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政约谈以其灵活、柔性、多样的执法特征，广泛运用到社会治理各领域，有着弥补法律滞后和漏洞的效果，推动了行政执法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在规范管理电商平台活动中，行政约谈既节省了管理成本，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促进了电商平台健康有序发展。本文通过梳理电子商务领域行政约谈，发现行政约谈电商平台法律依据不足、程序缺乏规制和缺乏监督救济措施等。实现行政约谈电商平台法治发展应从完善立法体系、细化程序规则、建立监督机制三方面入手，从而不断推进电商平台管理活动规范化。

关键词：电商平台;行政约谈;法治发展;管理规范化

本文索引：徐可行.<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13）：-039.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7（a）--03

行政约谈起源于税务领域，辽宁省地税局在2002年9月发布的有关个人所得稅约谈外籍人员的工作通知，第一次以官方规范性文件规定了行政性质的约谈，其后在税收、食品、环境、网络、电商等诸多领域广泛运用。2012年12月23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虚假标价、夸大宣传、不平等条款等问题约谈25家电商企业。行政约谈电商平台主要是行政主体依照管理职权约谈电商平台企业，通过沟通协商、政策宣讲和劝诫警告等方式，达到预防纠纷、违法预警和惩戒教育的现实效果。有学者提出，“目前，依约谈对象不同，主要有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1]前者是上级行政机关约谈下级行政机关，后者是行政机关约谈管理的社会组织和其他行政相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