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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与流动:国内嘻哈歌手媒介形象的自我建构

2021-08-18马中红杨风云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建构

马中红,杨风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纽约布朗克斯孕育成型之后,嘻哈在诞生之后的头十年里几乎没有受到来自流行音乐工业的任何干扰,他经历了相对独立发展的一个年代,成为独特的文化艺术潮流运动。嘻哈包含了说唱(饶舌)、打碟(DJ)、街舞、涂鸦四大早期元素和beatbox、嘻哈服饰、街头篮球等新元素。20世纪80-90年代嘻哈传入国内之初,完全模仿美国黑人嘻哈的风格,歌词中充斥着滥交、吸毒、暴力、酗酒、歧视女性等主题,饱含着抵抗、愤怒和反叛情绪,因而,导致嘻哈文化在中国一度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于“地下”状态[1]。变革出现在2017年,随着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①的走红,部分嘻哈歌手在娱乐资本包装下,迅速从“地下”转向“地上”;嘻哈文化也借此“出圈”,进入公众视野。当嘻哈文化风头正劲时,夺得2017年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冠军的歌手PG One(王昊)“夜宿门”事件以及《圣诞夜》风波②将嘻哈歌手推向风口浪尖。《人民日报》发文批评PG One,认为其作品无筋骨、缺道德、没温度,无法获得大众认可,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2]。新华网也指责其“低俗当不了个性,恶名换不来资本……这样的歌手,不尊重行业和观众,传播不了和平与爱”。与此同时,其他嘻哈歌手生活混乱、思想偏激、高调猖狂等个人问题被相继曝出。在负面报道集聚所引发的“道德恐慌”下,公众逐渐从娱乐狂欢中回归理性,反思嘻哈文化可能潜在的社会危害及消极的示范效果[3]。政府管理部门在之后更是明确提出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要做到“四个坚决不用”,即品行不端、低俗媚俗、思想境界不高、有污点和绯闻的演员坚决不用,着重从道德层面对演艺人员提出了要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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