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超睿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先秦典籍西传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加强文明互鉴、文化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此论断为中华古代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和译介提供了重要的语境来源。在翻译和诠释实践中，由于文本的诠释张力及主体的视阈局限等因素，宏观层面的义理阐发居多，具体而微的名物考证较少。从译本选择上看，《道德经》《易经》和四书最早进入西人视野，译述规模也相当大，而《春秋》、三礼之类译本比较晚出，数量很少，质量也参差不齐。从诠释话语看，耶稣会时代从宗教立场出发，试图以耶合儒，翻译以节译、意译为主；十九至二十世纪汉学仍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以西释中，但开始关注本土注疏传统；当代汉学以现代学科话语为诠释起点，文献征引翔实，问题意识突出，却已经疏离了经学话语范式。

西人译介古籍，要先完成从文言到白话的语内翻译，再实现跨语言的语际翻译。而先秦经典又不同于其他典籍，自有一套注疏话语系统，为避免望文生义或古今混淆造成误读，或以西释中，简单比附，译者要回到文本语境和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经义重构，才能无限接近保真地传播。理雅各(James Legge)和顾赛芬(Couvreur Séraphin)(1)理雅各，牛津大学首任汉学讲席、儒莲汉学国际奖首届获得者，首次全本翻译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