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蔺

关键词：国家出版基金 教育类项目 教育出版 高质量教育体系

国家出版基金自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以来，已走过了14年的历程，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教育出版作为出版行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肩负着立德树人的天然使命，在国家文化建设中举足轻重。本文对国家出版基金教育类项目进行分析，以期为管窥我国教育出版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和动态提供全新思路，为业界申报国家出版基金教育类项目提供些许启示。

一、教育类出版项目与国家出版基金的双向推动意义

（一）国家出版基金强化教育出版的高端站位

众所周知，我国国民对教育的普遍重视使教育类图书向来有着强劲的市场需求，教育出版长期领跑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然而，与教育类市场图书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立足教育全局的出版精品、重大出版项目的匮乏。教育类出版项目属于国家出版基金“哲学社会科学”类资助重点。国家出版基金要求资助项目“反映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等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立足中国现实，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以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受资助的教育出版项目为例，广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丛书（第二辑）”与《共和国教育图文史》、人民教育出版社《新中国小学教育研究70年》、广西教育出版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书系（第一辑）》、江西教育出版社《乡村教育振兴与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等项目都是聚焦中国教育的具有宏观视野和全局意识的精品力作。国家出版基金反映国家意志与国家文化建设需求，通过基金项目的评审、管理与宣传，形塑与强化教育出版的高端站位，通过对教育精品力作的培育，反哺一般教育图书市场，不断引领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二）教育类出版项目是国家出版基金使命的直接体现

教育是强国之本，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贡献。

丰富多彩的教育出版物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学前教育出版领域，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优质学前教育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出版社纷纷进军学前教育领域，围绕学前教育师资素质提升、学前教育课程优化建设、学前教育新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探索，为收集整理学前教育领域研究成果作出重要贡献，推动学前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在基础教育出版领域，教育出版成果有目共睹，在经历了早期的以量取胜阶段后，已迈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广大中小学生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读物。在职业教育出版领域，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地位进一步确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正当其时。“十三五”期间，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建设一大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这期间出版机构正式出版职教类教材7.4万余种，形成了规模宏大、特色鲜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出版领域，出版社围绕加快“双一流”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高校科技创新发展体系、推动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加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以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例，其出版物研发与国家各类重要科研项目相结合，学术出版规模不断扩大;主办或合办各类期刊48种，期刊规模和影响力位居全国前列，在服务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地位。立德树人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任务。新时代教育出版自觉地把自身看作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教育事业，服务教育事业，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和相关服务，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教育类出版项目直接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担当。

二、近10年来国家出版基金教育类项目特点

（一）项目入选率分析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总数在近10年（2012—2021年）间，从2012年的205項，经历了2016—2018年的快速增长期（从376项到778项），至2019年逐年下降，2021年为405项。与大趋势一致，教育类出版基金项目从2012年的4项，在2018年（24项）达到峰值，2019年降至9项（见表1）。在项目所属类别方面，教育类项目只在2012年单独成类，2013—2017年属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2018年属于“哲学、民族、教育”类，2019—2020年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类，2021年属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类。

2017年，国家实行义务教育三科教材统编新政。新政给以基础教育、教材为支撑的传统教育出版带来了真实的压力，也倒逼着教育出版的转型升级。以教育精品图书引领教育出版，成为不少地方教育出版社转型升级的抓手之一。以大象出版社为例，其组建高端作者队伍，出版精品著作，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培育名师作者队伍;以名师教学主张与实践成果服务一线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凝聚教材教辅用户。此外，2018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2019年《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推动社会效益考核体系基本形成，又为政治导向的强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产品结构的完善、专业特色的形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思想引领与制度保障，为优秀国家出版基金教育类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

因此，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自2019年开始至2021年总体数量下降的趋势不同，教育类出版项目在总项目数量中的占比稳步上升（见图1），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参选教育类项目质量的整体提升。

（二）项目实施主体分析

通常意义上，教育出版领域的市场主体可分为中央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三类。中央出版社（如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多由中央部委和行业协会主管主办，大学出版社（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则依托母体大学的教育学学科优势，在教育出版领域形成品牌和学术影响力。与前两类市场主体相比，地方教育出版社在教育精品图书的出版上并没有“先天优势”，需要的是出版社教育文化底蕴的沉淀和在教育精品图书建设领域一以贯之的积累。

在项目实施主体的结构方面，近10年来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教育类项目中，地方教育出版社在全类别出版社中的占比为53%（见表2），在参选中展现了一定的优势，但与自然科学、艺术等门类的专业出版社在其专业项目申报中的压倒性优势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教育类出版社在教育专业项目的储备及申报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近10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前十一位（2家并列第十）教育类出版社中，共有1家中央出版社、2家大学出版社入选，分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余8家均为地方教育出版社，其中广西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表现较为突出（见表3）。

（三）项目选题分析

图2  近10年来国家出版基金教育类项目选题关键词

在项目选题方面，近10年来国家出版基金教育类项目较集中于以下六大领域（见图2）：①以“中国”等字眼为标识的国家系列研究，如当代中国义务教育学术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教育学人文库、中国教育思想文库等。②教科书研究，如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近代中学科学教科书研究、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等。③分学段、分学科的专题研究，如新中国小学教育研究70年、中小学STEM教育研究、高校治理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资源研究;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教育研究等。④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研究，如：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高考改革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等。⑤细分领域的教育史研究，如民国教育史、教师教育思想史、教育活动史等。⑥特殊教育类选题，如当代中国特殊教育、中国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中国视障教育珠心算教与学、中国无障碍电影音像出版工程、盲残人中小学生无障碍阅读工程等。

三、教育类出版项目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科学策略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知，教育类出版项目的整体入选率有一定的提升，但教育出版社作为教育領域的专业出版社，专业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凸显。国家出版基金专家评审的重点包括：项目的社会效益，项目的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传承价值、出版价值，作者的学术水平和执行能力，申报单位的实施能力和社会信誉，实施方案的可行性，预算的合理性等。[3]笔者结合评审要点与实操案例，尝试为教育类出版项目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提供一些建议。

（一）聚焦教育专业，深耕专业优势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某一领域能代表国家高度、国家水平的精品力作。要想在基金评审中获得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出版社必须牢牢立足自身专业优势，具有持续挖掘、长期培育的魄力和定力。在地方教育出版社中，广东教育出版社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获资助项目与获资助额度方面都有着颇为亮眼的表现。以近5年其入选项目为例，2021年入选的“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丛书”（第二辑）与《共和国教育图文史》，2020年入选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文史：1840—1949》，2019年入选的“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丛书”（第一辑），2017年入选的“教育强国战略研究系列书”都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品出版物。这与出版社对自身专业优势的长期深耕紧密相关。教育理论图书是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重点业务板块，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版社曾陆续推出“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和《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教育思想概览》《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等优秀出版物。它们都是相关领域的上乘之作，影响深远。对教育理论图书的持续深挖充分显示了出版社服务教育的热情和专业出版的功底，也使出版社逐渐积累起专业的出版资源，为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申报和项目储备夯实基础。

（二）精准策划选题，全方位突出亮点

国家出版基金紧跟学术前沿，重点资助一批反映各学科最新成果，开拓新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学术精品，进一步推动学术发展和学科进步，提升我国学术原创能力，打造新的出版高峰。《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指南》进一步强化了对项目的创新性要求，从内容角度对申报项目作出限制性规定，明确了不予资助的项目类型：①重复出版的项目;②未经系统整理研究，只对文献、资料、档案等进行简单汇编影印的项目;③一般性个人文集、选集、全集类项目（除非著作者对国家有特殊重大贡献、获得社会广泛认可）。[4]

因此，教育类出版社在立足自身专业优势进行选题策划时，必须精准聚焦教育领域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或“留白”领域。把“我有什么”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国家需要什么”“教育学界需要什么”。以广东教育出版社的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丛书”（第一辑）为例，该项目在内容申报方面有以下三方面特色：一是立足国家对教育建设的宏观需要。众所周知，教科书是教育最直接、最基础的知识文本，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媒介，是国之大事，民之关切。近年来，公众和学界对教科书及相关问题尤为关注，国家层面也十分重视，并于2017年7月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管理和监督。教科书的编写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对国家的影响深远。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是落实立德树人的第一抓手。教材研究是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教材编写、出版、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思想认识的再提高再升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项目的社会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必须具有高站位、大格局。二是立足教育学学术前沿。国内以往的教材研究偏向于教材历史研究，而“中国教科学理论研究丛书”（第一辑）则是中国第一套系统的教材理论研究著作，填补了国内教科书理论研究的空白。因此，出版社在选题策划时应重点关注原创性、思想性、学术性较强并具有重要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出版价值的教育类项目。三是突出项目亮点。在项目申报时，应对项目特色进行全方位呈现。由于基金评审的工作量大，项目申报书在概括亮点、突出特色方面需要反复打磨——对亮点概括的精准、小标题的凝练、排版格式上对重点的突出、语言和逻辑的规范，都是虽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技术层面的细节，它们能帮助评审专家快速全面地把握项目价值。

（三）对标国家水准，精选作者团队

高水准的作者团队对于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的打造至关重要，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中的关键因素。以“中国教科书理论研究丛书”（第一辑）为例，作者团队由我国教科书研究专家石鸥教授担纲。石鸥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课程教学论博士点负责人、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目前其主要从事中小学教科书、课程与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基本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共编写学术著作、教材40余种，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主持各级课题近40项。近年来，石鸥教授和其团队先后推出《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等系列教科书研究成果，先后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石鸥教授凭借其数十年在我国教科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和丰富经验，召集全国高校致力于教科书理论研究的专家，以基础原理阐释、研究方法论、美学、语言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对教科书进行学理性或实证性的考察和分析，构筑起教科书理论研究的大厦，填补了国内教科书理论研究的多项空白，为创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教科书学”画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教育类出版社权威专家资源的积累与丰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教育类出版社对高端专家资源的培育与储备。出版社其他板块的资源建设也将由此获得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四）合理控制规模，科学申报预算

项目成本预算是国家出版基金申请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国家出版基金对基金项目的预算审核、经费管理、财务验收有着非常专业的一整套评审体系。出版社如申报多个项目，在项目的规模和申請资助金额方面应有所区分，要根据出版社的规模、项目规模、成本、难度形成梯度。出版单位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合理控制项目规模，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项目”。在填报经费预算表时，对各项成本支出做好细致的市场调研，确保数据准确、依据充分、说明清楚。对于个别成本支出标准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务必在成本预算表后的“经费预算说明”栏中作出详细说明。此外，要注意对项目预期发行量进行科学测算，合理确定印数，并据此进行经费预算。一言以蔽之，预算申报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体现出版社在成本控制和资源调度方面的专业性。[5]

四、结语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华民族迈入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也已正式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高质量成为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和衡量标准，也成为教育出版的发展旨归。立足主业，深挖教育专业优势，打造精品之作、传世之作，既是夯实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理论根基的内在需要，也是每一位教育出版人的责任与担当、使命与荣光。

参考文献：

[1][4]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EB/OL].（2020-5-22）.http：//www.npf.org.cn/detail.html？id=1994&categoryId=27.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3]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相关问题解读（下）[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7-03.

[5]范庆奎.从细节着手做好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工作[J].出版发行研究，2020（6）：41-45.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3-13）.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3/c_1127205564_14.htm.

（作者单位系广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