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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进程之见

2021-08-23郑滨

炎黄地理 2021年6期
关键词:考古学考古学科

郑滨

中国考古学诞生于二十世纪思想解放的年代,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考古学也在经历着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时至今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考古学和金石学的关系,考古学是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整个中国考古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发展背后,中国考古学自身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地方。文章在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的比较中,对一些长期争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考古学目前面临的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方考古學的产生和发展

考古学最早诞生在欧洲。从十五世纪开始,在中世纪的阴霾中苦熬岁月的欧洲人迎来了光明的曙光,以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风起云涌,禁锢人们思想的镣铐正在慢慢解除。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的分水岭,从此以后,资产阶级逐渐壮大,自然科学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在各项发明层出不穷的带动下,欧洲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在各国普遍开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得到确立,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在这种背景下,考古学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由于自身历史记录的缺乏,欧洲考古学诞生之初也承担着还原历史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德国考古学家亨利·施里曼对“特洛伊古城”的发掘,施里曼的工作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轰动,原来他们流传久远的传说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学术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促进了考古学在欧洲的发展和繁荣。但在这门学科成熟之前也存在着诸多弊病。野蛮的破坏发掘,对文物本身的迷恋,室内整理和研究的滞后都极大阻碍着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在这种压力下,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代表,一系列的规范和理论相继产生,考古学在欧洲向着学科化迈进。

随着学科化的深入,欧洲考古学也逐渐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由于自身历史的薄弱,欧洲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更加重视实物本身,利用自身科技优势最大限度提取信息,成了欧洲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没有了文字的辅助,他们向包括植被、动物在内的自然环境寻求帮助的欲求也就更加强烈。比如作为考古学基础的年代学,欧洲考古学家只能借助地层学、类型学和自然科学,所获得的也通常是器物的绝对和相对年代。没有了历史因素的干扰,欧洲考古学对史前时期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遗存的研究也更多倾向于社会学,虽然他们也以还原历史为自己的责任,但缺少大一统经历的他们,研究的更多是古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结构。在“新考古学运动”兴起之后,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逐渐增多,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新兴分支得到建立和发展。无疑,这些都更有利于对遗存信息的提取。在跟自然学科的相互借鉴过程中,考古学自身的方法技术和学科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其社会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他们想借助考古学去还原的是人类社会而非狭义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有良好的史学传统,但从史学在中国诞生之初,王侯将相的王朝史观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很难从对历史的记述中窥见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即便是标榜“走出书斋”的金石学,它自身追求的,更多是对贵族历史的物质化,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石学更倾向的是艺术史或历史学的某个方面,研究方法的不同并不能给二者带来本质的区别。金石学肇始于汉代,并在经济繁荣,文风兴盛的宋代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当时许多官僚知识分子都以此相互标榜,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一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收藏颇丰。清朝建立后,由于满族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针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大行其道,众多知识分子找寻不到宣泄的途径,于是转而在故纸堆里寻求安慰,万马齐喑的局面造就了清朝考据之学的繁荣,金石学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系统化、综合性的著作也越来越多。毫无疑问,金石学在清代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但无论如何,由于治学传统、文化习俗等原因,其研究目的还只是由器物到文化这么一个贵族性的探索,对古物的搜集也和后世的考古发掘不是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石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学和史学的一个分支,它还没有觉醒的意识,和后世的考古学也相距甚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逐渐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打开,西方的思想和观念也随之汹涌而来,所谓的“西学东渐”就是指的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治学传统是轻理重文,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才是知识分子的学习对象,虽然中国有彪炳千古的“四大发明”,在数学和建筑等行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匠人”在古代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而且在明代以后,这些行业便逐渐倾向以经验来维系,虽代代相传,却没有了创新。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并不为过,我们所传承的,更多的是经验和技术。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改善,随着京师大学堂等一大批新式学府的建立,中国的学科建设也从此踏上征途。一大批新兴学科比如化学、物理、生物逐渐得到建立和发展。在此浪潮下,中国考古学迎来了自己诞生的契机。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一直有内外两股力量的推动。二十世纪初,以斯坦因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探险家纷纷来到中亚进行考察活动,包括中国西部新疆、甘肃、蒙古等地区。这批带有文化掠夺性质的探险家在考察过程中强行带走了许多原本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活动使湮没许久的西部文明重见天日。这其中又以斯坦因对敦煌藏经洞的整理最为著名。敦煌藏经洞由一名道士在无意中发现,内部藏有大批汉唐以来的珍贵文物,对研究古代西部的文明历程有着莫大意义。但愚昧的时代对这一发现的忽视成全了斯坦因。在买通当地道士和官员之后,斯坦因带着大批文物回到西方。此后,包括日本探险家在内,大批掠夺者纷至沓来,他们野蛮的寻宝行径给当时的国人以极大震动,但另一方面,由于新发现的这些文物有着莫大的学术价值,给传统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当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原有资料的局限和重新发现新资料的价值,这就为日后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心理支持,使将来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新的文化信息成为可能。

1899年秋,在清政府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偶然间在中药里发现了甲骨文的存在,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开始搜集甲骨,虽然在不久的北京保卫战里不幸殉国,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却迟迟没有消退,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首的一批金石学和国学大家接续了王懿荣未竟的事业,并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甲骨文的发现在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界,特别是金石学和传统国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投入到了对甲骨文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追寻甲骨的真实出处,求证甲骨文的朝代归属,就成了摆在众多学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从主观上对考古学在中国的应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革,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青年才俊留学国外,莘莘学子们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学习习惯,开始接受西方模式的教育。由于在这个时期的西方,考古学已经作为比较完备的学科出现,出国求学的学生或多或少会接触到西方考古学,其中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考古学习的人才,比如李济、梁思永。他们归国后带回了先进的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诞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特生对北京人出土地点的考察發掘,对仰韶文化的发现都对当时有志考古事业的国人以很大触动。在安特生的带领下,以贾兰坡、裴文中为代表的一批本土考古学家逐渐成长起来。同时安特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的一些方法和准则,比如重视各种绘图和准确记录每一件出土的遗物,都成了日后中国考古人的基本行为规范。

在内外两方面的推动之下,在完成了最初的人才储备之后,有了西方先进考古理念的武装,有了安特生一系列考古行动的带动,中国考古学终于迎来了诞生的前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经历了一系列准备和观望之后,中国考古人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开展的田野发掘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派董作滨主持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工作;1930年,中央研究院在山东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以上这些考古活动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大幕,从此中国考古进入了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有组织的进程中,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以“地层学”和“类型学”的逐渐完备为标志,经过李济等一批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考古学在技术和理念上逐步完备,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毫无疑问,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后,一直都在迅猛发展。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在深厚历史底蕴的庇护之下,中国考古学走上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考古学最初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为代表的旧石器考古和以安阳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商周考古,其中又以后者最为重要,除了为培养大批大师级人物奠定基础,也奠定了日后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基调。这些发掘背后所体现的,是中国考古学方法技术、学科理论和人才储备的不断发展壮大。除了对安特生早先发掘的借鉴,中国早期的考古学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着起步不久的中国考古学。梁思永、李济、苏秉琦,这些大师早期的工作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年代学”“地层学”以及“类型学”等学科基本方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日渐完备。可以说,在诞生后的几十年里,中国考古学经历着自身从探索到成熟的阶段。而在将这些基本方法传播开来并广泛运用在实践当中之后,中国考古学逐步从成熟期向发展期过渡。

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迅猛的阶段。在日臻完善的方法技术的武装之下,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发掘成果,在学科理论的建设上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步,其中最为突出的要属夏商周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如果没有前者几十年的发掘成果,也就没有日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而后者的发展则逐步还原传说时代及其以前的历史。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以陶器为代表的“类型学”标本也已基本完善。可以说,考古工作者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写就了对遥远年代的记述。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年代学”和“类型学”序列。

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

由于与中国浓郁的史学传统,以及中国考古学最初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历史有关,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这门学科与历史学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部分的认识也成了大家的共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和西方考古学在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我们当然可以用背景不同、国情不同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但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背景下产生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优劣的两面,这值得现在的考古人深思。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自诩为天朝大国,却在外敌入侵时屡被击溃,在刺激着国人神经的同时,也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反思。我们在反思自己的制度,反思自己的文化,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一度甚嚣尘上,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渐渐站在遭受批判的风口浪尖。在这股矫枉过正的风气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对中国历史展开了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层层累积的历史,周代以前的历史记载都是后人的附会和杜撰,夏商都是虚无的社会。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除旧革新的运动。但是这种提法让许多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由于书斋中传统历史学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反驳,中国考古学的适时出现以及甲骨文的出土都为历史学提供了依据。安阳殷墟的发掘重新证明了商代的存在,事实的证据让一切口舌之争都失去了意义。还原历史,证明真实,这成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摆脱不了的责任!考古学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历史学的阵营,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考古学所涉及的方面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就像打开过去大门的一把钥匙,任何学科都可以通过考古学找到自己过去的影子,比如冶金的历史,化学的历史,包括人类自身病理的历史等等,证经补史只是考古学的一个被过度强化的方面,没有人能否认考古学还原过去的作用,但将这种过去局限与狭义的历史学本身,对其他学科和考古学自身都是不公平的。在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担当以后,考古学的重心应该有所转移。

虽然西方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归属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两者在自身发展的前期都走过了基本相同的道路。那就是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技术的探索和完备,以及对自身历史还原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还原历史是考古学永远的职能所在,但毫无疑问,在这门学科诞生的初期,这项工作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考古学诞生的原始动力之一。当人们对书面上的过去表现出怀疑的时候,考古学就成了人们了解过去,证明真相的主要手段。虽然背景各有不同,但这在东西方都是一致的,当然,这在中国要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新考古学”运动之后,西方考古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众多科学技术的加入大大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考古学在和更多的学科发生联系。考古学还原的再也不是狭义的历史,而是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以及病理学等学科的过去。这种改变在现在来看是必须的,因为当时的欧洲考古学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瓶颈,对“类型学”和“年代学”的过分迷恋使得考古学日渐走向器物学的深渊,考古学家正在变为古器物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新考古学”的诞生让考古学重新焕发了生机,考古学在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考古学在中国和西方有着巨大的背景差异,考古学在西方的繁盛靠的是技术力量,而在中国的发展靠的却是巨大的历史底蕴。所以西方考古工作者可以选定一个小的地点,深耕细作,做出层次、做出花样、做出水平、做到极致,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即使地方再小,遗存再少,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先进的研究方法依然可以保证他们在学术上有文章可做。换句话说,技术与方法才是他们的优势,而内容不是。这一点在中国则正好相反,我们丰富而精美的物质遗存吸引了世人太多的目光,即使方法和技术有所欠缺,一样可以引起轰动,因为以世俗的观点,文物本身才是发掘最终的目的,这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事实”。

源远流长的历史,深埋地下的奇珍异宝,这些都是中国值得炫耀的资本,可得之地,失之所,这些恰恰也成了阻滞中国考古学技术和方法革新的一块绊脚石,因为这让中国考古学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核心是“物”而不是“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记述要相对薄弱得多,当然,由于风俗习惯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原因,他们的地下也没有如此众多的“宝藏”供人们发掘。但这些反而让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得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人类本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要比我们发达得多。

长期以来,考古学在中国都归属与历史学。在设有考古专业的高校中,考古学也是隶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暂且不论与西方考古学归属于人类学孰优孰劣,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在所难免。在“新考古学”产生之后,众多理科因素介入考古学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获取的信息也日益多元化。考古学在和越来越多的学科发生联系,考古学有能力向越来越多的学科提供研究的信息,与此同时,考古学自身的分支也不断增多,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方向的确立标志着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逐步齐全和完整。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更像是历史考古学,我们对考古遗存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以还原历史为目的的年代学上和类型学上,大量信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可以这么说,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化倾向过于严重,用社会去替代狭义的历史,这是我們必须迈出的一步。相比较与“历史”,社会是一个更加具体化的概念,它包括技术、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社会是当时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历史更像是概念化的东西。中国考古学的“社会化”有助于把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到当时的人以及由人而牵扯出的方方面面。由此可以看出,考古学更加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考古学应该也必然成为一门独立的文理兼具的学科。

中国考古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学科定位、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和明晰的地方。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正视自身的不足;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积极学习西方考古学的先进经验。我相信,中国考古学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济南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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