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普措才仁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翻过一座山，或者绕过一片湖泊，在某一处安静的拐角处，他的舅舅杰桑·索南达杰和他的阿爸奇卡·扎巴多杰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的想象里，他们盘膝坐在地上，轻松愉快地聊着什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就像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舅舅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的情景，定格在他的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白炽灯下，他的阿爸和舅舅相谈甚欢，他们不断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一种快乐的气氛氤氲在整个屋子里，也感染到了和弟弟一起玩耍的普措才仁。那年他15岁。

或许就是这样一种错觉，每次要去可可西里巡山，普措才仁总会主动要求加入，如此，他也成了进入可可西里巡山次数最多的人。

2021年5月16日，可可西里组成一支7人的巡山队，准备进入可可西里腹地巡山。临行前，他们邀请我和著名电影导演万玛才旦及他的助理才多3人加入了这个团队，跟随他们一起完成这次巡山之旅。可可西里管理处之所以邀请我们参与到这次巡山工作中，是因为自从可可西里没有了枪声，他们的屡次巡山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逐渐地，他们自己觉得这样的巡山似乎少了点什么，虽然每一次都圆满地完成了巡山任务，但并没有让巡山的意义广泛地传播出去。“可可西里的枪声已经消失了十多年了，但我们依然在坚持巡山，保护着可可西里，因为我们知道，可可西里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一些贪婪的不法分子时刻窥视着这里丰厚的宝藏，只要我们稍微有些松懈，他们就有可能乘虚而入。所以，我们依然要以巡山这种最为传统的方式，也最为有效的方式，给他们以震慑，也希望这样的震慑作用，能够通过媒体、网络等传播得更远更广，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让更多的人们知道这里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依然需要得到人类的保护，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这也是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巡山队，和我们一起完成一次巡山任务的原因。”临行前，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局长阿旺旦巴对我们说。

我们和普措才仁，就是在这个由10人组成的巡山队里认识的。5月17日，为了适应此次的巡山之行的气候、海拔等，我、万玛才旦和才多先期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这里度过一夜，18日，便和巡山队在青藏公路通往可可西里腹地的路口会合，开始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山之旅，而在此之前，普措才仁一直做着这次巡山之行的准备工作：为车辆准备汽油、零配件、备胎，为人马准备食物、用水、药品等。出发时，阿旺旦巴局长一路陪同，普措才仁重任在身，担任了巡山队队长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与普措才仁初期相遇相识。他和我们打过招呼，依照藏族的习俗，互相行过贴面礼后，便开始交代进山后的注意事项。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一路上所产生的垃圾，全部留在车上，等我们完成巡山任务，出山之后再处理！”那天是5月18日，我们离开索南达杰保护站，准备前往库赛湖保护站。

或许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他和他的巡山队员们极好的生态理念和环保素质，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的行程中，他们的行为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走在巡山的路上，才知道他是“改革先锋”“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外甥，也是被誉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神”的奇卡·扎巴多杰的儿子，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是当时承担着可可西里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保护任务的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前后两任书记，也是我国第一个武装反盗猎组织“野牦牛队”的带头人，而普措才仁是他们的直系后代！这样的特殊身份，使得我一路上都在关注着他，在闲暇时刻，便找他闲聊。但他是巡山队里最忙的那个人，我们每天的行程、吃喝用度、晚上住在哪里、每一个巡山队员各自要做些什么，都是由他来安排调度，于是，我和他之间的聊天便时断时续，一直到了整个巡山任务结束，依然没有聊出一个完整的话题。

我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是，舅舅和阿爸先后为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献出了生命，你为什么依然要做这份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

“除了去工作，去保护可可西里，我也是在去寻找他们。”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普措才仁思忖片刻后说。

普措才仁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也更加促使我想去弄清楚其中的缘由。

普措才仁至今清楚地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舅舅的那个晚上。那一天，舅舅到他家里来做客，他的阿爸迎出大门，把舅舅请到了客厅，让他坐在了上座的位置。郎舅相见，亲密有加，一起闲话吃饭，自然而然要喝两杯。很快，俩人就把一斤白酒喝完了，但都觉得意犹未尽，阿爸便打发普措才仁去买酒，他从兜里掏出几十块钱给了普措才仁，并且答应剩下的零钱归他所有。

普措才仁欢欣无比，拿着钱便到离自家不远的小卖铺里去买酒。等他买了酒回来的时候，他的阿爸和舅舅正说着什么，他听他的舅舅说：“如果我死了，我不要天葬，也不要诵经念佛，我是共产党员，我要火化，再把我的骨灰撒到可可西里，那里才是我愿意留下的地方！”

那时候的普措才仁，还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对可可西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知道那里是一片荒野，海拔很高，他的舅舅为了保护那里的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成立了一个西部工委，可可西里是他们经常要去出差的地方。

舅舅似乎是有预感的，就在他给普措才仁的阿爸留下那句话不久，当他再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巡山时，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再也没有回来。

普措才仁在治多县城长大，他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治多县索加乡（当时叫八一二队）工作，每年到了过春节的时候，他的阿爸阿妈就会把他送到舅舅家里，在牧区过年，这似乎成了他们家的一个传统，也成为他童年时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1988年，普措才仁9岁，春节前夕，治多县发生特大雪灾，牲畜伤亡严重，而在普措才仁的记忆里，却满满是家人团聚的温馨。他记得舅舅把他的双脚放在怀里，为他焐脚，他把自己冰凉的小脚紧紧贴在舅舅温热的胸口上，一股暖意便在他小小的心里升騰起来。但这样美好的情景总是短暂的。他的双脚暖和过来，他还没来得及给舅舅说一声谢谢，舅舅便披上军大衣，戴上厚重的雷锋帽，走进了房屋外白茫茫的雪野之中。舅舅担任着抗击雪灾总指挥的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春节来临，他也没见舅舅几面。

普措才仁后来的记忆里，他的舅舅便和可可西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时，他也从一个儿童长大成了一个懵懂的少年，他的舅舅离开索加乡，到治多县上担任了治多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不久后，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舅舅担任工委书记。

直到后来，普措才仁才慢慢知道，自己的舅舅和他的西部工委多么了不起啊！西部工委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武装反盗猎队伍，而他们战斗的沙场，则是平均海拔近5000米、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

5月18日，由6名巡山队员和我们3人组成的巡山队乘坐3辆皮卡车，正式向可可西里腹地挺进，越过一道河时，我和万玛才旦乘坐的汽车便陷入了河道一侧的沼泽之中。这是一辆北汽“勇士”皮卡车，由巡山队中经验丰富的辅警尼玛扎西驾驶。陷车后，我和万玛才旦都有点紧张，巡山队员们却淡定从容。另一辆车上的普措才仁停车下来，卷起裤管，蹚入泥泞之中，几个巡山队员也跟着他蹚入了泥泞中，他指挥队员们给我们的车挂好牵引，用钢丝绳与另一辆皮卡车连接在一起，没用多费功夫，就把我们的车拖了出来。直到此次巡山之旅結束，我这才明白，陷车，其实是可可西里巡山途中的家常便饭，可以说，整个巡山之旅，就是在探路、陷车、拖车、修车、接着再出发，开始第二轮探路、陷车、拖车、修车的周而复始中完成的。

当晚，我们从索南达杰保护站到达库赛湖保护站。这是一个无人值守的保护站，或者说是一个季节性的保护站，到了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迁徙、繁殖的季节，可可西里管理处就会派人来值守。我们到达时，这里还没有人值守，到达后，普措才仁示意我们先不要下车，他持枪带着几名巡山队员进入保护站，开始在保护站内搜寻检查。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保护站无人值守，里面的温度又相对高一些，棕熊、雪豹等野生动物往往会把这里当成它们栖息的地方，有时，一些非法穿越者和盗猎分子也会在这里过夜休息。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们便先行进入，在各个角落搜寻检查了一番。

入驻库赛湖保护站，队员们在普措才仁的安排下开始各自分工，打扫房间、烧水做饭，他们把室内最暖和的一间屋子留给我们3人居住。晚上11点，当大家准备休息，乘着些微的闲暇，我去找普措才仁聊天，问了他一个或许对他来说有些残酷的问题：记不记得你的舅舅牺牲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

“记得很清楚！”普措才仁沉吟了半晌后说。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杀戮，这种疯狂杀戮的缘起，全是因为藏羚羊的绒毛可以制作出一种叫“沙什图”的奢侈品，当时，一条“沙什图”披肩的售价，就达到了4万美金。这样一条披肩，则需要用三四只藏羚羊的绒毛方能织出！而猎杀藏羚羊的成本却很低廉，只需要偷偷潜入可可西里，带上几支杀戮的武器，如此，一些贪婪的犯罪分子便走上了这条血腥之路！仅仅几年，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便从20万只锐减到了不到2万只！

可可西里腹地上演的残酷杀戮，让时任地处可可西里边缘的治多县党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如何遏制这样的罪恶？杰桑·索南达杰想到了武装保护，在他的推动下，治多县西部工委应运而生，于1992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有了第一支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反盗猎武装队伍，舅舅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羊，他们自称是“野牦牛队”。

到1994年元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舅舅带着他的野牦牛队，先后12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驱赶和抓捕潜入可可西里盗猎藏羚羊的犯罪分子，正义的枪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猖狂，而正义与邪恶的对峙，在可可西里才刚刚拉开帷幕。

那是1994年深冬的一天，正在上高中的普措才仁放学后回到家里。当他推门走进屋里时，屋里的气氛十分凝重。阿爸坐在沙发上沉默无语，从一侧的卧室里传来阿妈嘤嘤哭泣的声音。

“怎么了阿爸？”

“你的舅舅出事儿了……”

那一年，普措才仁16岁，正在上高中，有关舅舅在可可西里勇斗盗猎分子，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是他后来才知道的。那是他的舅舅最后一次巡山，他带领着4名巡山队员，抓获20名盗猎分子，缴获7辆汽车、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解盗猎分子走出可可西里之时，遭到盗猎分子的反抗，舅舅带着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直至壮烈牺牲……舅舅去世后，普措才仁的阿爸便给玉树州委州政府写信，要求辞去当时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调回治多县，负责西部工委的工作，“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舅舅壮烈牺牲的事迹和阿爸毅然决然做出的决定，给这位懵懂的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他就决定，等高中毕业，一定要报考一所警察学校，将来做一个像舅舅一样、像阿爸一样的人，最好去可可西里工作，哪里有困难艰险，就去哪里奋斗贡献！

当普措才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当时，阿爸并没有表示什么，阿妈却极力反对：“你的舅舅走了，你的阿爸也不顾这个家，要求去那里工作，这还不够吗？”

阿妈的态度是决绝的，她觉得普措才仁的性格急躁，遇事容易冲动，“要磨磨你的性子！”阿妈这样说着，执意让他报考财务会计等需要耐心的专业。那时候，阿爸已经调回了治多县，继任了舅舅西部工委书记的工作，少年普措才仁深知失去了哥哥，又要为丈夫担惊受怕的阿妈的悲伤与失落，经过一番掂量思考，最终遂了阿妈的心愿，也如愿考入了当时的青海省财经学校。

5月19日，我们在库赛湖保护站度过一夜，天光刚刚放亮，巡山队员们便先后起来，经过简单的洗漱，便开始准备早餐。普措才仁指挥大家各行其事，并特别交代把喝完水的矿泉水瓶全部收拾起来，“等到了有淡水的地方，再把它们灌满！”我这才知道，这是巡山队巡山时的一个惯例：车上不能带太多的饮用水，他们便想出了这样的办法，那就是重复利用矿泉水空瓶子，每到一处可以饮用的水源地，便把空瓶子再灌满。出于优先考虑满足饮用水的前提，巡山队员们每天的洗漱，也就是漱漱口，刷刷牙，洗脸洗澡全免了。在跟随巡山队员巡山的那几天里，我们也学着巡山队员的样子，不洗脸不洗澡。

那一天，我们一直沿着狭长的库赛湖行走，向豹子峡的方向行进。库赛湖虽然被冰雪覆盖，但季节的风已经吹开了冰面，巨大的冰块堆积在岸畔，冰雪消融处露出了湛蓝的湖水。我们坐在车上，正在欣赏着车窗外的美景时，忽然，一只狼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大家看，狼！”我高叫了一声，为我们开车的尼玛才仁师傅便善解人意地停下车来问我们：“要拍照吗？”

我匆忙下车，拿出相机朝着那只狼跑去的地方不断按着快门。这时，普措才仁也从他们乘坐的那辆车上走下来，对我们说：“遇见狼，依照我们藏族的说法是祥瑞之兆啊，我们刚刚出发就遇见了狼，说明咱们这一趟巡山之旅会非常顺利！”

大家谈笑着，在库赛湖畔合影留念，按照计划，今天我们的行程有点远，不敢再多逗留，在普措才仁的招呼下，大家上了车，重新出发了。没走多远，我们就发现了一头野牦牛的尸体。

“去看看！”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阿旺旦巴局长说道。尼玛师傅便示意跟在我们后面的两辆车也停下来。巡山队员们都下了车，向着野牦牛的尸体走去。

近年来，盗猎藏羚羊的事件虽然销声匿迹了，但偶尔也会有人猎杀野牦牛，再把野牦牛肉冒充牦牛肉倒卖。这是因为依照现在的市场，一头牦牛的售价大概在1万元，而猎杀一头野牦牛，除了汽油和车辆的损耗，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一些不法分子就会铤而走险。这也是巡山队员下车查看野牦牛尸体的原因，看它是不是被不法分子猎杀的。

经过仔细查看，巡山队员确认这是一头自然死亡的野牦牛。野牦牛有个习惯，当自己行将死亡时，它会独自离开牛群，一直向高处攀爬，直到一处寂静险峻的高处，才会停下来，等待死亡的来临。这头野牦牛，显然是死在山上后，被狼群从山上拖拽到了这里，草地上留下了被拖拽的印痕。

就在巡山队员们放下警惕，准备再次出发时，我们的眼前又出现了一只狼！

“大家看！”普措才仁抬手指着，喊了一声，大家朝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一只狼近在咫尺，就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围着我们跑动着。

“今天真是福上加福啊，又看到了一只狼！”普措才仁说笑着，引得大家也笑了起来。原来，这只狼看到我们走近了野牦牛的尸体，以为我们会把它的食物带走，便冒险靠近我们，试图让我们离开。巡山队员们明白狼的心思，大家心照不宣地上了车，离开了。

那一天，我们看到了许多野生动物：野牦牛、藏野驴、棕熊、斑头雁、赤麻鸭……当遇到一大群野牦牛，大家都下车拍摄时，普措才仁沉静地看着野牦牛群，对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舅舅和父亲，他们也许化成了可可西里的一头野牦牛。每次进入可可西里，看到野牦牛，我就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他的这句话打动到了我，我把这句话记在了手机的备忘录里。

依照计划，那天我们应该到达卓乃湖，由于一路风雪，加上路况与我们出发前的预判大相径庭——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可可西里腹地的沼泽地解冻的时间提前，使得我们在去往卓乃湖的路上多次发生陷车，行程才走了一半的时候，天色暗淡下来，我们便在豹子峡找了一处向阳背风的山谷，扎下帐篷，露营下来。那里的海拔5000米以上。伴随着夜晚的来临，四周一片漆黑，我们用汽车的前灯照明，平时刺眼的灯光，在这个荒野的黑夜，显得小气微弱，只在眼前打亮了一小片地方。那一天，我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疑问，那就是，普措才仁上了财经学校，怎么还是成了一名警察？

那天，大家吃完饭，乘着睡觉前的闲暇，我向普措才仁问了这个问题。

“这事儿还是和我的舅舅、阿爸有关。”普措才仁说，“我的舅舅，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是基层的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直到他壮烈牺牲。他是英雄人物，也是优秀党员。我的阿爸，不计级别，不计报酬，从条件、待遇都不错的州上单位调到县上工作，也是因为他是党员。”

“这与你成为一名警察有关系吗？”

“我要像他们一样！”

普措才仁考入省财经学校，第一学期，他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入党。第二年，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那是1998年。也是在那一年，他的阿爸奇卡·扎巴多杰为了实现杰桑·索南达杰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遗愿，继续坚持杰桑·索南达杰开创的巡山之路，驱逐和抓捕潜入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的同时，他四处奔走、呼吁，积极与相关单位、个人联系。他保护可可西里的决心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许多人。在自然之友会长、梁启超之孙梁从诫等著名人士的帮助下，扎巴多杰专程奔赴北京，通过在北京各大高等院校和大型企业的演讲，得到了社会上的支持与捐助。

从北京回来，到了西宁，他把普措才仁从学校叫出来，和他一起吃饭，给已经渐渐懂事的儿子说起了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事儿。普措才仁记得，那天阿爸很高兴，吃饭的时候还喝了几杯酒。

“可是，就是在那一次，他回去后不久，就出了意外，去世了……”

普措才仁的阿爸，为推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纪录片《平衡》，以朴素真实的镜记录下了他在可可西里工作的情景。纪录片也反映了他不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以保护可可西里为要务，只要有违环保，对谁也不留情面，得罪了一些人。他和环保人士杨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在可可西里巡山时，刚好遇到杨欣的生日，他们便在简陋的帐篷里为杨欣庆生，扎巴多杰带头唱起了那首广为传唱的《一个妈妈的女儿》：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

他們的妈妈叫光明;

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

他们的妈妈叫中国……

舅舅的牺牲，阿爸的去世，让少年普措才仁意识到，要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意志坚强、心怀信念的人，而将来他要从事的财务工作，难以实现他心里渐渐强大起来的抱负，于是，他决定，财校毕业之后，再去报考警察学校。后来，他便考入了当时的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直接来到了当时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工作。

自从到了可可西里管理处工作，巡山，便成了普措才仁和可可西里巡山队最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普措才仁不记得他已经是第几次巡山了，但他记得，他也遇到了像他舅舅一样惊心动魄与盗猎分子狭路相逢的事件。有一次，他们在巡山途中，与一群盗猎分子遭遇，他们机智地与盗猎分子周旋，最后成功把盗猎分子全部抓获。之后，在搜查他们的车辆时发现，他们不但有充足的柴油，光子弹就装满了一只50斤的塑料桶，还有几支半自动步枪和小口径步枪。审问时，其中一个盗猎分子说出实话：“我们的小口径是留给藏羚羊的，半自动是留给你们的。你们人少枪少，我们用子弹耗你们也能把你们耗死！”

这样的故事，在普措才仁身上发生过很多。“2010年，我们在雁石坪抓获了一个七八个人的盗猎组织，没收了七八十张藏羚羊皮，这也是可可西里最后一次响起枪声。”普措才仁有些自豪地对我们说。我们也从其他巡山队员那里得知，他还曾经是著名的“帐篷队长”，每每进入采挖黄金的季节，他便带着一名巡山队员守候在青海新疆交界处进入可可西里的一个沟口上，搭起帐篷，阻止非法采金团伙进入可可西里。他严厉、认真，检查、登记绝不马虎，“帐篷队长”的名号便先从那些试图进入可可西里非法采金者的口里传开了。在他的腰部，有一道很深的伤痕，那是在一次巡山途中，车辆陷入泥泞之中，当他用牵引把陷车与另一辆车连接起来，准备拖出陷车时，牵引用的钢丝绳突然绷断，就像一条钢鞭一样狠狠抽打在他的腰上，他当时就昏厥过去。等队员们把他送到格尔木的医院，检查时才发现，他的肠子从伤口中露了出来。由于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手术后，便留下后遗症，他时常会出现肠胃不适，每每犯病，便疼痛难忍。

5月20日，我们到达了卓乃湖保护站。这里被巡山队员称作可可西里的五星级宾馆，是因为这里有带有暖气的房间，有比较齐备的厨房设施，晚上睡着暖和，还能做可口的饭菜吃。

我们到达这里时，是凌晨3点，由于一路颠簸，大家简单地吃了几口饭就躺下休息了。强烈的高山反应，让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起床走出保护站，打算去看看保护站外面的卓乃湖，去拍卓乃湖上的日出时，看到普措才仁也起床了。互相问过早安，看着他的脸色很难看，问他怎么起来这么早，才知道他的后遗症犯了，肠胃不舒服，拉肚子，胃口也坏了，不想吃饭。我让他赶紧回去休息，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山包说：“舅舅去世后，依照他的意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可可西里，那个小山包，还有索南达杰保护站、他牺牲的太阳湖畔都是撒了他骨灰的地方。”说完，深情地望着小山包的方向，沉默下来。我看着他的目光，似乎感觉到他在寻找着什么，看见了什么。

后来的几天，由于大雪封路，我们滞留在了卓乃湖保护站。普措才仁的病一直没有见好，几天时间里，他就明显地消瘦了下来。

5月24日，大雪终于停了下来，天空放晴，但我们此行的物资已经不够我们继续前行：汽油已经所剩无几，3辆汽车的备胎也已经全部用完。为了安全起见，阿旺旦巴局长决定我们向索南达杰保护站后撤，遗憾地提前结束了我们的巡山之旅。

普措才仁的病情好转起来。当我们后撤到索南达杰保护站时，他告诉我，这一趟，他瘦了15斤。整个巡山途中，他一直佩戴着党徽，我便问他：“已经有几年的党龄了？”他面带羞涩，说：“我在省財经学校上学时，就已经是预备党员，那是1998年，但我正式成为一名党员，还是2005年的事，比其他党员的考察期长。说明我还要继续努力，还要严格要求自己。”后来我才知道，自从成为一名公安干警，他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受到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和青海省森林公安局的表彰嘉奖。

作者简介：龙仁青，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出版作品20余部，曾获“骏马奖”、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三毛散文奖、青稞文学奖等。系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