的目的。他曾是个优秀的学生，因遭受校园暴力而结识混混，并因此偷窃、吸毒、杀人，坠入深渊。他一语道出小镇罪恶和落败的根源——大批留守儿童因没有父母的养育，被迫或自愿误入歧途，从此万劫不复。不仅是他，临川县参与当地选秀节目的女孩们，为了虚无缥缈的“明星梦”，设计陷害对手，并导致对手自杀，从而引发其父亲的复仇。随着警方的调查，这个选秀节目的真实目的终于被揭开，这其实是资本势力为推销产品所做的广告，可女孩們为了离开小镇，过上理想的生活，只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拼命争取机会。这场似乎能摆脱小镇的选秀，其实只是资本势力众多投资中的一个，呈现出了小镇的封闭以及资本势力的垄断，深刻折射了现实社会小镇青年走不出小镇、找不到出路的境况。

东城的小镇青年也是如此，无论是失足少女艾琳，还是布丽安娜、弗莱迪等人，其未来似乎都看得到尽头：艰难育子、美发技校、吸毒偷窃等。她们无法勾勒出生活的面貌，只能勉强度日。经济衰退的小镇使人们的生活境况发生剧变，失业、男女关系、失足女孩、失踪等问题接踵而至，导致道德观念、法制观念的消逝，罪恶滋生。同时，人的行为也会反哺小镇，案件的频发使小镇始终被惶恐和沉默笼罩，也让小镇更为阴郁。

对比东城与临川县的构建、东城青年与临川县青年的构建，中美这两部悬疑剧展现了相似的小镇与小镇冲突，都作为一面镜子，映射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地域里，现实社会共同存在的现象。它们皆以悬疑剧的形式呈现，用激烈紧张的冲突与强调反转的母题来吸引观众、阐发思考。在构筑小镇地域性的过程中，中国悬疑剧更侧重于细致地梳理案件与人物关系，理清社会背后的真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观众展现小镇的地域性局限，从现实视角切入。而美国悬疑剧则常常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表现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此串联故事，期望观众通过深层思考来回望现实，使用一种以家庭为切口的表现手段。

3 结语

《迷雾追踪》和《东城梦魇》映射了当女性从家庭私域走向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的时刻，即使她们已经逐渐强大、逐渐独立，但是她们的私人领域仍受到传统观念、社会偏见自觉不自觉的束缚。在这些桎梏之下，她们对案件的追踪已成为一场对社会真相的探寻，一次对自我身份的寻觅与和解。

中美两国这两部悬疑剧都以女性为主角，以小镇青年为主要受害者，以小镇为故事发生地，并将主题设置为揭示黑暗面、自我疗伤或和解，是一种现实视角的构建手法。它们都能直观地展示悬疑剧的主题，阐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元素，以及这些元素给人物、给地域带来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揭露生活的本质。而因为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这两部悬疑剧在女性人物刻画与小镇地域性呈现方面也体现出显著的、奇特的差异，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些差异实际是中美两国文化精神的一种外化。而这两部剧所呈现的共同问题，其实就是现实社会中人们时常注意不到或者自觉漠视的根源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曹欣悦.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身份认同——以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为例[J].视听，2021（04）：82-84.

[2] 吴玉霞.浅析电影艺术地域性的表现[J].电影文学，2004（19）：4-5.

作者简介：刘韵（2000—），女，福建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电影与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