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久文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百年。回首百年，我们自然特别注意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它定下了党的纲领，选举了组织机构负责人。中共一大几乎集中了全党的精英，尽管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没有与会，但来自6个不同党的早期组织的13个代表的建党思想、理论水平、组织能力和个人才华，完全可以代表当时的中共组织，这是确切无疑的。

参加中共一大的湘籍代表多达4人（仅次于鄂籍代表5人），分别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和周佛海。毛泽东与何叔衡乘船从长沙赶来，代表海外组织的周佛海从日本赶来，李达则是坐镇上海当东道主，为筹备会议操持着大小事务。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28岁，正好是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他勇于进取，勤于思索，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革命情怀，“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除了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还缔造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终成一代伟人。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时已经45岁，是所有代表中年龄最长者，这个晚清秀才不但“背叛”了清朝，也“背叛”了民国，成为民国的掘墓人，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达翻译了多部马克思主义书籍，为宣传布尔什维克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因为意气之争，与陈独秀不睦，愤然离开了这个自己参与组建的党。周佛海曾经是激进少年，追求进步，留学日本，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唯一海外代表，但囿于格局太小，贪图一己私利，终于离党而去，为历史所唾弃。

为什么少有大志、才华出众的4个英才从湖南走到南湖，聚到一块参加中共一大，但最后却走向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为历史或铭记、或怀想、或感慨、或抛弃？归根到底，还是他们有没有真正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本真，遇到困难不低头、不妥协，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如一，坚如磐石。

毛泽东离开上海后回到湖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讲习所，深入农村调查，发动农民运动，建立组织，培养骨干，为未来建立党的农民武装奠定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组织秋收起义，并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放弃进攻长沙，改为上井冈山。

以后，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缔造新中国，他九死一生，8次挨批评受处分，但革命意志从未动摇，革命精神从不懈怠，终于取得成功。

毛泽东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是有坚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理想信念。毛泽东的成功也在于他是一个策略灵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机械地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来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终于成功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成功还在于他始终抱着人民至上的情怀，他深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工作生活的中南海至今立着他书写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庄重誓言，永恒誓言。

何叔衡，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他在新民学会中就以沉稳持重为大家所敬重，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很赞赏，说：“叔衡办事，可当大局。”“何胡子是一头牛……”

中共一大“红船”

参加一大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协助毛泽东工作，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湖南军阀赵恒惕关闭。湖南党组织立即筹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即湘江学校，由何叔衡任校长。他十分注重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培养他们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指导他们参加各种爱国反帝斗争。在何叔衡等人的努力下，湘江学校办成了真正党的学校，为党培养了大批坚强的革命干部，尤其是农民运动骨干。

何叔衡后来又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11月，他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随后又任内务部代理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务，主管检察、民政、司法、干部训练等多方面的工作。何叔衡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处决了贪污犯谢步升。何叔衡在苏区工作随身带着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号称“三件宝”。他每天带着“三件宝”走，了解下情，办理实事。

何叔衡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何叔衡没有提出要求，服从安排，以近59岁的年纪留在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1935年，当他与邓子恢率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发现时，他也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大家，选择跳崖身亡而不是拖累同志。当年的知己、诗人萧三后来总结何叔衡是“作事不辞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腾”“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他的选择不是坚持，不是忍辱负重，而是愤而辞去党内职务。李达负气离开中共中央后，也就事实上离开了中共组织。

后来，李达辗转回到湖南，不再公开从事革命工作，但仍然从事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教学，成为著名的红色教授。李达性情刚毅，临难不苟，曾对学生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么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失节的。”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想聘李达做顾问，李达愤怒地回绝道：“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邀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要他参加第三党，他也都拒绝了。1937年6月，蒋介石让冯玉祥做说客，想请李达做国民党行政院的参事，他回绝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做官！”

1941年7月，李达在广东中山大学被教育部电令解聘。此后5年多时间里，李达不得不困居家乡零陵（今湖南永州）以种田为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零陵专员奉陈立夫之命诱劝李达跟着国民党走时，李达仍然坚定地回答说：“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摒弃信念是难上难。”零陵的“维持会”曾要懂日语的李达为日本人办“公事”，李达愤怒地说：“我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我生活再苦，就是拖死、饿死、冻死，我也不会去给日本鬼子办事。”

应该说，李达虽脱离了党但还没有脱离革命。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老友，在延安学习李达的作品，并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采纳其合理部分。1947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他因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看到此信，李达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李达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1949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脚穿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李达与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联床夜话。同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证明，中共中央特批，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预备期，直接转正。此后，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仍然对李达非常关心，不时联系。

晚年，李达曾后悔自己的意气行为，认为是“平生所曾犯的最严重、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牛脾气的李达晚年对林彪的“顶峰论”进行了批驳，他对同志们说：“顶峰？难道不再发展了吗？……是违反辩证法的。”有同志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他却直言不讳：“错误的东西，不管是谁说的都不同意！”

李达当年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拂袖而去，而周佛海的离党、叛党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事实上，他后来的退党导火线竟然是要求他按规定交纳党费。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块银圆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块银圆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按当时党的规定，周佛海应该交纳70元党费，但他拒交党费并公然要求退党。相比于李大钊将北京大学发的工资的大部分捐做党费，周恩来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高薪全部交给党，周佛海的人格真是低劣到不值一评。

1924年9月，周佛海正式脱离中国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右派营垒中。他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当我们考察周佛海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重大选择无不是因为一己私利的考量。1927年蒋介石得势时，他宣誓效忠蒋介石，担任多个要职，最后出任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代理宣传部部长，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1938年，当日军全面侵华、中国有亡国危险时，周佛海又抱上汪精卫的大腿，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并在南京汪伪政府出任要职，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他甚至得意地发出狂语：“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1942年，当日本法西斯势力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望取得胜利时，自知罪孽深重的周佛海又秘密与蒋介石暗通款曲，以求战后免于一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以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介石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在蒋介石的庇佑下，周佛海在战后先是逍遥法外，后来免于死刑。周佛海一生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毫无节操可言。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当中共历史走过百年的时候，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只有始终把人民的利益高擎在头上，始终不忘自己的誓言的人才能真正奋斗终身，也才能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革命的丰碑上，也才能为人民所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