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塔冈纪兴》摩崖石刻考

2021-08-23钟雯瑞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年13期

摘要：明《塔冈纪兴》摩崖石刻蕴含丰富的史料价值。隆庆开海后，阳江海域倭患不消反升，危及地区安全。石刻记录了阳江县令王仲上任后，为了增强阳江的海上防御功能以抵挡海洋危机，在阳江县城进行增筑城池、迁县署、训乡兵与建北津城等工作。《塔冈纪兴》摩崖石刻为研究阳江海防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

关键词：明代;阳江;摩崖石刻;海防

摩崖石刻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阳江是粤西地区的重要沿海城市，隆庆开海以来海上贸易日趋繁荣，同时也暗含倭寇①侵犯的危机，危及该地区人民安全。阳江市江城区北山公园留存下来的明《塔冈纪兴》摩崖石刻，详细记载了明隆庆时期阳江县令王仲任职期间的主要贡献，是该地重要实物史料，对阳江海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明《塔冈纪兴》摩崖石刻

关于《塔冈纪兴》摩崖石刻，民国《阳江县志》记载：“石刻在东山莲花石前，后枕石塔，故曰塔冈也。”②其位于今日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北山公园山脊的巨石南面，镌刻于明代隆庆六年（1572），高3.2米，宽2.5米，16行共248字，字径0.12米，楷体阴刻，下端阴刻莲花瓣纹饰。

根据石刻文字记录，全文如下：

辛未春，守南恩，见县基卑陷，迁回古治。城池颓坏，与之增筑。北郊外，山涧冲射，华盖底凹，乃筑溪为池。创立宫观书院，以鼓舞同志。训乡兵，倡骁勇，山海之贼，擒斩无敌。次年，倭寇数千，焚舟陆行，所过秋毫无恐。徘徊山岗，指点浮云，叹国家之法度，缜密可畏，然亦未免困郁英雄。未期，电白破城，大兵往返，凡百取足。民有菜色，朝夕奔走，以活民命。月余，始得如故，乘暇放观于海，建北津城。奉命还朝，与同寅豫斋登山，漫话山川，云鸟满天迎翠，一时对酌，千里鹤鸣，未必乾坤造化，皆偶尔弄奇，或者知而使其然，未可晓也。饮醉解衣放歌，独立绝巅，俯视人间，依阿俗吏，不觉长笑。皇明隆庆壬申仲夏之吉，阳江令马平冲阳书，典史舒和刻。

经过笔者查阅，该石刻未见于康熙、乾隆、道光三个版本的《阳江县志》以及万历、崇祯两个版本的《肇庆府志》。该石刻始被收录于《民国阳江县志》②，除此之外，也见于现代整理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编》③、《阳江文史》④、《广东摩崖石刻》⑤、2000年《阳江县志》⑥、2003年《柳州市志》⑦、《砚田留痕：柳州人物书画经眼录》⑧、《广东金石图志》⑨中。

《塔冈纪兴》是纪事类摩崖石刻。如石刻落款处“阳江令马平冲阳书，典史舒和刻”所示，该石刻内容是阳江县令冲阳所写，“冲阳”即王仲其号，舒和是万历时期任职于阳江县典史。刻文记述了明代隆庆年间阳江县令王仲的事迹。隆庆开海带来的海洋秩序变动，对阳江附近的海域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因而，王仲在阳江五年任期时间里，围绕防御贼寇做出了许多贡献，如迁移县署、增筑城池、训练乡兵、建北津城等。下文将首先介绍隆庆年间倭患的背景，再具体分析刻文所述的王仲的这几项工作。

2 隆庆开海后阳江倭患不消反升

隆庆开海后，广东私人海洋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广东作为沿海地区大省，在明代一直是海洋走私贸易的活躍区域之一。海洋走私贸易既有岛夷“志在贸易”的需求，也有闽粤民众以海为利的传统行为，正如正德时人桂萼所言，广东“滨海一带，岛夷之国数十，虽时时出没，要其志在贸易，非盗边也。然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体不勤，惟务剽掠，有力则私通番舶”①。虽然广东地方政府明面禁止私人出海，但广东沿海人民“有力则私通番舶”已是普遍现象，在隆庆开海后，广东私人对外贸易则更加繁荣。

繁荣的海洋贸易背后隐藏着倭患危机。如康熙《阳江县志》所载：“端州南滨于海，而阳江独当之，估客往来之辐辏，民利之。然而，海寇倭贼时有抄略，故其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实岭以西要害之卫也。”②阳江地区地处粤西要害地位，是南海的大门，商客往来络绎不绝，贸易一片繁荣。然而其得益于海，威胁亦在海。嘉靖时期“倭乱”并没有对阳江造成很大影响，倒是自隆庆开海之后，阳江地区时有倭寇进犯且损伤严重。据康熙《阳江县志》记载的从嘉靖元年开始的县大事记，只有一条有关海寇的记录：“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海寇攻城，却之。”③从字面纪录来看，此次海寇攻城并无伤亡损失记录，说明此时的海寇伤害程度很小。但自隆庆年间，记录变得多了起来，且伤害力度极大。万历《肇庆府志》记载：“（笔者注：隆庆）三年，倭寇阳江至于北门，徭陷海朗所。”④到了清康熙版《阳江县志》，记录则更多：“隆庆元年丁卯，番贼寇海陵。二年戊辰，倭入寇登北城，拒却之;五年辛未，海寇劫掠，闽寇林道乾、朱良宝、郑大汉等相继劫掠北津、海陵一带，焚毁殆尽。”③再加上康熙《阳江县志》所载疍户的情况：“正统年间，原额三百户。隆庆年间，倭贼入寇，蛋户皆沿海而居，死亡过半，裁去所官，尚存一百零四户。”⑤综上，阳江海洋秩序变动深受隆庆开海的影响。由此，减少隆庆开海后倭寇带来威胁，增强阳江海洋防御的能力，自然也成了王仲进行地方工作的首要出发点。

3 刻文所见王仲防倭事迹

康熙《阳江县志·名宦传》载：“王仲，马平人，隆庆二年由举人知阳江县事属。”⑥刻文的主人公王仲，为广西马平人，隆庆二年起至隆庆六年任阳江县令。从王仲到任时间可知，他一上任就面临阳江海域危机。根据刻文，王仲为了增强县城的防御功能以抵挡海洋危机，在阳江县城进行增筑城池、迁县署、训乡兵⑦、建北津城与建白沙寺等工作。

3.1 增筑城池

增筑城池是王仲出于海防角度的考量。城池由护城河和城墙两大主要部分组成，城墙还分别设有炮楼、瞭望台、窝铺、垛口、门楼等。刻文中“城池颓坏，与之增筑”，与康熙《阳江县志》中“隆庆二年，知县王仲以城卑增高五尺”⑧相互佐证。王仲对城池进行增修，正是对上文提及隆庆二年四月前倭寇进犯北城被拒一事迅速做出应对的表现。

首先，正如《筹海图编》所云：“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会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镇，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则无策矣。”①防守沿海城镇，使敌人不得进城，占领城镇，是御敌的最后一道防线。②而最后一道防线就体现在城池的建设上，城池坚固与否，关系到整座县城的安危。其次，城墙的高度与质量体现城池防御能力。据史料内容，明代广东卫城的高度分布范围在1.7到3.2丈，平均值2.35丈。③康熙《阳江县志》载：“明洪武三年，千户张均德甃以砖石，高二丈，厚一丈五尺，周八百九十二丈。”④洪武三年，阳江县城城墙两丈高，处于平均高度范围内，且在后来的记录中反映出该城墙修筑质量较差，“正德八年，岭西参政黄颙砌南北古坝，蓄水保障。嘉靖中，坝坏，知县吴焕章垒以石寻，又坏”④。而王仲在此基础上增高五尺，即2.5丈，高于平均高度。由此可见，王仲在此基础上增筑城墙，既能修复前期城墙的质量问题，又能增强阳江县城的防御能力。

3.2 迁县署

刻文中记载：“辛未春，守南恩，见县基卑陷，迁回古治。”王仲以县署地基不稳为由，将其迁回“古治”。王仲为何将迁县署称之为“迁回古治”？万历《肇庆府志》载：“阳江县署，在鼍山左麓，即旧布政分司。阳江旧署在西门内，即今察院行台是也。隆庆四年，知县王仲以旧治卑湿，始移今址。”⑤而在康熙《阳江县志·艺文志》中有更为翔实的记录：“县治之居鼍山左麓也，自隆庆四年庚午始也，仰溯始作才百有四年耳。此地前此不尝为布政分司乎，前此旧治不尝改为察院行台乎，官署之，视为传舍也，古今人未尝不相同也。”⑥道光《阳江县志》中也有记载：“县署在鼍山左麓，相傳即旧之布政分司署。县之旧署在西门内，即察院行台是也。”⑦很显然，王仲将原本设在西门的县署迁到了鼍山左麓，而鼍山左麓曾经是布政分司的所在地，因此称为“古治”。此外，民国《阳江县志》中，对刻文“辛未春”做了考证，“仲迁县治，庄志《建置》⑧在隆庆四年，而此在五年意者，四年经始五年乃落成耳”⑨。刻文所述“辛未春……迁回古治”，意为王仲在隆庆四年开始着手迁县署，到了隆庆五年才完成。

迁县署至鼍山左麓是为了提高县衙的安全性，从而达到防倭目的。庚午之役是促使王仲迁县署的要因。庚午，即隆庆四年。这一年江门附近海域极其动荡，倭患严重。万历《肇庆府志》记载：“四年贼寇恩平，流贼掠开建，四会大水，阳江飓风，秋八月盗劫封川。”⑩万历版府志虽没有记录庚午之役，但载入恩平、开建和封川等与阳江邻近的地方都被寇贼侵扰，阳江当时可谓四面楚歌。崇祯《肇庆府志》则详细地记载了“庚午之役”这一事件：“四年二月，肇庆府统治郭文通率师追倭于广海，败绩。倭据广海卫四十六日，杀戮三千人官民，房舍焚毁殆尽，比退文通帅狼兵、浙兵追之，两军不和，故败倭。满载东归，男女五百余人。贼寇恩平，流贼掠开建，掠四都、上莫等村，焚杀四百余人，虏者无算。”k康熙《阳江县志·艺文志》载：“庚午之役，以旧治卑湿，卜筑此地。”⑥阳江所毗邻广海卫，一旦倭寇向西进犯，那么阳江将陷入危急之中，而县署乃城中要地，因此，王仲为加强防倭力度，将县署迁移。

县治选址于鼍山左麓旨在增强其防御能力。明代倭寇问题严重，沿海州县设置更多的是突出其军事功能，阳江县城作为非实土卫所，加强其海防能力可以有效筑建坚固防线。万历《肇庆府志》：“正统己丑年，毁于寇，天顺间，知县黄健重建。正德七年，又被寇毁。”⑤又道光《阳江县志》：“明洪武中，知县张翼、县丞黄景哲重修。正统己丑，毁于寇。天顺间知县黄健重修，七年又为寇毁，知县姚凤建复。嘉靖间，知县吴焕章重建。”l在记载县治建置时，时常出现的字眼是“重修”“重建”和“毁”，可见旧县治已翻修多次，安全系数低，所以王仲才会以“卑湿”为由迁址。最重要的是，未迁县治前，县署曾在正统年间与正德年间被寇毁坏，证明此为易攻难守之地。且旧县治位于西门附近（图1），据地图可知（图2），当时城西门邻近漠江河，一旦倭寇走水路而攻城，那么县署就直接暴露于危险之中。而鼍山是阳江县城内的一座小山，位于城中心偏东北方向（图1）。县署选址于鼍山左麓既遵照了古代重要建筑位居城中心的思想，也能远离水路依靠山势作为防御屏障，从而提高其防倭能力。

3.3 建北津城

刻文记载：“次年，倭寇数千，焚舟陆行，所过秋毫无恐。徘徊山岗，指点浮云，叹国家之法度，缜密可畏，然亦未免困郁英雄。未期，电白破城，大兵往返，凡百取足。民有菜色，朝夕奔走，以活民命。月余，始得如故，乘暇放观于海，建北津城。”关于北津城这一段记录，有两处具有争议的地方。其一，电白陷城时间争议。由王仲刻文记载可知，隆庆六年电白县城沦陷，但是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发现关于电白陷城的年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隆庆五年说，康熙《电白县志》载：“隆庆五年冬十有二月二日，倭寇剳于庄垌，知县蒋晓称疾不出，明日袭城，陷之。蒋晓及指挥范震、李口乔、张大成、千户王朝相皆弃城走，指挥张韬死之。”①另一种是隆庆六年说：“（笔者注：隆庆六年）二月丙申，倭寇广东，陷神电卫，大掠。山寇复起。乙亥，倭寇高、雷，官军击败之。”②道光《广东通志》从之。然石刻史料与“隆庆六年说”互证，电白陷城应在隆庆六年二月，正如张以诚所注：“明史穆宗纪，隆庆六年二月倭寇犯广东陷神电卫，阮通志从之。此刻合然，则所称数千焚舟陆行界边者尽在正月，电白破城则在二月，故曰：‘未期。谓未匝月也。”③此说当较为妥当。其二，北津城的建立时间争议。现存方志关于北津城建城记载都称其始于万历元年，由许恩创建，“北津向未有城，明万历年间创建”④，“万历元年，许恩杀郑大汉以降，居之北津保界”⑤，而石刻则记录北津城建城始于王仲。张以诚于民国《阳江县志》中推测：“北津筑城，庄志建置及叶春及《筑北津城记》俱谓始自许恩，盖在万历元年许恩降后，据此，则先一年隆庆壬申已建城，或仲去工辍恩，复踵而成之，未可知也。”⑥据此说法，很有可能是王仲于隆庆六年始筹建北津城，竣工时间则在许恩后。

建立北津城的目的就是抵御倭寇入侵。康熙《阳江县志》载：“五年辛未，海寇劫掠，闽寇林道乾、诸良宝、郑大汉等相继劫掠北津海陵一带，焚毁殆尽。”⑦“嘉靖三十五年撤戍，自此盗贼如履堂皇，一陷海朗，再陷双鱼，三寇阳江，入其郛，北津、海陵民无噍类。”①海寇在阳江及其周围的卫所为非作歹，已经严重威胁阳江人民安全;又有上文提及的“电白破城”，北津与电白神电卫邻近，神电卫沦陷，北津就处于唇亡齿寒的境况。由此可见，为了防止倭寇由电白东进阳江，北津居民再被残害杀戮，建立北津城是解决燃眉之需。

北津位置居于阳江要冲，建北津城是海防所需。正如《新筑北津寨记》所言：“肇庆为郡，北扆万山，南傅与海，而阳江县则当大海之滨，北海其要害也，东接闽西，西过高、雷、琼、廉，通安南、越裳海上诸番之国，估客、倭寇犹门庭上往来。而粤缘海，旧有六寨，潮有柘林，惠有碣石，广有南头，雷有白鸽门，廉有鸟兔，琼有白沙，上下联络，岂不如引绳哉。第所则海朗双鱼相去二百里，寨则南头白鸽门，相去一千三百四十里，而北津居其中。”①从近距离来看，北海是连接海朗、双鱼两个卫所的中枢地点;从远距离来看，尽管广东海防设有六个水寨，但广东海岸线绵长，广州南头水寨与雷州白鸽门水寨距离670千米，也需要一个中转站，而北津则正处于两者中间。此外，根据图2可知，北津位于漠江的出海口，且“北津城在县南三十里”②，地处关隘，是从海路进入阳江城的门户。在北津未设城前，倭寇进攻阳江县城可沿漠江长驱直入达城门。因此，选址于北津建城是广东地区建立完备的海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万历四年，立北津水寨，改西路巡海参将为阳电海防参将”③，也恰好证明了王仲筹建北津城的前瞻性。

4 结语

摩崖石刻作为一种记录过去的文本，证经补史是其史料价值的重要体现。明代《塔冈纪兴》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是重要的实物史料。该石刻记载了明代隆庆年间阳江县令王仲为了提高阳江地区海上防御能力，在阳江县城进行增筑城池、迁县署、训乡兵与建北津城等工作，这些内容对研究阳江地区的区域史和海防史具有重要补充作用，对于今天阳江建设“海洋强市”，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钟雯瑞，女，广东阳江人，暨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①本文所提及的倭寇，除真倭外，还包括来自沿海地区的“假倭”“从倭”，即史书记载的“海寇”。

②张以诚.民国阳江县志：卷三六：艺文志：金石[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675.

③张以诚.阳江金石志[M]//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371-372.

④文普办.石刻几例[J].阳江文史，1986（3）：39-44.

⑤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广东摩崖石刻[M].[出版者不详]，1998：133.

⑥阳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阳江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990.

⑦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柳州市志：第7卷[M].柳州：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3：299-300.

⑧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砚田留痕：柳州人物书画经眼录[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20.

⑨伍庆禄，陈鸿钧.广东金石图志[M].北京：线装书局，2015：267.以一手史料石刻作为参照，《广东金石图志》收录的《塔冈纪兴》一文有两处应纠补。从实物刻文来看，应为“不觉长叹”，而不是“不觉长笑”，此处有误;另一处无法识别的三个字应是“舒和刻”。

①刘正刚.明成化时期海洋走私贸易研究—基于条例考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8）：66-78.

②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四：艺文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68-169.

③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三：郡事纪[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95-96.

④叶春及.万历肇庆府志：卷三八：郡事纪[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8.

⑤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二：赋役考[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46.

⑥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三：名宦传[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04.

⑦乡兵是地方人民为了自我保护而建立有别于军兵体系且具有地方特色的军事组织，沿海地区的乡兵擅长狼筅及水军作战，是明朝地方政府打击倭寇的重要力量。关于王仲“训乡兵”的这一项内容，管见所及，阳江地方史料中并未有太多记载，因此本文无法进行详细考证。学界关于明代乡兵的研究颇丰，有陈宝良《明代的民兵与乡兵》，《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黄文保《明代基层防卫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杜志明《论明代的乡兵》，中国明史学会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等。

⑧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一：建置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2.

①郑若曾.筹海图编：卷6：直隶事宜：巡抚都御使翁大力题云条[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525.

②杨金森，范忠义.中国海防史：上册[M].北京：海军出版社，2005：359.

③王珍珍，刘国维.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防工程形制分析[J].南方建筑，2021（1）：101-107.

④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一：建置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3.

⑤叶春及.万历肇庆府志：卷十：建置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98.

⑥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四：艺文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62.

⑦李沄，区启科，李应均，等.道光阳江县志：卷二：建置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2.

⑧庄志，即乾隆十一年庄大中纂修的《阳江县志》。此版本《阳江县志·卷二》即《建置志》已缺失，因此无法查实该志中关于阳江县公署的记载。

⑨张以诚，梁观喜.民國阳江县志：卷三六：艺文志：金石[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675.

⑩叶春及.万历肇庆府志：卷三八：郡事纪[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8.

k陆鏊.崇祯肇庆府志：卷二：事纪[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