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萍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义”不仅地位显著、含义宽泛，而且被广泛应用。以“义”为名的事物当然也很多，义士应该是人们最熟悉的，宋人洪迈将它归入“至行过人”类[1]。但义士的形象究竟如何？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笼统。且不说地域差异，义士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就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在学术研究中“义”并不是热门的课题，义士更是少人问津(1)刘师培、陈弱水从与古典的“义”观念比较的角度，对中古以下的义士及其义举作了宏观上的考察。详见刘师培：《义士释》，载刘师培：《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汪宇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71页；陈弱水：《说“义”三则》，载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196页。另外，由于义士与义夫曾经通用，那晓凌《从“义夫”的进化史看“义”的走向》(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15—119页)在考察义夫之“义”的过程中，对义士的情况也有涉及。微观研究上，田丽具体考察了明代山西义群体的阶层特点，并就其行为展开分析，详见田丽：《明代山西孝义群体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69页。，尤其缺少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以清代河南汝州直隶州(治今河南省汝州市)为对象，以当地地方志中义士材料最为丰富的一个版本——道光二十年(1840)出版的《直隶汝州全志》为基础(2)因义举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加之被该版汝州志采录的前代义士较少(汉代1位，明代7位)，故本文仅就清代义士及其义举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