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威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近代之后，报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媒介，传递信息是报纸的重要功能。1910年11月8日的《盛京时报》刊发了《肺卑斯杜疫之起原》一文。在这篇文中提到“东清铁路总医士查明该疫之起源初在斯列勤斯克及黑河一带，设又传至阿穆尔及尼阔里斯克。十月初间由尼阔里斯克开至玻璃（伯力）之轮船其中搭客不免有患病者，是以玻璃始有此症者渐达之于海参威（崴）”。①《肺卑斯杜疫之起原》，《盛京时报》1910年11月8日，第5版。为方便阅读，作者为原文加注了标点，下同。作为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此后的5个月时间，《盛京时报》对鼠疫的相关报道，全面呈现了鼠疫从传染到防治的全过程。这些报道也成为当时人们了解鼠疫发展，如何有效防治的重要信息来源。

一、《盛京时报》对鼠疫的全面报道

《盛京时报》自创办伊始，便极力关注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清末鼠疫，作为彼时重要公共卫生事件，从1910年11月8日《肺卑斯杜疫之起原》开始至1911年3月31日《锡督电奏鼠疫消灭》为止，《盛京时报》累计报道鼠疫相关新闻1503篇（防疫药品、消毒品广告未计入）。作为当时重要的舆情信息，《盛京时报》从疫情报告、疫情防治、疫情影响等几个方面，全面报道疫情，为民众提供防疫信息。

《盛京时报》对鼠疫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1910年的11月、12月，以及1911年的1月、2月、3月。其中1911年2月和3月，报道的文章数分别达到了482篇和668篇（见图1）。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虽仅出刊16天，①根据现存资料，1911年2月只有16天出刊，2月1日—8日、12日、13日、15日、27日未出刊。但日均报道达30.1篇。1911年2月23日，当日《盛京时报》各类文章（广告除外）总数为81篇，鼠疫的各类报道达到了45篇，占55.6%。该日亦为《盛京时报》单日报道鼠疫篇幅最多的一天（见图2）。

图2 《盛京时报》1911年2月9日—28日鼠疫相关报道数量（单位：篇）

《盛京时报》对鼠疫的报道从初期的几日一文，到疫情扩散后的一日数文；从最初的发于第5版东三省新闻，到后来的第3版国内要闻，乃至最后第2版头条论说（当时《盛京时报》第1版为广告），甚至刊登各类声明的第4版也于疫情严重之时刊发鼠疫相关消息，足见其对鼠疫新闻的关注。该报发文称“鼠疫一旦在东省发生，本属东省大不幸事，惟本报则早已知述其蔓延之可畏，已而疫势果日以猖獗，延及长春、奉天等处。乃复极力鼓吹种种预防方法不啻连篇累牍，盖藉以警戒民众欲俾之得免疫祸之惨也”。②《阅者诸君注意》，《盛京时报》1911年2月10日，第5版。从《盛京时报》对鼠疫的报道内容看，亦基本实现了对鼠疫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方位报道。报道的核心也逐渐从疫情通报转移到疫情防治上，并进行持续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分门别类，从对鼠疫的知识普及到鼠疫的防治及鼠疫的影响等。对疫情的及时通报如该报言，表现报刊“注重于公德”，③《论罹疫而即时呈报者之可嘉》，《盛京时报》1911年1月22日，第2版。即报刊发挥民众之视听，上达天听、下传民意的功能。

作为一份区域性商业报纸，《盛京时报》起到了积极的信息传递作用。尤其是对鼠疫防治的宣传动员，其作用不亚于战时动员。通过《盛京时报》的疫情报道，号召民众对疫情重视，包括通报染疫者和罹难者姓名等等。对当时治疗手段并不发达，且缺少治愈手段的东北来说，及时的通报疫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防疫手段。为更多的人了解疫情、防治疫情，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二、《盛京时报》对鼠疫的通报与防控

文明社会的标志，在于信息的普及。作为近代意义的媒介，《盛京时报》对鼠疫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根据其不同的报道内容，大致集中于疫情的通报、防控和相关新闻等。其中，关于疫情通报的相关文章有321篇，占比21.3%；受到疫情影响的文章有283篇，占比18.8%；关于疫情防治的文章有663篇，占比44.1%。此外还有关于鼠疫相关的新闻宣传172篇，涉及疫情救助、抚恤的文章51篇，以及鼠疫期间辟谣的文章13篇（见图3）。通过这几类鼠疫相关报道，使受众及时了解疫情的发展，明确防控机制，避免疫情蔓延。

图3 《盛京时报》关于鼠疫报道的文章类别（单位：篇）

（一）直接报道疫情，引起人们对鼠疫的重视

《盛京时报》关于疫情的报道中，主要内容围绕疫情展开。因此，其报道的重头部分是疫情，而对于疫情的报道则主要通过疫情数字通报和疫情防治部署等实现。

在1910年11月8日，《盛京时报》首次报道鼠疫之时，便提及鼠疫的传播之快。鉴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经验教训，为防止进一步传播，中东铁路当局“在玻璃瓦兹木等站查验搭客并在双城子穆拉耶夫等站修筑养病室以便留病人云”。①《肺卑斯杜疫之起原》，《盛京时报》1910年11月8日，第5版。此后，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鼠疫迅速蔓延，从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再到长春、奉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南下，很快便在1911年1月21日的报道中，出现《鼠疫已入津门》一文，文中称“天津奥国租界中国苦力一名病毙”。②《鼠疫已入津门》，《盛京时报》1911年1月21日，第2版。短短两个月，鼠疫便从东北传入京津地区，以致京师“将奉天天津间火车一时停止来往”。③《政府员与各国医士团之上商议》，《盛京时报》1911年1月21日，第2版。然而，鼠疫的传染并没有停止，此后《盛京时报》的报道中，疫情逐渐扩散至河北、山东一带，甚至周边国家。烟台（1月22日），京师（1月29日），龙口（1月29日），保定（1月29日），济南（2月9日），朝鲜南川（2月10日），中亚里海（2月17日），俄国西伯利亚（2月17日），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20日），青岛（2月22日），顺天府（3月7日）。《盛京时报》通过及时报道疫情扩散信息，提醒地方民众注意防疫。

为引起人们对鼠疫足够的重视，《盛京时报》采用直接报道鼠疫造成伤亡数字的方式。最初，《盛京时报》在第5版的“东三省新闻”栏目中，设置鼠疫疫情通报，定期通报鼠疫感染和致死的数字。1910年11月19日，《盛京时报》第一次报道了来自东清铁路的统计数字，“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俄人四名。华人死一百六十名，俄人四名。满洲里站调验人一百六十名。哈尔滨一百七十八人。齐齐哈尔一人。海拉尔一人。伯克图一百四十七人。扎兰屯八十五人。扎来诺尔一千一人。”④《病疫者之调查续志》，《盛京时报》1910年11月19日，第5版。12月1日再次报道鼠疫伤亡数字“自瘟疫发见之日起至今……已死华人四百四名，俄人八名，满洲调验所共有三千五百十八名”，⑤《病疫者之调查》，《盛京时报》1910年12月1日，第5版。同期另文称“满洲里一带瘟疫流传几至十病九死”。⑥《瘟疫发现于省城矣》，《盛京时报》1910年12月1日，第5版。此后逐渐形成固定的疫情报道，每日更新报道疫病感染及死亡人数。通过不断变化的数字，告诫人们鼠疫传染的可怕，提醒人们注意防疫。这种类似实时疫情通报的形式，既能引起人们对鼠疫的重视，同时反映出作为地区大报，《盛京时报》对地方舆情的重视和持续关注。在疫情发展最为迅猛的1911年2月后，《盛京时报》在第3版以“专件”的栏目按照日期通报每日报道新发生疫情，时效性和全面性使其成为民众了解疫情蔓延的重要途径。

由于鼠疫在短时间内的传染迅猛，造成了众多人员伤亡。谣言的传播加速了民众的恐慌，为此，作为公众获取信息平台，《盛京时报》在做好疫情通报的同时，还肩负了辟谣的重任。疫情暴发之后，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各类不实的传闻造成了民众的恐慌，影响了防疫工作。对此，《盛京时报》亦时常刊发文章，辟谣扶正，减少民众对谣言的恐慌。铁岭地区有人贫病交加身死后，一度被谣传为感染鼠疫而死，引起民众恐慌，《盛京时报》刊文“（死者）经医官检验确非时疫乃一时好事者哄传为染疫而死，实系以伪乱真也”。①《以伪乱真》，《盛京时报》1911年1月26日，第3版。为了减少因死亡人数的增加而引起的恐慌，《盛京时报》以专件的形式，每日报道因疫而死亡的人数，谓之“新疫报告”，同时为了区分同时期因其他疾病身死的人数，减少鼠疫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期刊出“旧患疫者死亡姓名日表”，将鼠疫之外其他患病身死的人详细报道，以免有人误信谣言，徒增鼠疫伤亡人数。通过《盛京时报》的报道，及时辟谣，减少民众因鼠疫传播形成心理恐慌，对疫情的控制和治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普及鼠疫知识，推介西医防疫

鼠疫袭来之时，东北民众对其并不了解。以致在鼠疫初期，很多民众因缺乏必要的了解，而忽视了基本的防护，导致疫情恶化。为此，《盛京时报》在疫情出现后不久，于1910年11月的18、20、24、25日，以专论的形式，连续刊发《防疫论》《百斯笃疫预防说略》《论鼠疫》《论鼠疫续》等四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什么是鼠疫、鼠疫的危险、鼠疫的传播等基本知识。随着疫情的发展，《盛京时报》开始刊载一些鼠疫知识文章，提醒民众如何防疫。对于鼠疫，很多民众对初期病情缺乏基本的判定，直到出现大规模的病变已经无法治疗，这期间也造成了无意间的传染。为了告知民众如何辨别鼠疫，《盛京时报》在通报疫情的同时，聘请专家、医院权威等介绍鼠疫的基本情况，包括病情的表现、防治手段、隔离措施等，使民众能够掌握基本的情况。通过这些知识普及性的文章，提醒民众“所有见生人的地方，不去。卖东西时，别叫他进屋。使用的下人伙计，留神没事别叫他出门，是要紧的”。②《小心黑死病》，《盛京时报》1911年1月22日，第3版。通过持续发表一些鼠疫相关知识的普及性文章，让民众了解鼠疫，减少恐慌，积极配合防控。

（三）宣传有效防止传染、治疗等方法

面对鼠疫的出现，缺少治疗经验和有效的防护手段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难题。在缺医少药，没有任何治疗经验的前提下，仅凭简单的防治、隔离和消除病原体等手段，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行不可为之事。《盛京时报》的及时报道，为整合多方信息、防控鼠疫提供了重要帮助。

在明确人际传染的同时，隔断病毒宿主的传播。在1910年11月8日的首次通告中，《盛京时报》便明确告知东清铁路沿线等地方有病疫者出现。俄国经营的东清铁路公司最早提出了基本的防疫措施，“有满洲里站或海拉尔南下者概皆检验搭客行李云”，③《火车上防疫之办法》，《盛京时报》1910年11月8日，第5版。同时在查出确诊病患的同时，对其同车乘客“由中央医院验看确无病症并派人清除火车以重卫生”。④《纪火车搭客验病事》，《盛京时报》1910年11月8日，第5版。从疫情开始之初，报纸即报道了鼠疫因由人传播，故采取隔离防治、消毒防治等基本防疫手段。针对疫情的出现、传播，在19日报道疫情中首次提及“不准承运旱煮皮肉及其煮出之油”，⑤《此亦防疫之一法》，《盛京时报》1910年11月19日，第5版。直指野生动物旱獭。其后，随着对鼠疫防治和研究的深入，发现此次东北的鼠疫“起点始于旱獭”，⑥《东省獭疫种种之来因》，《盛京时报》1911年3月25日，第5版。并由老鼠等传播。因此在防治鼠疫的同时，东北各地亦积极开展灭鼠防疫工作，通过消灭鼠类阻隔病源传播。奉天地区“购捕鼠族”，⑦《防疫之必要》，《盛京时报》1911年1月8日，第2版。新民地区“收买死活鼠只以期清原”，①《慎防疫病》，《盛京时报》1911年1月13日，第5版。辽阳地区“捕杀鼠只以免传染”，②《示谕收买老鼠》，《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第5版。安东地区“发给鼠药以期鼠只□毙净尽而免传”。③《此固防疫之要道》，《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第5版。随着疫情的发展，鼠疫传染地区不断扩大，两个月便从东北传入京师地区。为此，官方再次下令大肆捕鼠，“民政部因东三省鼠疫大作，势极猛烈，深恐染及京师，除前已出示晓谕防卫外，现经该部又札饬内外城警厅传知商铺住户等，务各将寓内穴藏之鼠极力严扑”。④《民府部饬下扑鼠令》，《盛京时报》1911年1月21日，第2版。安东地区虽未爆发大规模鼠疫，仍出于防患未然，“悬赏无论商铺住户如能捕获一鼠，无论死活送交防疫所当赏给铜元二枚云”。⑤《令下捕鼠》，《盛京时报》1911年1月28日，第5版。为鼓励民众捕鼠，各地亦提高捕鼠的奖励，岫岩地区“示谕无论各色人等能捕鼠一只送局者，奖给铜元五枚，以防斯疫之传染云”。⑥《严防时疫奖励捕鼠》，《盛京时报》1911年3月1日，第5版。奉天地区“原定每鼠一只给铜子七枚，近因赴区售卖者未见踊跃，故现特设定每鼠一只给洋二角云”。⑦《老鼠之价值》，《盛京时报》1911年2月28日，第5版。防治鼠疫源头的同时，亦注意其他传播媒介，《盛京时报》转发俄领事会议说辞“惟果品鱼腥最易传染疫毒”，⑧《动植物为传疫之媒介》，《盛京时报》1911年3月3日，第5版。加之部分地区有野狗伤人、传染疫病的报道，营口“恐因传染，拟将饬警区派令干警，每日击打野狗，谅不日即当实行云”，⑨《议打野狗》，《盛京时报》1911年2月22日，第5版。以减少疫病的传染。随即不久，因出现疯狗伤人而传播疫病，便传令各区“以凭置发木牌系于犬颈以为标识，如无木牌一者（作者注：者一）律击毙”。⑩《札饬各区打狗》，《盛京时报》1911年2月23日，第5版。为增加捕鼠效率，双城地区特“购备捕鼠器五百具，条示招人承领仿照制造，以期比户各置一具，务使鼠类绝种而疫菌之危害自不至于蔓延亦”。⑪《防疫局令人民仿造捕鼠器》，《盛京时报》1911年3月3日，第5版。奉天地区“购定捕鼠器五百具，按户发给以期迅速扑灭疫气”。⑫《警局发放捕鼠器》，《盛京时报》1911年3月7日，第5版。同时，推广养猫捕鼠，“凡有生养小猫之家，可送往该管局区，每个给洋一元，愿有养者，并可开具门牌姓名来局具领，不收分文，是亦遏绝鼠疫之一种方法也”。⑬《巡警总局蓄猫示谕》，《盛京时报》1911年3月5日，第5版。为防止民众在捕鼠过程中被传染，《盛京时报》亦提醒“不可用手抚鼠之皮毛以防传染”。⑭《捕鼠者宜慎》，《盛京时报》1911年2月26日，第5版。在疫情防治和金钱奖励的双重激励下，奉天地区通报“各区每日所收老鼠不下百余只云”。⑮《警区收鼠日多》，《盛京时报》1911年3月10日，第5版。随着疫情相关预防和治疗，《盛京时报》亦报道了多起各地动物染病的疫情。遂逐渐证实了，鼠疫的传播不仅限于人，还有多种被人饲养的动物，包括猪、狗、骡马等。从而客观证明，鼠疫防治初期对鼠类、野狗等捕杀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实行病患等人员的隔离。隔离是已知的对传染病有效的防控手段。在此次鼠疫中，哈尔滨的傅家甸较早地实行了通报隔离防治办法，“由傅家甸租赁房屋数间作为养病院，一面由滨江厅出示晓谕。如有染疫者须先报官验看，送入养病调养，免致传染云”。⑯《傅家甸防疫之计划》，《盛京时报》1910年11月19日，第5版。随着疫情扩散，1911年1月17日，《盛京时报》刊发《论防疫必宜隔离》一文，针对鼠疫接触用品亦采取隔离政策，“大凡罹斯疫以殁者。若业已经医官之捡定……所有用具，一概不准挪移出外，务使所蕴病毒，不致外扬”。⑰《论防疫必宜隔离》，《盛京时报》1911年1月17日，第2版。为保持消息的及时性，《盛京时报》在部分消息来源上使用了电报。作为东清铁路与南满铁路的节点，长春成为鼠疫防治的关键地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清政府长春各级制定了相应的防治、隔离措施。1910年12月1日，“据长春电称，顷日外间传有东清铁路公司此次为驱除肺百斯笃疫起见，将所有散在北满百斯笃发生地之中国苦工由该铁路免费搭运俟抵俄站宽城子后一律遣散”。①《俄员防疫南下之举动》，《盛京时报》1910年12月1日，第5版。面对此种情形可能带来的疫情扩散，长春地方也迅速做出响应。12月6日，为“预防肺百斯笃瘟疫起见，编订华工坐车章程”，②《限制华工坐车章程之新编制》，《盛京时报》1910年12月6日，第5版。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制定了若干新规定。到后期，各地开始实行封禁政策，实行地区间的隔离，通过阻断交通，减少人员之间的接触，控制疫情。之后，各地亦陆续建立起隔离所，对本地区可能接触或感染鼠疫的民众，进行隔离检查。除官办外，各地商会亦创办隔离所，帮助地方治疗时疫。

（四）扶危济困，优抚防疫人员

作为中国传统赈灾的延续，对受到灾疫影响的贫苦民众实行帮扶，这一中国传统社会扶危济困的优秀美德在此次防疫中也得到了延续。在治理鼠疫的过程中，奉天在建立防疫所的基础上，“在大西关日兴隆外栈设立贫民收容所”，③《贫民收容所成立》，《盛京时报》1911年2月21日，第5版。并“传饬各区将该界所有无衣穷民调查确认人数，当各赏给棉衣一套饬乡巡带至各乡云”。④《遣散穷民藉防时疫》，《盛京时报》1911年1月28日，第5版。而对于散落在奉天各处的贫民隔离者“在城西塔湾屯及城南白塔铺浑河堡等处设立贫民防疫所，由巡警局传饬各区将各伙房小店所寓之贫民一律护送出至该所居住，以防时疫云”。⑤《安置贫民以防时疫》，《盛京时报》1911年1月29日，第5版。对于低收入的人力车，“以人力车近来坐客稀少，未免困累已禀明局长呈请民政司将正月车捐一律免缴以示体恤云”。⑥《人力车免缴捐款》，《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第5版。对于每年春季会来东北充当农工的山东贫农，政府下令“现在疫病流行，道路梗塞，中外各埠均因防疫禁止外人入境。向有各工亦多半停止。请饬下所属禁止该贫民等来奉，藉免流离之惨”。⑦《咨请禁绝苦工东来》，《盛京时报》1911年2月25日，第5版。东北各地也在防疫过程中完善救助体系，辽阳地区“本邑警局对于防疫事宜十分认真。近又闻各管界内将所有小摊出卖污秽衣物悉数收买，用火焚化以弭灾害”。⑧《慷慨之防疫》，《盛京时报》1911年1月27日，第5版。此种行为，通过收买贫民货物减少了贫民的损失，又避免了鼠疫传染的可能，不失为当时的壮举。后因防疫需要各店不准收留住客，导致贫苦民众无法生活，于是政府出资“将一般穷黎均各予以洋元数枚，以为糊口之资”。⑨《抚恤穷黎》，《盛京时报》1911年2月23日，第5版。铁岭县令亦“拟搜罗贫民更以清洁衣履送至防疫分所隔离，而一般清道苦力亦均沐浴更衣，每日出入必消毒一次”。⑩《慎重防疫惠及贫民》，《盛京时报》1911年1月28日，第5版。并“搜罗乞丐数百名，统令沐浴更衣并日给其饮食饬令不准出外乞讨”，⑪《安置乞丐》，《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第5版。避免了贫民因缺衣少食无法防疫而染病。长春地区“设立贫民食宿所收养无归人民”，⑫《设立食宿所留养贫民》，《盛京时报》1911年3月3日，第5版。还考虑到妇女“身多不洁易于传染……租赁民房五百间，将城中妇女一律迁至乡屯”。⑬《妇女几有生别离之惨》，《盛京时报》1911年3月3日，第5版。营口地区考虑到贫民水塘取水易引发时疫，特执行自来水水价新政策“贫户水价减让一半，极贫户收价四分之一”。⑭《禁止汲取塘井水》，《盛京时报》1911年3月4日，第5版。至3月初，疫情基本消除之际，双城地区对因隔离、阻断交通而生活困难的贫民“购买四乡柴草堆积在关帝庙市场，以备接济贫民而免酿生意外之事端云”。①《疫局惠爱贫民》，《盛京时报》1911年3月14日，第5版。奉天地区亦对因防疫隔离，生活困苦的贫民“由官立之接济所每口每日给予粟米一升秫稭一束以示体恤”。②《抚恤被遮断者之各贫户》，《盛京时报》1911年3月26日，第5版。

此外，部分因疫情隔离所致不能营业的商家，政府亦救济其困顿，拨给饭资，以度过时疫。奉天地方“生体恤之心，合计戏园五家每日共发给小洋四十二员，以资津贴”。③《津贴戏园之续闻》，《盛京时报》1911年2月28日，第5版。闻此消息后，新民地区的戏园“因鼠疫发生，当经警局传知停演，迄今月余。该园中共计七十余人，坐食山空，困苦莫可言状，现闻省城各园均蒙防疫事务所抚恤，每日赏给数十元以充日用，该园乃亦援案”。④《戏园援案乞怜》，《盛京时报》1911年3月1日，第3版。吉林地区“茶园前因防疫禁演，现在各茶园具禀民政司以戏园人口繁多，供养为难，恳请格外抚恤，以资赡养。经邓司使批准于二十一日为始，斯美丹桂两园日给中钱五十吊，天仙四十吊”。⑤《茶园禀准日给赡养费》，《盛京时报》1911年3月4日，第5版。在防治疫情的过程中，各地均有烧毁鼠疫罹难者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或破败，或脏乱，极易传染疫情。尽管如此，这些房屋也是贫苦百姓安居之所。因此，在疫情得到控制，较为稳定之后，各地亦开始落实房屋补偿措施，“（开原徐总办）在自治公所演说，被焚房屋当公估价值，由公款赔偿”。⑥《会议追索被焚房价》，《盛京时报》1911年3月7日，第5版。

对于从事鼠疫防治的人员，清政府亦积极地提供了优抚政策，在保证鼠疫防治的同时，给予从业人员相关保障。各地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抚恤政策，鼓励和支持防疫人员工作。此外，除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抚恤措施外，东三省督宪锡良亦上报朝廷，“核拟防疫人员、医官给恤等级请立案等”，⑦《上谕》，《盛京时报》1911年2月26日，第2版。从官方肯定医疗防疫人员的优抚保障。

三、《盛京时报》在鼠疫报道中的积极作用

梳理了整个《盛京时报》的报道后，一条清晰的脉络逐渐形成。俄国境内暴发鼠疫，通过东清铁路经“搭客”传播到满洲里，再由铁路传播到沿线各站，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因人口密集且“未预筹防计”导致“十病九死”，随后又沿铁路南下由“中国苦工”传播至长春。好在此时，中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哈尔滨“傅家甸租赁房屋数间作为养病院”，长春“编订华工坐车章程”并设置隔离区，对接触者调验，营口、铁岭等地亦纷纷做好防疫。东北通往华北的铁路停运，对往来旅客实行检查、隔离。通过隔离、阻断交通等一些措施进行积极的防治工作，减少鼠疫蔓延。

报纸作为当时的重要传播媒介，报道重大事件是其职责所在，同时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当鼠疫发生之时，以《盛京时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发挥其信息媒介功能，及时地把信息传达到受众手中，从疫情到防治到各种消息。近代报刊在鼠疫的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盛京时报》在鼠疫报道中推进了现代医学的传播。在传统医学无法抑制鼠疫蔓延之际，西医辅助治疗，中西医结合为鼠疫的防治成功提供了保障。鼠疫暴发之后，部分中国官员意识到鼠疫的严重性而有感现有治疗手段不足，主动采购他国药品防治鼠疫，新民地区“张太守特派专员四处稽查……在日本医院购买得防疫药一千七百包”。⑧《慎防疫病》，《盛京时报》1911年1月13日，第5版。铁岭地区亦“托英国医院慕君在上海购买解疫药针若干支”。⑨《购买防疫药针》，《盛京时报》1911年1月21日，第5版。《盛京时报》还刊登了奉天卫生医院的《鼠疫防治须知》，其中第四章提及消毒办法“（一）千倍升汞水洒之微生虫即死（二）百倍石炭酸水洒之微生虫十分钟即死（三）百倍石灰水洒之微生虫三十分钟即死（四）日光晒之至二时微生虫毒性大弱至一天即死”。①《鼠疫预防须知》，《盛京时报》1911年1月14日，第3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这些化学试剂消毒方法对防治鼠疫有一定效果，且民众较容易获取，亦有效防止了鼠疫的蔓延。

《盛京时报》塑造的近代医生形象，加快了鼠疫的防治。疫情发展严重的1911年1月12日，《盛京时报》刊发论说《论吾国人不知覃精医学之可慨》，文中提及鼠疫之际“市井悬壶者，则更不学无术，以草菅人命为固然……设法防止，率须借材异国……尤必有识力坚卓之人，游学各国，覃精医术，归而教授其乡之人，则庶乎医学乃渐有昌明之日也”。②《论吾国人不知覃精医学之可慨》，《盛京时报》1911年1月12日，第2版。文中提到“借材异国”为各地的防治提供了方向，时隔不久，铁岭便“求英日病院医师俟时疫大作时协助诊视，闻英日医师业已慨允”。③《英日医师协助防疫》，《盛京时报》1911年1月17日，第5版。同时“本邑防疫医官李君前在日本医学校毕业，李君恐一人不能胜任，已电邀同学山东某君克日装束来铁帮同防疫云”。④《电聘医师》，《盛京时报》1911年1月17日，第5版。随后不久铁岭便“添延日医小池”。⑤《防疫所延聘日医》，《盛京时报》1911年1月25日，第5版。各地亦纷纷聘请国外医生，更多的日本医生或被聘请，或被委派，通过《盛京时报》的报道，亦可见，大疫面前，医者无国界，医者父母心。而且在这次鼠疫的防治工作中，也有外国医生不慎染疫，甚至牺牲在救治的第一线上，新民地区“日医守川信显君每日按户搜验施治不厌劳瘁，闻守川君此次因与患疫者屡屡接触，竟致传染该疫”。⑥《日医守川患疫志闻》，《盛京时报》1911年1月26日，第5版。3日后《盛京时报》刊载“该日员守川君为医官不意竟致传染，医药无灵，于二十六日病故”。⑦《防疫所日医病死》，《盛京时报》1911年1月29日，第5版。不久后又报道了“英医查克逊君日前应督宪之聘在沈阳站办理防疫事宜，颇极认真，讵该医生于二十五日突然染疫延至午后一钟逝世”。⑧《英医染疫逝世》，《盛京时报》1911年1月26日，第5版。鼠疫期间，众多外国医生牺牲在防疫一线上，他们的付出，为最终战胜鼠疫提供了重要支持。

《盛京时报》的报道反映了鼠疫之下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鼠疫的蔓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许多传统观念在生与死的面前面临冲击和抉择。中国人认为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因此，在安葬鼠疫罹难者的时候，往往坚持传统，以棺木收敛尸身，再行安葬。随着疫情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鼠疫病毒可以通过尸体传播，且传播更为迅猛。因此，实行火葬是切实可行的阻断传染的方法。但当对疫者尸体进行处理之时，昌图地区“拟雇苦力实行火葬，然无一人听命，防疫委员因此焦灼异常，但亦无可奈何”。⑨《实行火葬为如人听命何》，《盛京时报》1911年2月17日，第5版。普通民众对火葬持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一般人民对于火化一事甚为惶恐云”，⑩《民人对于化尸厂之惶恐》，《盛京时报》1911年2月21日，第5版。甚至有谣言称“藉疫逞虐焚烧活人”。⑪《谣言宜禁》，《盛京时报》1911年2月23日，第5版。随着鼠疫防治的全面开展，鼠疫的相关防疫知识不断普及，人们的认识也逐渐提高，虽心有不满，但为活人故，以及政府命令，只能忍痛接受火葬，火葬亦逐渐推广。疫情较为严重的长春地区，疫死者的尸体众多，大量携带病毒的尸体不利于鼠疫的防治，“自督宪允准火葬疫死者以来，长春一郡……火葬者计不下两千五百名云”。⑫《疫毙者几有不胜火葬之势》，《盛京时报》1911年2月17日，第5版。且“道宪自奉准火葬疫死以来，修筑极大火葬场一处，招工兴筑。兹闻该场工程已竣，所有疫死者定二十一日起一律运致该场，实行焚烧矣”。⑬《火葬场工程告竣》，《盛京时报》1911年2月20日，第5版。一些名人染疫身死后，也不能免于火葬，“山左人曲春浦者善画竹，久为各省所驰名……传染疫毒，嗣经移寓东兴德，未经三日，竟致游世，当经防疫所派消毒夫将尸身抬至南河沿焚化”。①《画学名家染疫身死》，《盛京时报》1911年2月23日，第3版。火葬逐渐成为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重要防疫措施，在双城“本郡人民染疫毙命者共计男女不下六千余人……四野收拾抛弃尸骸一千余……至张正窝堡之北用火焚化云”。②《火葬疫毙尸骸》，《盛京时报》1911年3月3日，第5版。事实证明，虽然火葬有悖于传统观念，但因其有效地防控鼠疫也逐渐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并在各地鼠疫防控方法中得到推广。

四、余论

在清末东北鼠疫防治过程中，《盛京时报》作为区域性媒体，及时地报道了事件，对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报道中，将疫病的传播、治理、防疫、善后等工作及时地传递给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媒体的舆论阵地优势和信息传播优势。在当时只有报纸作为基本信息传播工具的背景下，《盛京时报》对疫情信息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更多的人及时了解疫情，并根据报道进行了基本的防疫，为最终控制并消灭鼠疫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其报道所言，“医学将大放光明矣。谓为鼠疫之所催促”。③《鼠疫关系医学之进步》，《盛京时报》1911年2月26日，第2版。其报道的消毒、隔离、消灭病毒宿主以及隔断交通等防治疫病措施，至今为我们所用。大疫之下，《盛京时报》等报刊，积极通报和防控疫情，推动了医学进步和人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