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暄 金太军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反身性效应的不断扩大使国家治理面临较之以往尤甚的不确定性，并演化出新型的结构性矛盾：人与技术之间基于“控制—反控制”的主体争论;国家、技术、社会秩序之间基于“辖制—反辖制”的竞争角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大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开放性与技术的自主性，鼓吹“国家委顿论”，试图打造技术依附型的“中心—边缘”国际格局。事实上，国家仍然是现阶段无可替代且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国家安全、技术迭新与社会正义共构当代新型秩序系统。所以，当代国家治理应超越基于西方科学主义的对峙观，转而关注如何通过协作提高权力产能、优化权利效能。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之于人类解放与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结合具体国情创建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人民性为核心的“党嵌入国家”政体，使“真正的共同体”在人工智能时代充分发挥其整合性功能优势，以推进当代“国家—技术—社会”复合型秩序的形成，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三个统一：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与“人—技术”共同发展的统一;国家、技术、社会秩序独立性与融合性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封闭性与全球化治理开放性的统一。

关键词：人工智能;自由人联合体;国家实践;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促进参与和公正分配的公共政策体系研究”（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