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全 李贺

摘    要：“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学教学的重要课程，但相关传统教材在史实叙述与理论概括上存在诸多问题。新编教材逐渐涌现，以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为典型。两本教材各有特点：内容上，一本以政治史为叙述重心，另一本在政治史之外，更侧重经济与文化;教法上，一本突出教师主导，另一本则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这些探索为历史学教材的编写提供有益经验，不断推动历史学教材的进步。

关键词：历史本科教材;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1）08-0047-03

近年来社会发展的转型带动了教育目标和模式的转变，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全面和多元。但在当今高校历史学人才培养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讲授轻阅读、重理论轻实践[1]，因此历史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应是对教材的调整。

一、当前历史学本科教材存在的问题

当前部分历史教材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编写内容千篇一律、缺乏新意、缺少宏观的视角、对学术界新近成果吸收不足、内容更新速度缓慢等，这些问题极大制约了历史教学的进步。历史学本科教材的选择应该是在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前提下体现其多样化，然后仔细辨别，择优选用。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到，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科学规划大、中、小学课程，分类制定课程标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并创新课程形式。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增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完善教材编写、修订、审查、选用、退出机制[2]。文件要求重新考量教材的编写，可见未来历史教材会向着内容丰富但不庞杂、主线清晰但各有兼顾和研讨与教学结合的方向前进。

二、两本权威教材中新的内容与特点

“中国近代史”课程作为历史学教学的核心课程，其教材的编写就显得至关重要。众多新编教材中，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以下简称“章本”）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以下简称“高教本”）是较为有特色的两本权威教材。

章本是专门为本科历史学教学所编写的教材，全书围绕研习型的目标进行编写，以历史发展的特征来安排章节，注重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的介绍和运用，增加了有关经济发展变迁、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诸多内容。

高教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其目的是通过编写这类重点教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应用到人文学科的教材编写中，逐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读本，以期建构普遍意义的中国历史学科体系。

两本教材是不同教材编写思路下的成果，通过比较双方的优缺点，一窥未来历史学教材编撰的可能性。

第一，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高教本是以历史大事件作为叙述的主体，核心是政治史和事件史。章本则在兼顾前者内容之外，更侧重社会转型方面。这一区别体现在标题的设置上，章本的第一、三、七、九和十三章的标题分别为《前近代时期的中国社会（1500年—1840年）》《新社会结构的发生》《社会与文化的新变化》《社会转折的新取向》和《历史的新转折》，以近代时期社会转型为编写重点。

第二，两本书的不同在于近代史开端的划分及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高教本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虽用一章来介绍清政府的衰落、西方工业革命发生后开展的殖民活动等背景，但细察之下，却少有新意。特别是有关清政府衰落腐败的叙述较为俗套，缺乏新意和新视角。诚然这些解释并不违背史实，但容易以偏概全，忽视诸多复杂转变与诸多社会现象。章本将编写开端从1840年，上溯至1500年，用“前近代”的概念，更细致地考察社会变化，避免机械划分时间所带来的割裂历史发展连续性的问题。

整体上，章本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叙述。高教本则按时间顺序安排历史事件，它的编写主线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和两大历史任务，把非主线的部分统合为一章。如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土地革命战争两个部分，高教本是归于一章，章本则是分成独立两章。

内容上，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方针”这一节，高教本仅安排经济和外交的内容，把文化等内容放在《三十年代前后社会、思想和文化》章节里，这种做法虽然按照时间顺序排布，显得流畅，但会导致逻辑上的割裂，易使学生误把這一时期思潮的产生，归结于时代的演进，容易忽视国民政府官方意志的推动。而章本将教育科研文化领域的新变动归纳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容之下，更加符合逻辑，此外章本还增加了有关三大宗教发展情况的叙述，较好地展现近代宗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体例上，高教本由正文和思考题两部分构成，栏目设置很简洁，主体历史事件发生顺序很清晰，章节的重点内容突出，利于初学者掌握一章的梗要。如第一章节，用三个小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鸦片战争的爆发与战争进程”“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变化，对通商口岸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用“半殖民地型经济”定义，肯定了这一新型经济形态对中国社会转变的积极作用，指出了这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让学生明确这一要点，对于把握近代史的关键矛盾有重要意义。

章本分为正文主体、本章小结、学术综述、参考书目、思考题五个部分。本章小结概括一章的主要内容，便于初学者把握好主线。分章节的学术综述除了将最新的学术动态展示之外，还提示思考题的答案。如第二章学术综述中的第一部分，介绍中国近代史发端问题，这一部分对思考题的第4题做出了回答。参考书目的设置为初学者深入了解历史提供途径。魏文享将章本概括为“五步学习法”，即细观、概论、观点、书目、问题五个环节[3]。他很好地总结了该书的学习过程，即从掌握基本史实、了解历史发展线索、认知不同史学观点与学术成果，再深入思考学术问题。这种编写体例既可让初学者掌握历史入门知识，又可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进一步学习。

第三，从学术成果的介绍来考查，相较于高教本，章本更注重对新近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以概括明清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特征为例，高教本用政治上的封闭落后、经济上的土地兼并严重和财政入不敷出进行解释。章本则在“前近代史”概念下进行解释，从一个更高、更系统的维度对前近代的社会现象进行描述，此外还介绍了大分流理论和黄宗智的内卷化等理论，有助于学生多角度地理解这一问题。

章本针对一些专题问题，有翔实的学术史脉络梳理。如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该问题成为热潮，出版了大量相关论文与著作。许涤新、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这一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转向，即从中国社会哪些地区与行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转向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及这一问题有无学术意义。李伯重、罗荣渠试图摆脱这一问题框架，用“早期工业化”或者借助现代化动力的新概念思考这一问题。章本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一学术问题的演变及发展。教学中对学术问题发展的溯源叙述，能够让初学者明白有关历史论题的解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没有任何一个论题是绝对真理。而历史学家及历史工作者的科研就是一个不断趋近史实真相的探索过程。同时提示初学者对已有问题要勤于思考，在合理的论据上进行思考和质疑，在思考过程中深化问题意识。

第四，两本教材课后思考题的侧重大不相同，高教本的课后问题较为直接，没有铺垫。章本则是更加复杂。这种区别是问题设置的目的不同所带来的，高教本课后问题的设置是为了让学生复习、回顾本章的内容，它的答案就在章节的正文中。章本更注重让学生思考和讨论问题，引导学生对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如第一章，两本教材都提到近代史开端的问题，但引导学生思考的方向却大相径庭。高教本思考题是“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章本思考题是“历史应以什么作为标准划分阶段”。有人说中国近代史应从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开始，有人说应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还有人说应该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这个问题很好地展现了不同编者的教材编写思路的区别。一个是预定立场，将鸦片战争直接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另一个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而把目前学界对近代史开端的几种不同说法介绍给学生，并没有预先设定立场，而是让学生独立思考这几种说法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历史学科的学习要求学生分辨不同学术观点，并了解不同观点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认识，而不是只知道“是什么”而不知道“为什么”。此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近代史开端问题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相关探讨能够帮助初学者从整体的角度认知近代史整体发展脉络。

第五，在参考和阅读文献方面，两本教材都提供了参考书目，但各有优缺点。高教本的参考书目共计72本，基本涵盖了近代史通史的优秀书籍，还包括工具书和学术史综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写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和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此外高教本的一个亮点就是还设置了《人名譯名对照表》，其中收录了一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如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等。该书将这些西方人物的名字列出，避免初学者在阅读英文材料时，因译名翻译的不同而影响对史实的理解，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保障。但相较章本在每章都有推荐书目，高教本的推荐书目过于分散，又较为陈旧，缺少专题类的书籍，并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著作，缺少海外汉学的书目。客观来说，海外汉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域外视角看待中国近代史。高教本缺少相关的介绍，不利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

章本则很好地补足了这一点，在近代通史领域推荐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等;在专题领域上，如在义和团专题中介绍了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这类书籍为学生的钻研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除了历史学科，参考书目中还涉及跨学科的经典读本，如马汉的《海权论》，对理解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较为可惜的是两本教材都缺少对民国时期的优秀通史著作的介绍，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等。

三、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的空间

高教本以政治史和革命史作为主线，虽然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必须凸显唯物史观的原则地位，但作为一本历史学通史教材，不够全面，缺少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探讨，过度依赖革命式叙事体系，易将一些复杂的历史进程和事件简单化。当今近代史研究除政治史之外，在外交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的成果斐然，整个近代史研究的趋势是由政治层面向社会层面转移。但这些成果在高教本中少有体现，这与近代史整体学科研究趋势的变化相异。

如高教本用“北洋军阀时期”统称1912—1928年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与民国初期政治的实情有所冲突，过于偏狭。所以这里的运用是值得商榷的。章本改称为“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虽仍有许多问题，但较之前更为合适。可见高教本在很多地方上，还存在着可以讨论的部分。

章本虽在编写上颇具特色，但也有很多问题与疏漏。如第四章的学术综述过于单薄，仅用一页的篇幅涵盖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清政府与中法之战、清廷政治斗争等6个问题，但对甲午中日战争几乎没有提及。这与该章“民族危机的加深”不够契合，缺乏相应的介绍，不足以展现甲午战败与民族危机的加深对中国社会的多重影响。

又如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内政外交”的学术综述中，过于侧重对民国经济的研究，缺失有关南京国民政府党政体制和教育、科技与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叙述，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学术回顾，不易形成关于国民党从革命党转型执政党的完整认识。此外，学术综述回顾应该与书本正文的内容相互对应，这样才能完成从史实到史识，再到史辩的过程。

章本中有些章节还存在着推荐书目过少过旧的问题。如第十一章《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受挫》仅仅推荐了4本书，相较于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的14本和18本，书目数量太少，而且过于陈旧。以参考书目为例，最新一本《红军长征史》的出版时间是1996年，已经大大落后于学界研究进程，忽略了苏维埃革命史学新动态，并且正文的叙述仍停留在政治话语浓厚、符号化色彩强烈的叙述体系中。

两本教材都存在着多人编写所带来的各章质量、编写思路不均的问题，这也是集体编写难以避免的问题，需要整个教材编写组统筹考虑。

综上所述，两本教材定位不同，编写目的不同，各有优缺点。高教本自身风格鲜明，呈现一种大框架、大事件的叙述模式，教材整体线索明确清晰。对初学者来说，一定程度上更加便于学习与掌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章本试图平衡宏大历史叙述与历史多面相间的关系，并在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编者的想法。该书的“五步学习法”环环相扣，展现了研习型历史学教材的鲜明特点。历史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求新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的成果会逐渐显现。这些成果理应反馈到教材之中，从而推进历史学科人才培养水平的进步。历史学教材作为历史学科的基础，目前受到重视的程度远不及它应有的地位，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与当今考评制度评价学习者成果的体系有莫大关系。所幸规划中已将教材革新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期待未来的历史学教材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齐嘉.关于高校本科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J].教育探索，2015（5）：71-73.

[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2019-02-23）[2020-09-1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23/c_1124154392.htm.

[3]魏文享.“因材施教”与大学研习型历史教材的编撰——评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J].史学月刊，2011（11）：20-29.

编辑∕丁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