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钱玄同，浙江吴兴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和周氏兄弟等一道拜章太炎为师，学习《说文解字》、音韵等。回国后曾在多所中学、大学教书，参与编辑《新青年》，系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

两位文人的日记之缘

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钱玄同思想保守，行为守旧，是标准的冬烘先生。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抄》中夸赞“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也”。1912年的钱玄同完全认同，誉之为“颠扑不破”，并夸赞宋儒注重私德，重贞洁，尚廉耻，昌夷夏大防之伟论，“此实百世所当景仰者”。

1916年，钱玄同看法完全变了。梁启超云：“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钱玄同自认这方面比梁氏有过之无不及，前后思想“往往成极端的反背”。他举例说明：1908—1913，主张复古音，写篆字；1918之后，主张用破体小写。1908—1915，主张保存汉字，反对拼音；1921后，力主拼音，极端排斥汉字保存论。1912—1915，主张恢复汉族古衣冠；1916，倡导穿西服。1909—1915，主张遵循古礼；1916，力主废除古礼。

思想变化如此之巨，对于上述梁启超那句名言，钱玄同深以为然，说：“这似乎是为自己解嘲，但我的意见，实在觉得一个人的前后思想变迁，虽未必一定是好，亦决不能说一定是坏。”对自己的“善变”，钱玄同坦然承认，不掩饰也不后悔。

钱玄同思想变化之大，原因有二，一是袁世凯开历史倒车、复辟做皇帝的反面刺激；二是陈独秀、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正面影响。

1917年9月19日，钱玄同与胡适初次见面。当晚他在日记中记下胡适一段话，大意是，自汉至唐，儒学以《孝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