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倩

内容提要：仇英所作《清明上河图》虽是仿张择端，但可谓旧屋新置，焕然一新。其中舞榭楼台、青楼等喻示的女性公开性与戏台场景喻示的女性隐蔽性两者所具有的矛盾，到底隐含着明代不同境遇下怎样的女性观？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青楼;女性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下简称为“宋本”）自问世后被很多人摹画，现存世的众多版本中辽宁省博物馆（以下简称为“辽博”）藏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以下简称为“辽博版”）是仇英诸多仿本中的优等品。仇英沿袭宋本的构图，以工笔重彩的方式描绘了明代苏州城的繁荣景象，其中城市建筑、城门、舟船等都与宋本有所不同。最引人注目的是辽博版中增加了青楼（图1）以及武陵台榭（图2）、戏台等场景，这些是宋本中所没有的。青楼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始兴，几乎未被直接展现在画面上，在辽博版中青楼却作为公开形象出现。画面中关于武陵台榭的场景中，华丽装扮的女子在露天台上为观看者表演。关于戏台的部分，台下观者皆为男性，仅有很少的女性隔着围墙以“窥看”的方式进行观赏，似乎女性是一种私密性的存在。

一、关于女性的公开性描绘

在辽博版中，青楼出现在显眼的街道，且设在城防关卡周边，门匾置有“青楼”二字，表明当时青楼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室内无过多装饰，仅看到一张桌子上面的一些瓷器、几张圆凳，对门处三位梳妆精美的女子在弹奏。青楼不远处悬挂着“武陵台榭”门匾的阁楼上，一红衣女子正在表演舞蹈，另有五名女乐为其配乐，围屏榻上三位文人在闲谈并欣赏舞曲表演，此跳舞女子正是当时的名妓武陵春。这里所反映的应该是富豪之家邀请名妓班社去家中表演的场景。

“青楼”一词最早出现在曹植《美女篇》中，当时青楼多与高门宽巷联系在一起，为貌美女子居住之处，在诗词中也多用于表达女性的闺怨。魏晋时期，受宫体风影响，出现了青楼与家妓联系的诗句，至唐后“青楼”一词成为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宋元以后“青楼”作为妓院的含义已经到了不言而喻的地步，明代是青楼的繁荣期。画面中出现青楼以及名妓进行歌舞表演的场面，也从侧面说明当时青楼行业的兴盛，以至于让人不足为奇。这些女性多是因为家庭贫困而被以诱骗及买卖的方式置于青楼中，因为高额的赎金而难以脱身。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获罪而被贬为妓的官僚或富豪家庭女性，以及难以摆脱世袭乐户身份，不得已在这种环境下卖艺谋生的女性等。

唐代男性中进士后一般都会去青楼，明代亦如此。乡试之年，来自各地的应试者皆在此集会，当时妓院与贡院（科举考场）对门而开，应试者会通过青楼获得人脉和知识的交流。虽然青楼行业发展兴旺，但身居在此行当中的女子多是不情愿的。这些女性表面光鲜亮丽，背后实则凄惨不堪，不仅自由尽失，每天还要受老鸨的剥削，贩卖身体和感情。青楼女性的生存依附于男性。以往，妓女仅凭借着肉体和美色维持生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其有了更高的要求。青楼女性需要掌握琴棋书画、歌舞等多种技能以满足文人雅士的需求。在当时，无才艺的青楼女子不仅不被客人喜欢，还会被其他青楼女子藐视。拥有才艺的青楼女子服务的对象大都是文士、官吏，若受追捧便能成为名妓。

另外，在与文士的交流中，青楼女子也获得心理上的愉悦和人格上的尊重，同时更为她们提供了从良的可能性。

明代宣德年间，朝廷曾下禁令杜绝官吏狎妓宿娼，但很快便成为一纸空文。因为青楼女子的美貌和才能深受文人喜爱，与艺妓交往也能够使一些官场失意的士大夫获得政治不得志的慰藉。文人墨客以潇洒风流、惊世骇俗为傲，官商蓄养艺妓和瘦马，或入楼狎妓，或携妓出游[3]，并为他们欣赏的艺妓绘像。妓女成为周旋于男性公共领域而满足于男性心理需求的灵魂伙伴，非常透明化。

上述种种皆反映了当时青楼行业的透明、公开。青楼女性通过贩卖美色和身体的方式获得钱财，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她们所做的是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但因政策的放宽和经济的发展，青楼的呈现方式由隐晦向“半透明化”转变，稍具公开性，所以在画面中出现了青楼女性的表演场景。

二、关于女性的私密性描绘

在画卷的乡村郊野部分，出现了宋本中未出现的观戏部分。台上表演者在表演戏曲，台下观者众多，还有携着凳子跑来的观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但细看便会发现，戏台下皆是男性，仅在围墙内侧有寥寥几个女性踩着凳子，探着头，隔着围墙观看戏曲表演。为什么绘者表现的女性只能以窥探的方式观看表演？当时的普通女性人物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讨的。

（一）现实与画面的矛盾

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中，男性体格强健的天然优势使其处于主导地位，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我们对传统女性的固有认知。但事实上，女性并不仅仅处于纺织和耕种的附属地位，她们在农作中的工作强度和男性无大差异。明嘉靖时，何良俊在论述水田生产时已把夫妇二人作为一个标准的生产单位进行计算。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得到提升。为了補贴家用，女性不再被禁锢于家院之内从事传统的妇事，而是走出家门，参与到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中。如仇英的女儿仇珠，也同仇英一样参与卖画，与当时的男性文人学者也有一定的往来。当时，众多行业也向普通女性敞开大门，她们可参与的行当就有兜售货物、做媒、参与戏曲表演等。如《云间杂识》中记载，万历年间，吴卖婆靠四处兜售货物变得富裕。妇女通过经商活动获得利益，摆脱了专事农耕、纺织的单调生活。商贩往来，促进了社会进一步富裕，人们开始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追求享受。嘉靖时期的女性无论贫富，都在讲求式样新颖的华服和精美的妆容，游山玩水和烧香拜佛也成为女性的社会活动。苏州女性尤以好游为人所知。清明时节江南城镇所举行的春台会，男女不禁，自由参加。明末，大量关于女性的教科书问世，表明了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同时也暗示了明末之前的女性并未按照教科书中规范的条例去约束自己，所以才会以书规范。烧香拜佛、从业经商、出门游玩是明中后期江南民间女性的日常生活，女性并不是固守于家中。所以明代普通女性的形象与画面所表现的是相矛盾的。

（二）对女性形象隐秘性展现的剖析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得到提升。明代女性虽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放的时代，获得了走出房门的机会，但并未完全摆脱“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守节、缠足，同时各种制约女性的教条也使其处于男尊女卑的地位。五代时期一位妇人运送丈夫的灵柩回家，夜里想投宿旅店，旅店主人拒而不纳，牵了她的手臂让她出去，女子便觉得自己被污而把手臂砍去。这足以说明“三从四德”等观念对女性的严重毒害。尽管江南发达地区的一些女性获得了解放，但其仍然处于男尊女卑地位。明末清初，一位旅居江南的葡萄牙传教士称中国女性的闺阁为“圣域”。他发现了一种现象，人们如果因失误而靠近女性住所，便会有“女人在里面”警告，而且女性房间多是隐蔽的，并无面向街道的。这也反映了传统女性及女性空间的私密性在画面中存在的合理性。

仇英作此图是在嘉靖时期，女性几乎还是被禁足于家院之内，且明中期南直隶的地方志也在提醒读者“妇人耻出门户”。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在那时坚不可摧。尽管也有一些男性给予女性一定的同情，明末也存在着男女地位颠倒的现象，但这不足以改变女性的根本命运。仇英认知中的女性应该是经营妇事的传统形象，作画时年近半百的他并未因女性小群体解放而使他的观念发生改变，所以其画面中呈现出女性及女性空间的隐秘性。

画面中呈现出女性的两种不同状态—“青楼等女性形象的公开透明，观戏女子的隐蔽”，向我们反映了彼时不同身份女性的不同境遇和状态，也折射了其所隐含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