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钱玄同，浙江吴兴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和周氏兄弟等一道拜章太炎为师，学习《说文解字》、音韵等。回国后曾在多所中学、大学教书，参与编辑《新青年》，系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

两位文人的日记之缘

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钱玄同思想保守，行为守旧，是标准的冬烘先生。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抄》中夸赞“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也”。1912年的钱玄同完全认同，誉之为“颠扑不破”，并夸赞宋儒注重私德，重贞洁，尚廉耻，昌夷夏大防之伟论，“此实百世所当景仰者”。

1916年，钱玄同看法完全变了。梁启超云：“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钱玄同自认这方面比梁氏有过之无不及，前后思想“往往成极端的反背”。他举例说明：1908—1913，主张复古音，写篆字；1918之后，主张用破体小写。1908—1915，主张保存汉字，反对拼音；1921后，力主拼音，极端排斥汉字保存论。1912—1915，主张恢复汉族古衣冠；1916，倡导穿西服。1909—1915，主张遵循古礼；1916，力主废除古礼。

思想变化如此之巨，对于上述梁启超那句名言，钱玄同深以为然，说：“这似乎是为自己解嘲，但我的意见，实在觉得一个人的前后思想变迁，虽未必一定是好，亦决不能说一定是坏。”对自己的“善变”，钱玄同坦然承认，不掩饰也不后悔。

钱玄同思想变化之大，原因有二，一是袁世凯开历史倒车、复辟做皇帝的反面刺激；二是陈独秀、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正面影响。

1917年9月19日，钱玄同与胡适初次见面。当晚他在日记中记下胡适一段话，大意是，自汉至唐，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儒学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不管天子还是庶人，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所以不能不做好人，“我”不过是父亲的附属品而已。这种学说没有“我”。以《大学》为主，须“诚意”“正心”“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学说，以“我”为主，陆、王之学均能以“我”为主。所以陆九渊说：“我虽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做一个人。”

对胡适这番议论，钱玄同的评价是“极精”，因为强调了“自我”的价值。

《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钱玄同立即致信陈独秀表示支持。胡适关于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钱玄同均佩服不置。钱玄同日记中对陈、胡的褒扬不时可见。钱玄同曾给胡适的《尝试集》作序，大力推广胡适以俗语俗字入诗的做法：“‘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钱玄同大力揄扬，唯一不太满意的是有些诗句还不够“白”。

钱玄同是章太炎高足，章是声韵训诂学大家，钱支持文学改良，陈独秀与胡适都十分快慰。陈独秀说，钱玄同赞成文学改良，“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文学改良刍议》得到钱玄同赞誉后，当时还是一位留美学生的胡适简直“受宠若惊”。

胡适是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抄》才“忽然观感兴起，大做起日记来”，而钱玄同则是看了胡适的日记，才发愤写日记的。满36岁的那一天，钱玄同在日记吐露一大想法，就是指望通过写日记，多练笔，能做出有“文学的意味”的文章：“我要治疗这个毛病，惟有写详细日记之一法，天天写，天天写，一定愈写愈畅达，等到写日记成瘾了，自然而然的要运思去描写，久而久之，奇巧的结构，滑稽的意味，都来奔赴笔下，那么做出来的文章，便不仅是记账式的而是文学的了。”钱玄同自认有两大毛病“懒惰”与“无恒”，他想以坚持记日记的方法医治这两大痼疾。

钱玄同一度大力鼓吹世界语，其目的是“废汉文”，胡适认为这是一种“抄近路”方式，遂写信批评：“我的意思以为中国学者能像老兄这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实在不多；这些学者在今日但该做一点耐性的工夫，研究出一些‘补救的改良方法；不该存一个偷懒的心——我老实说这种主张是偷懒的主张！——要想寻一条‘近路。老兄以为这话有一分道理吗？”

朱我农曾在《新青年》中发表了对世界语的看法：“语言断不能随着私造的文字改变的，也不会随文字统一的……所以凭着几个人的脑力，私造了一种记号，叫做文字，要想世界上的人把固有的语言抛了，去用这凭空造的记号做语言，这是万万做不到的。”胡适赞成这一看法，认为“极有价值”。

1927年后，钱玄同思想渐趋保守，对自己的言辞犀利、观点偏激颇有悔意，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说：“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胡适回信劝他“不必忏悔，也无可忏悔……我们放的野火，今日已蔓烧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无可忏悔的事实。”胡适这里肯定了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放野火”的功劳。

有读者在给《新青年》的信中谈到钱玄同，说：“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刘半农以记者的身份给这位读者回了信，答：“至于钱玄同先生，诚然是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但是本志各记者对于文学革新的事业，都抱定了‘各就所能，各尽其职的宗旨，所以从这一面看去是新青年中少不了一个钱玄同，从那一面看去，却不必要《新青年》的记者人人都变了钱玄同。”

一问一答，可见钱玄同当时的名气与风采。

《狂人日记》的催生婆

周氏兄弟能那么快地登上文坛，钱玄同功不可没。

钱玄同曾回忆自己和周氏兄弟的早期接触：“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7年1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隨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鲁迅《呐喊》自序中也承认他是接受了钱玄同的劝说才开始写小说的。作为《狂人日记》的催生婆，钱玄同对新文化的贡献就不容忽视。

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以“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上，主张废除汉字。有人责怪钱玄同的论调过于偏激。其实，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是陈独秀、刘文典和鲁迅。钱玄同不过是接受他们的观点，最先在文章里表达出来而已。钱玄同1918年的一则日记说明了这一点：“又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

陈独秀、胡适因鼓吹白话文而受到遗老遗少们的口诛笔伐，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后，这些“卫道士”们慌了阵脚，急忙撇下陈、胡，调转枪口，向钱玄同开火。“文学革命”派因此少受了不少火力。鲁迅说，白话文因此获得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卫道士们“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钱玄同鼓励年轻人学外语，读原版的外文书。在他看来，古书充满糟粕，青年人容易为其所误导，同时他认为，研究学术，没有域外知识根本行不通。他日记中说：“今幸五洲交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

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交往密切，日记中常有访周氏兄弟的记录。那段时间鲁迅对钱玄同也颇有好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称赞了钱玄同的文章：“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

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风潮中，钱玄同和鲁迅态度一致。当钱玄同得知校长杨荫榆带领军警冲进学校，解散学生自治会，开除部分学生，封锁食堂，怒不可遏，随即在《晨报》发表声明：“从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我不再做被杨荫榆聘请的女师大底教员。”

1925年5月27日，为支持学生运动，抗议杨荫榆以军警驱逐学生，七位教授聯名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名字赫然在列。

鲁迅曾说，他常常像“解剖”别人一样无情地“解剖”自己。和鲁迅一样，钱玄同也有“自剖”的勇气。1923年1月3日，钱玄同在日记里如此“审问”自己：“满清政府杀了谭嗣同等六人，便促进了变法的事业，多一个牺牲的人，在时间上便可提早实现。那么，我们若肯为了‘纲伦革命和‘汉字革命而牺牲，甚且至于流血，则新家庭和拼音新文字必可提早实现。这种牺牲是最值得的。我于是便问我自己道：‘玄同！你肯这样光荣的牺牲吗？但答案却是‘……！”

钱玄同这次“自剖”直接戳到文化人的痛处。一方面，作为文化人，他敏于思考，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另一方面，自己又怯于行动，明知牺牲是值得的，但事到临头却畏首畏尾，顾虑重重。

鲁迅对此也有相近的反思：“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还认识到，思考敏锐、目光如炬者，实际行动中往往更容易左顾右盼、犹豫不决：“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

鲁迅有名言曰：“救救孩子。”钱玄同也说过类似的话：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钱玄同“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其目的是不给维持旧礼教者留下话柄。而鲁迅则认为，“过渡的一代”中了封建礼教的毒太深，彻底解放，何其难矣！只能“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是鲁迅看得深。

1921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对过去的激烈言论已有悔意。这一年的第一天，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佛有小乘、大乘，孔有三世之义。其实对付旧人，只应诱之改良，不可逼他没路走。如彼迷信孝，则当由孝而引之于爱，不当一味排斥。至于彼喜欢写字刻图章，此亦一种美术，更不必以闲扯淡讥之。彼研馈故纸，高者能作宋明儒者、清代朴学者，亦自有其价值，下焉者其白首勤劬之业，亦有裨于整理国故也。至若纳妾、复辟，此则有害于全社会，自必屏斥之，但设法使其不能自由发展便行了，终日恨恨仇视之，于彼无益，而有损于我之精神，甚无谓焉。”

这一天对钱玄同来说堪称分水岭，自此，他由激进趋向保守，由激烈变为温和，由主张统一转为提倡多元。对旧传统、旧文化寝皮食肉的仇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情与敬意。

鲁迅说，中国多喜责人者而少自省者。但鲁迅本人和钱玄同却能直面人生，不断自省，可敬可佩。

狷介莫人知

黄侃是钱玄同的同门师兄，可黄侃在课堂上常拿钱玄同开涮。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时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

周作人听了这话，很为钱玄同抱屈，就在信中谈及黄侃之刻薄。没想到钱玄同根本不当回事，在回信中说：“披翁（按：黄侃别号）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由此事可知，钱玄同人随和，心胸也较一般人宽广。不过，黄侃骂自己，钱玄同一笑置之，但若诋毁新文化，钱玄同会愤而回击。一次，黄侃当着钱玄同口出秽语：“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钱玄同忍无可忍，予以回击：“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

黄侃去世后，钱玄同对这位学问好脾气大的师兄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平心而论，余杭门下才士太少，季刚与逖先，实为最表表者。”

钱玄同自问，自己虽崇古尊中，但也不排斥“今”“外”。所以他自命为“中外古今派”：“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钱玄同自称“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表明了他对“复古”“民粹”的不认同。

钱玄同还有一个爱好：频繁地给自己取名号，并通过名号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钱玄同，原名为怡。这个名字是长辈取的，他一直不用。后来留学日本，才“废物利用”取名钱怡。后受光复派影响，取号“汉一”。在日本，钱玄同听过章太炎的课。老师告诉他，古人名和字要相应，于是他取名“夏”。给《新青年》写文章那几年，他把名号合一，取名“玄同”，后来因为怀疑古文学派，取号“疑古玄同”。疑古，出自《史通》，指“辨伪”，钱玄同取其为号，寓意为：“凡过去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一切都疑其不合理”。钱玄同有时也把“疑古”写成“夷罟”，取“不盲从多数”之意。

他还有一个号为“饼斋”，这个号源自《三国志·魏书·裴潜传》中的一句话：“愿为卖饼家，不做太官厨。”表明他认可今文学派，另外，“饼斋”也含“对于一切政教文化不固执”之意。日寇侵略中国后，为表示爱国，他恢复了“夏”这个名号，并取号为“逸谷老人”“鲍山病叟”暗示自己决意归隐，不会出任伪职。他曾说，自己取“鲍山病叟”这一雅号，一则表明自己对中国的前途并未失望，“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一则暗示，自己不会投身事敌，而是要做一个“茹素”隐居的“病叟”。

国土沦陷之际，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热河沦陷，他三个月拒绝宴饮；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日人断绝往来；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碑文；1936年，他与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國七条要求。

七七事变后，从7月19日到8月末，钱玄同有四十天未记日记，对此，他解释如下：“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不书秋冬同例也。”古人云：“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钱玄同此举乃效仿古人，暗示日寇侵华乃“背逆天理”。

钱玄同曾集过一副对联：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国难中的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钱玄同去世后，老友沈尹默挽诗中有这样一句：“狷介莫人知，惟狂众所见。”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钱玄同可谓既狂亦狷也。

钱玄同在世时没有出过文集。44岁那年，钱玄同有意自编文集，但整理文稿却发现问题，原来他早年信古，后来倡新，其中的矛盾十分触目，遂决定五四前的文章一概不选。选了几天，钱玄同忽然一拍桌子长叹：“简直都是废话，完全要不得。”可见钱玄同对出书十分慎重，宁缺毋滥。

1917年1月26日，钱玄同在日记里写道：“平居常有活五十岁之想，恐不能达此目的，惟一息尚存，此祈求真理改良社会之志，总不容少懈。”

“活五十岁之想”，可谓一语成谶，钱玄同52岁就去世了。不过，他一息尚存，祈求真理改良社会之志，确未懈怠，可谓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