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长宇，卜谦祥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1]。其中新社会阶层群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2]，近年来由统战部门牵头，被纳入大统战格局之中，形成共建共治机制，已体现出治理成效。在风云际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随着该群体的成长壮大，不断增进其政治认同、做好政治吸纳、凝聚政治共识依然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一、划分新社会阶层的实质意蕴

新社会阶层群体是以改革开放为契机，随着“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以及产业结构等变化”[3]逐步形成的，当前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社会阶层的概念见诸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文本中。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对象和范围，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四类群体”。新社会阶层的对象范围、职业构成、群体特征以及群体属性见表1所示。

表1 新社会阶层范围、职业、特征及属性①

新社会阶层的划分区别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于财产所有权、以财产占有—剥夺为视角的分析，也区别于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阶层分析。这种划分与我国社会学界的主流阶层分析——以职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为标准的“十阶层说”(陆学艺等)，基于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状况的“四大利益集团说”(李强、孙立平、沈原)，基于恩格尔系数作为消费分层依据的“七阶层说”(李培林、张翼)，基于“阶层关系双重再生模式论”的“五阶层说”(李路路等)——也不同。但是新社会阶层又必然含括于以往阶层划分的多个相应的层级结构中，新近的一项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所作的近十年来(2008—2019)我国阶层结构的变化研究提供了有关依据，具体参见表2。

表2 我国近十年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2008—2019)③

表2显示出近十年来阶层结构变化的显著特点，即“在整个就业和职业结构中，工人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中产阶层的两大主体即所谓‘新中产’和‘老中产’都在快速成长；最后出乎意料的一个巨大变化是自由职业者的快速发展”[4]。在这个阶层结构的分析中，其中“中产阶层的两大主体”，即专业技术人员(“老中产”)和中小民营企业主(“新中产”)，以及“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分正是新社会阶层人员。李培林、崔岩分析“十年阶层剧变，才是中国潜在的真正挑战”，聚焦的是对“工作就业方式、劳动生产率和中等收入群体”三方面的经济社会影响，其中就包含着新社会阶层的迅速成长壮大对社会和谐稳定、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潜在威胁。新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基于其阶层属性，即表1中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体制外为主、党外为主”等。把新社会阶层纳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并且成为近年来的工作重心，对其作范围、职业等的相关界定，而且以体制与政党的界分作为主要标准，可以看出新社会阶层划分的政治意蕴。新社会阶层已不是一个小众群体，体制内外、党内外的矛盾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敌友”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划分新社会阶层的目的在于积极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增进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与共识，增强政治吸纳，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关注新社会阶层、增进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就是划分新社会阶层的实质意蕴。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同时，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取向已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关系“遍地开花并且网络化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更深地卷入到政治关系之中。拥有并参与一定的政治关系，不仅是现代社会人生活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正常生活的必要保障”[6]。人的政治性与政治的社会性密切胶着。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政治关联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按照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即对特定的组织及规范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又会从情感层次上升到理性层次。政治认同就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7]。罗森鲍姆同样将政治认同视为个人主观意识，是个体基于主观认知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责任感与忠诚感，并自愿地承担政治义务和责任的过程。当然这种政治认同意识会通过行为实践表现出来，进而实现知行统一。政治系统是具有一定结构并履行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由一系列与决策有关的互动要素如权力权威机构、政治组织、体制、制度等构成，体现为社会成员与“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同理，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就是对政治系统的归属感、责任感与忠诚感，以及愿意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与责任。这种政治认同具体体现在对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支持，包括对政党、国家、政府等主体的认同，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机制等制度化要素的认同，对方针政策、规范规则等工具要素的认同；也包括对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文化等精神要素的认同等。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议题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要素的统一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党与政府认同、体制与国家认同、政策认同以及政治文化认同。处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关注新社会阶层，增进其政治认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价值逻辑

首先，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是政治社会化的需要。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阿尔蒙德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将其视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变迁的过程；伊斯顿从政治系统的角度将其视为政治系统为了获得对基本政治目标产生正面支持而做出的反应，以此来维系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基本运作。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8]，就新社会阶层个体而言，政治社会化就是通过“学习政治文化、参与政治实践、获得政治能力，完善政治人格，养成政治心理，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政治感情、信仰、态度等政治意识。通过这种方式以取得社会的政治认同，使自身拥有政治认同感，与此同时能够以合适的方式、正确的态度参与到政治活动中”[9]。政治社会化伴随生命历程的始终，在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化内容。新社会阶层群体以年轻人、中青年为主，其中新媒体从业人员基本上是“90后”的年轻人，自由职业人员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是主体，年轻人思维敏锐，但也容易受到多种价值选择与行为方式的影响。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在于“形成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念”，而“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也成为获得政治知识和经验的重要途径”[10]。成年时期人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基本成型，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日常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活动等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主要是“为个人进一步提供政治知识和技能，完善其政治人格。此时，个人已经不再是单纯消极被动的社会化对象，而是成为以自身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影响他人的政治社会化的主体”[10]。网络媒体是新阶层群体日常工作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网络媒体作为人们社会化与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之一，随着媒体格局与生态的变化已成为“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也往往是“负面舆情发酵、错误思想传播的策源地和放大器”[11]，直接影响着年轻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需要政治价值观方面的监督与引导。同时面对政治系统中制度规范等的适时调整与改革，需要与时俱进形成并强化认同；就新社会阶层内部而言，在取得相互认同的情感时，成员似乎同时也从中吸收了有益于他们长期维持一个团体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措施；就社会政治系统来说，政治社会化是一定政治文化——政治知识、规则、规范和价值等——的传播和延续。每个社会都有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组织和机构，如政党、政府、学校、传媒等，向个体灌输政治知识、政治价值观，以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形成政治认同、政治归属、政治忠诚与服从等行为。据此，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其实就是政党、政府尤其是基层统战部门、街道、社区等作为政治社会化组织机构，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与手段、作用于政治社会化客体即四类新社会阶层个体与群体，实现政治社会化目的即培养健全的政治人，建构政治共同体，使其成为积极的社会建设力量的过程。

其次，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是巩固政治系统合法性与稳定性的需要。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确立，源于民众对系统的支持与信任。“一种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2]合法性与权力、权威紧密相连，权力具有合法性时就具有了权威，而权力具有了权威，也就相当于取得了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3]。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14]。大多数政治系统常常通过努力在成员中唤起和培养“政治共同体感或相互的政治认同感”[14]以增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广大民众对政党、政府及制度规范的支持与信任感构成了“一个友好态度与善意的蓄积池”[15]。政治系统的稳定性通常有三个衡量标准：“(1)政治系统具有强大的权威性；(2)政治系统功能齐备，运转正常；(3)政治生活的秩序性，表现为政治活动能够在法制的范围内合法地进行。”[10]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又依赖于该系统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有效性是指向实际行动的，是政治系统实现诸多基本功能的程度。“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13]随着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成长壮大，他们对政党、政府、制度规范等的认同基于对诸多状况的判断与衡量：法理型权威的确立状况、公权力的公共性状况、制度规范的正义性状况、个人合理利益的实现状况等，由此就会产生“对结构和规范有效度的独立信仰，对制度规则有效度的道义上的信任，对权威当局有效度的信任和信仰”[15]等。在历史的演变中，政权及其政治系统的更替乃至消亡的背后往往都是政治认同的衰弱，政治认同造就了特定政治系统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政治认同降低，便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可能要出现了。因此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状况也是对政治系统运行状况的衡量，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也是政治秩序良好运行的体现，同时也会扩大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增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运作，规避“塔西佗陷阱”，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发展。

再次，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是民族复兴“做大同心圆”的要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新社会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学历层次高，知识水平高，类似于马克斯·韦伯阶层划分中的“没有产业的知识分子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16]。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知识和人才，科学知识本没有国界，但是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为谁所用，就有区别了。钱学森的“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的观念以及他矢志不渝“效忠中国人民”的精神仍需要坚守和弘扬。在中国力量的锻造中，新社会阶层群体因其数量庞大、富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在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收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实施创新创造发展战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7]。而新社会阶层的成长也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各种发展条件，社会在为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提供帮助的同时，也赋予每个新阶层人士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社会一直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该原则强调国家集体利益的权威性、合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以及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国家集体利益的至上性。“做大同心圆”之圆的核心从利益的层面看就是国家整体利益；从组织管理的层面看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文化价值层面看就是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新阶层人士在地理、心理、政治、文化“国境线”方面的统一，使新阶层群体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1]，进而规避“西化分化陷阱”。

三、影响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因素

首先，相关制度化建设不充分影响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担新社会阶层工作的治理主体当前主要是由统战部门牵头组成，着眼于建构大统战格局。这种做法能够体现出明显制度优势，但是具体制度与规范的建设仍不够完善。“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任何政治体系制度化的程度，可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来限定。”[18]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的职能，但是统战部门相对于党建、经发等条线在纪律性、号召力和威慑力方面相对较弱，对统战对象的回应也相对较弱，新社会阶层工作究竟如何开展还处于自我探索和经验总结的阶段。2017年以来，针对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基于国家顶层设计，各地方相关职能部门虽然已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建设还大多停留在新阶层联盟组织的建设层面。新阶层作为新的社会主体，“必然与原有的权力结构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要求原有的权力结构作出回应，即新社会阶层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如何表达、保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能够参与到与自己相关的国家决策和公共领域的决策中，在社会的核心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2]等，都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化设计与规范。同时对新阶层政治认同状况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也需要建构和完善。组织的适应性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组织特性，是“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一个函数”[18]。已经成立的新社会阶层联盟组织，诸如“新联会”“新动力”“新聚力”等，都是相对年轻的组织，承受环境挑战较少，经历时间考验较短，适应性还比较弱。由于组织相对自由松散，虽然成员较多，但是纪律松弛，活动较少，有些组织的活力与凝聚性不足，渐渐地可能就会流于形式。同时这些组织对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活和职业发展现状、政治倾向与态度、相关利益诉求等摸底调查很难全面，这对有针对性地增进政治认同有一定的阻碍。

其次，多元价值观与社会思潮影响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社会心态、价值观念迅速转变，“思想更加活跃，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态”[11]。社会意识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典型价值观，2012年《人民日报》六七月间曾连连出手，密集发声，连续刊出了6篇“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评论，针砭了“精致的利己主义”“狭隘的极端主义”“庸俗的消费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以及“功利的实用主义”。如果这些价值观在新社会阶层群体中滋长蔓延，那么就会造成“道德失范、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等行为现象屡屡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对弘扬社会主流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消极影响”[11]。不仅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显著，同时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锋，“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长期并存，相互激荡趋势更加显著”[11]，也直接影响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2020年《人民论坛》第1期(下)特别策划，对2010—2019年重大社会思潮十年演变作出研判，认为包括“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民粹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由不同观点和利益诉求发展而来，是“理解社会发展、看待社会变革的一把钥匙，反映着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的特殊风貌”[19]。但是异质性社会思潮直接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与影响，比如“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企图“还原”历史事件，“重评”历史人物，“反思”历史错误，试图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民粹主义”以盲目追求平民价值和理想为由一路高歌猛进，进行蛊惑与煽动；“普世价值论”以西方“民主”“人权”为幌子试图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新社会阶层群体面对这些社会思潮，如果不能理性地作出判断与甄别，就会弱化“四个自信”，直接影响其政治认同。

再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运行成效影响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盘大棋局，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布阵到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个显著优势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1]的远景目标，中国之治的制度图谱整体布局更加完善系统。宏阔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设计要通过操作运行来实现，而具体的运行成效又要通过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状况和程度来体现。新阶层群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直接受制于对地方政府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如“医疗保险”“社会养老”“劳动就业”“教育公平”“房价调控”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认同度；对政党、政府、国家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政党执政绩效”“政府治理能力”“反腐倡廉的成果”“政治领域的进步”“社会整体的发展”“公共服务的提升”“社会法治化水平”“对外政策及国际地位”等。而新阶层人士基于与其他群体、其他国家同类职业人员的比照，对个人生活状况、个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程度的评价与感受，则影响着他们对政党、政府、国家以及公共政策的认同度。

四、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行动策略

首先，继续深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运用柔性治理机制，创新新社会阶层联盟组织与制度化建设以增进其政治认同。深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包括“多元化治理主体、复杂化治理对象、多样化治理方式以及多维度治理过程于一体的公共权威实施框架的现代化系统”[20]。作为一种治理科学，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研究国家治理，很多涉及根本性、基础性、逻辑性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认识也更加深刻”[21]；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22]；作为一个实践操作体系，需要采用多种方法与手段进行系统治理与全面治理，其中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尤其要发挥柔性治理机制的功能。柔性治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指执政党、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以社会的共同价值原则和规范为基础，运用非强制性手段，如舆论宣传、社会疏导、说服教育等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和活动”[23]。柔性治理体现出主体的多元性、手段的非强制性、性质的人本性；柔性治理通过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以保障和维持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秩序。当前，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就是要坚持“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也要坚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真朋友”[11]。以交友、服务和宣传为手段增进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就是柔性治理手段的充分运用。完善的组织与健全的制度是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归属与认同的基本保证，依托统战部门在党建引领的前提下，实现多个职能部门共建共治，做好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发挥联盟和理事会的作用，实现“成员身份构造”“组织囊括”和“结构可及”，使新阶层成员明确自身社会地位与社会责任，接近并影响公共政策；通过一定的制度化渠道解决他们的阶层需求，增强政治认同。同时需要致力于新阶层工作的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克服“本领恐慌”，提高“七种能力”——“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24]。完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联席会议制度、有序政治参与制度等，扩展联盟规模，形成规模效应，以增强制度与组织的“适应性”和“凝聚性”。新社会阶层组织也要定位明确，联盟不同于党组织，也不同于行业协会或商会，不能将新社会阶层组织办成商会俱乐部，而要办成引领思想的组织。

其次，整合政治认同资源，增强文化自觉。政治认同体现的是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之间的关系，新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政治认同的个体主体，其政治认同的实现受制于政治社会化程度与水平，因此需要不断加强个体政治知识的学习，以提高政治认知水平与政治行为能力。对新社会阶层群体，政党、政府要明确其阶层地位与阶层属性，发挥新阶层组织的作用，做好政治吸纳，在人大、政协等提供一定比例的席位，拓宽其参政议政、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以增强其阶层政治认同。整合政治认同资源包括广泛的内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状况是“最基本、最根本的政治认同资源”[25]，此外，从政治活动本身的角度又包含诸多内容：政府应该整合主要的“政治社会化介体，从政策、作为、舆论、教育等各个角度进行引导和宣传”[9]；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与政府公信力，在当前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社会矛盾已转化的状态下，政府对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保障与实现状况、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状况、社会公平的实现状况、对社会的治理成效等等，都是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需要积极面对的；另外，尤其要通过文化认同增强政治认同，文化力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政治文化是个体政治行为与政治系统的行为规范之间联系的纽带，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其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民主等方面知识的了解和认同，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使社会的政治形势、政治气氛得到维护和发展，不会出现政治危机或社会动乱”[9]。其中主导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主导意识形态可以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信仰，同时使得追随者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20世纪末，费孝通基于如何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26]的想法，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将其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理论无疑具有广泛的解释力，不仅适用于建构一个“囊括全人类的协作发展的全球性大社会”走向“美好社会”的构想，也适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在坚持主导意识形态、坚持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共同建构“美好社会”的实践。新社会阶层群体坚持主导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认同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要求和体现，同时，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等，为新社会阶层成员提供精神信仰、价值追求、意义世界和行为规范的科学导向，也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理想、愿望和需求提供了价值参照。

再次，针对新社会阶层四类群体分类施策强化政治认同。针对新阶层的不同类别，具体组织引导、分类施策，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要求。针对新媒体从业人员实行监管与服务引导相结合，发挥主流媒体主导作用。近年来网上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不断扩大，“多家国家级重点理论网站、地方理论网站、多个‘学习系列’、APP、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头条号以及民间思想网站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民间的网上理论传播新格局”[27]。新媒体从业人员本就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参与网络综合治理的主体，网信办等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搭建并运用新媒体联盟平台，寓服务监管于联谊交友、日常活动之中，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政策解读，尤其重视对“意见领袖”的联系和引导。在重大舆情事件中，过去大V统领舆论场的格局已被打破，新的舆论格局即“大V慎言发声，中V异军突起，小V积极参与，沉默的大多数被唤醒”[27]的状态已经形成。针对私营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采用利益机制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增进其管理技术人员对地方政府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认同，同时民营经济人士也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22]，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针对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鼓励他们参加政治、公益社团，参与社区管理，参与地方政府活动，通过激发公益精神以增强政治认同与社会责任感。针对自由职业人员如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自由画家、音乐创作人等的作品主要依靠网络来传播，他们的社会交往也主要是通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来实现，网络监督与引导仍是最主要的增进沟通与认同的方法；而对于自由策划咨询人员、知识型和技能型市场服务人员，则要通过各类协会，发挥组织的作用，进行引导与凝聚。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进团结。”[22]处于风云际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提振新阶层群体的精气神，是社会治理的新面向，还有待做更扎实细致的工作。

注释:

① 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官网的《再解新社会阶层人士》一文中的内容概括整理，http://www.zytzb.gov.cn/xdzcjd/84405.jhtml。

② “三高”即知识水平高、收入水平高、经济地位高；“三强”即自主意识强、创新意识强、职业流动性强；“三外”即体制外、党外、海外归国人员；“三大”即在企业发展中作用大、影响大、工作压力大的特点。

③ 资料来源：李培林，崔岩《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