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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纪念馆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唱出了革命者矢志不渝、不畏生死的坚定信念。歌词中提及的红岩，位于重庆市嘉陵江畔，作为地域的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红色三岩”的总称，其代表性所在是重庆红岩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首次提出“红岩精神”。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重庆——笔者注）驻守8年，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抗战胜利以及战后中国光明前途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过程中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还产生了影响几代人的《红岩》小说及相关作品背后的故事，烈士们的真实事迹远比艺术加工更加感人，‘狱中八条’作为烈士们临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要了解红岩精神产生的这一段历史，我们需要从党中央的一个派出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讲起。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在总结抗战以来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在武汉沦陷前，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迁往重庆。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并同日在重庆复刊。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议由周恩来等13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由于当时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所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设于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并与之合署办公。1939年5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城区驻地机房街70号在日机大轰炸中被毁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入城郊红岩嘴13号，红岩自此开始闻名天下。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职责有三：一是延续长江局时期的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以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等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交涉，与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交往，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领导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以及港澳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领导华南、西南地区的敌后武装斗争；三是领导设立于上述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

1944年11月，因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领导成员先后离开重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工作。1945年12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恢复中共中央南方局，当时称作中共中央重庆局，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工作机构仍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迁到南京。同月，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

中共中央南方局自成立到1946年5月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实际存在约8年时间。在历届领导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主持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领导所辖区域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代表党中央处理有关国共合作和事关抗战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特殊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做了大量工作。

坚守在政治斗争最前线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在维护国共合作、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与国民党当局既联合又斗争，通过政治方式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尽可能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到党的周围，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大局，直至抗战最后胜利。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皖南事变后，从1月12日开始，周恩来、叶剑英一连数天，向蒋介石等人进行紧急交涉，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周恩来、叶剑英还布置军事组编印《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25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交给张冲转蒋介石，并严正声明：蒋如不实行这12条，就不恢复两党谈判。2月14日，周恩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其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严正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陷入空前孤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缓和。

周恩来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代表谈判时，尊重对手的“党见”和“党格”，并与之推诚相见，争取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达成互信互让。周恩来与张冲的交往便是一例。20世纪30年代，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他曾策划上海《申报》等国内主要报纸相继刊出所谓的“伍豪事件”，造谣诬陷周恩来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以蛊惑人心。西安事变后，张冲与周恩来成为国共谈判的主要代表。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让张冲深为感动。张冲为两党合作不懈努力，置顽固派攻击陷害于不顾，建立秘密电台与中共联系，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积极安排部署。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张冲极力弥合。同年8月，张冲病逝，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其为爱国志士。

为促进全民族团结抗战，周恩来四处奔走呼号。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总是依据中共中央指示，本着“相忍为国”的精神，坚持通过两党谈判，争取实现互谅互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和反动势力，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

大后方的光明旗帜

为推动抗战民主，争取不同阶层的群众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充分利用多种场合接触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广泛交流，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

1940年12月，周恩来派员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后又派员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专门电台与其联系。龙云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被誉为“民主堡垒”。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分析抗战形势和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予他们支持。后来，中共中央又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刘文辉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1年3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帮助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民主党派坚决抗日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也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鼓励他们积极为争取抗战胜利、为争取中国光明的未来多作贡献。

银行家宁芷村回忆，周恩来曾亲赴他的寓所约请部分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当时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爱国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就是不能再对蒋家王朝存有幻想，而应该投身到人民民主运动中去。这次谈话传播开后，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作《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对蒋介石集团极为不满，而又对共产党尚有疑虑的情况下，为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争取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正是由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处于大后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将革命引向胜利的一面旗帜、引导人民走向光明之途的唯一希望，这就最大限度地赢得了人心。一些曾在国统区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民主人士回忆说：“我看到周恩来先生，从他身上产生出一种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出污泥而不染的作风

国统区不同于解放区，一方面，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广大党员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局面，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常常以高官厚禄来引诱共产党人，意志不坚者可能会迷失。鉴于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花大力气抓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为加强学习，周恩来规定每周星期四为“党日”。这一天，中共领导的所有在重庆的公开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和新华日报社编委以上干部以及曾家岩的干部，都要到红岩村集中学习。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干部还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以自己崇高的人格魅力去凝聚国统区的党员，使他们融合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1941年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的有关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局拟定了一个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有一个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6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为此，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国统区的斗争形势和群众工作要求，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和“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工作方法。鉴于国统区环境极其复杂，而革命工作又需要接触社会各方面，中共中央南方局允许有的党员“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根据这一原则，有的党员长期战斗于国民党及其政权机构的核心部门，他们既要扮演好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又要机智灵活地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优秀品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的党员奉派在重庆、香港等地开办公司，为革命筹集经费，这些共产党员也就成了社会知名的“大老板”。然而，他们将企业盈利所得悉数上交党组织，自己从不私占一分一毫，始终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很难想象这些处于极其特殊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是否能够完成使命。

抗战胜利后，围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8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在国统区经受住各种考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组织力和向心力。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认为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大后方工作有很大的成绩。

“狱中八条”的故事

1948年4月初，重庆的国民党特务以破坏《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135人，其中党的县以上干部40人，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

由于叛徒出卖以及3次武装斗争的失败，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300多人。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江姐）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看守所的革命者采取各种形式向被关押在女牢房的江竹筠表示慰问和致敬。江竹筠借此机会起草了一份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讨论大纲，这份讨论大纲的主要内容有3个部分：一是被捕前的总结，二是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三是监狱学习的情形。各牢房的革命者分别对这份大纲进行了讨论，这也成为日后“狱中八条”形成的基础。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的刘国鋕，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的王朴以及曾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的陈然等，进行过多次深入讨论。狱中意见在此逐渐完善、成熟。

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面对丧心病狂的敌人，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委员、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的许晓轩提出抓紧讨论并形成报告。这一倡议得到狱中革命者的热烈响应，他们在生死关头仍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从《挺进报》被大破坏和上、下川东3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对党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分析，总结教训供党组织参考。许晓轩等人商议，决定将每次讨论的结果都向罗广斌汇集，由他重点记录。

1949年11月27日，当渣滓洞大屠杀的火焰还在燃烧之际，罗广斌和尚未被杀害的10多位狱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冲出白公馆，在乡下隐藏了起来。3天之后，重庆解放。

1949年12月25日，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报告》的第七部分为八条“狱中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狱中八条”的来源。

1989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这就是现在为人熟知的“狱中八条”。经过整理后的“狱中八条”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将“狱中八条”一一读了出来，他说：“‘狱中八条’作为烈士们临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重温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那段革命历史，重温渣滓洞、白公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重温伟大的红岩精神，就是要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不懈奋斗，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