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欣

清末民初之际，随着西北史地学的蓬勃发展，出入西北考察或游历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潮，大量行记应运而生。许多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在行旅中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其记录涉及山川地貌、气候物产、经济交通、风土人情、宗教民俗、日常生活等等，其作者以汉族为主，职业包括官员、科学家、记者、宗教人士等等。尽管这些行记的记录方式和内容带着强烈的个人意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其对物、事、人的记录均展现出民族志式的知识采集与跨文化田野带来的情感体验，使其具有了民族学、人类学文本的意义，不仅给当时对边疆仍抱有陌生想象的国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记录，也留下了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可贵的资料。

新疆是西北考察的重地。在涉及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大量记录中，“偎郎”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频繁，例如，谢彬于1917年3月底至6月的行旅中，于特克斯、库车和且末共观看了三次偎郎；杨钟健在1931年8月的9天之内，分别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绥来(今玛纳斯县)、塔城观看了三次偎郎，可见其时的流行程度(1)谢彬：《新疆游记》，见《西北行记丛萃》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杨钟健：《西北的剖面》，见《西北行记丛萃》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在百年前的记录中俯拾皆是的名称，在当代维吾尔乐舞形式中却并无任何踪迹可寻。这种错位令笔者对这批记录产生了兴趣，希望能够以走进文本细节的方式，还原考察者笔下“偎郎”的真实面貌，重新建立历史文本与当代表演之间的联系，并针对其中的语词互译、文本特点、民族文化交往等问题做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