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理平

智媒时代，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生物识别技术，正在沿着新科技发展的固有路径，持续、快速、全面地推进。以“行走的电脑”方式存在的现代公民，被密布于身边的各类传感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收集、储存、分析着各类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成为即时认证每个人身份的依据，同时也被成为后续判断该公民行为特征的依据而持续地利用。在不知不觉间，每个人各不相同的生物特征借由功能强大的智能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成了开启社会活动之门的钥匙。这样的现实，对现代公民的隐私保护，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广泛深刻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身份识别与公民的隐私保护长期以来一直是密不可分的。隐私主体身份“可指认”，在传统媒体时代一直是构成隐私侵权的主要要件之一。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存在复杂性和多面性，都保有自己的隐私，每一个隐私主体也都会采取一切手段，遮蔽保护自己的隐私。在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这些隐私应该得到尊重和有效的保护。一旦隐私主体的身份被泄露，当事人感到“精神痛苦”，公民的隐私就会因此受损。欧文·戈夫曼提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需区分“前台区域”“后台区域”和“局外区域”(即非前台也非后台的模糊区域)。“前台区域是某一特定的表演正在或可能进行的地方；后台区域是指那些与表演相关但与表演促成的印象不相一致的行为发生的地方。我们有理由增加第三区域——剩余区域，即已确定的两种区域以外的所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