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

2020年8月25日是七夕节，我爷爷正是那天去世的。三年前，他患上了老年痴呆。最后几个月，他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一动不动。他总说要活到100岁，这一目标虽未实现，但也活了95岁。我奶奶比爷爷早走53天。她当时正在吃汤圆，吃到一半心脏骤停，人就不动了。

我收到爷爷死讯时，正一个人待在纽约。同在美国的还有我的父母、叔叔、哥哥和堂弟。受疫情影响，我们都没法飞回中国。葬礼当天，我姑姑用微信发起多人视频聊天，四散在美国各地的我们便以这种方式参加了葬礼。

我已经在纽约住了一年多，但那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葬礼当天，我特意换了衣服、化了妆。视频打过来后，我将手机放在支架上。为了表示对爷爷的尊重，我全程都是站着的。手机屏幕被微信视频分成了五个小格子，其中一个画面对着爷爷，遗体上有亲友献上的鲜花。

我爷爷奶奶住在合肥。小时候，我哥和我的暑假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那时，我们和姑姑还有同辈的小孩一起睡。我们一起在空调前吹冷风，到外面的网吧打《星际争霸》和电子宠物游戏，买麻辣牛肉干和卡乐比虾条。晚上，我们一块看中国的肥皂剧。爷爷奶奶住在一栋单元楼的第三层，楼外有一棵桑树，奶奶会用桑叶养桑蚕。

我们用微信和中国的家人保持联系。家里的微信群是家人分享小孩照片、搞笑视频以及唠家常的地方。我翻看聊天记录，可以看到许多家人的对话。

“老太太六點钟就起床了，说肚子饿，要吃早饭，好在阿姨已经习惯了她的节奏。”

“我喜欢宋仲基。”我的堂妹说。我姑姑比她大30岁，回了句“我也喜欢”。

奶奶只会看微信，不会打字。她有时候翻聊天记录会无意间敲出几个没有意义的字符。我爸看到就会说：“妈，您想说什么啊？”

多亏了微信，我们才能实时参与奶奶和爷爷的葬礼。但微信毕竟不是完美的，我们无法真的回到中国，为他们的遗体献上鲜花，也无法回到他们的住处，在他们的遗像前放上橙子。我们似乎通过巴掌大的屏幕，穿到了那一侧，但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疏离感。我现在还无法接受他们离去的事实，但他们确实远去了。我微信通讯录里仍有奶奶的名字，每次翻到那，我都会有些恍惚。

“流亡”

爱德华·萨义德写道：“流亡如死亡一般，斩断了太多人与传统、家庭和家乡的联系，但又缺少死亡那具有终结意味的慈悲。”我并非被迫流亡，但身在美国，我和传统、家庭、家乡的纽带确实断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很想多了解一点亚洲文化。

我打小就喜欢听中国故事。每当我在学校里学了点中国历史的知识，回到家和父母一聊，他们就会说：“不是这样的，当时完全是另一回事。”比方说文革，我父母的讲述就和教材不一样。他们谈起那段历史，说自己在农村交了不少好友，爷爷奶奶还因为当兵获得了奖章和退休金。小时候到爷爷奶奶家过暑假，家里同辈的小孩跟我开玩笑，说爷爷吃的是共产党的饭，没有共产党发薪水，爷爷就没法给我买好吃的。

许多移民的小孩都缺乏归属感，我也一样。我想找到我的根，了解我的过去，这也是我长久以来想回中国记录家庭口述史的原因。我回合肥那天刚好是奶奶九十大寿，叔叔接到我，直接将车开到了饭店楼下。席间，奶奶的曾孙女给她戴上寿星帽，跟她一起吹灭了蛋糕蜡烛。爷爷那天没去吃饭，他病情严重，只剩一个空壳。

爷爷

爷爷姓钱，1925年生，属牛，江苏人，贫农家庭，家里靠织布、养牛生活。他兄弟姐妹一共六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他小时候没怎么吃过饱饭，为了不饿肚子，15岁便加入共军。抗战期间，他打过鬼子，他的一只耳朵就是那时聋掉的。他参军后还学会了写字，最后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

他和奶奶总共生了五个孩子，老大生于1953年。五个里面有三个想成为作家，但最后都学了医;剩下两个，包括我爸在内，移民到了美国。再后来就有了我——一个出生于洛杉矶郊区的小女孩。我的梦想也是当作家。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打牌。他下午会下围棋，到了晚上就是麻将。饭前，他总会一边拍手，一边说“HALLO HALLO EAT”（译注：实为HELLO HELLO EAT，即“你好，你好，吃饭”）。他还知道一个英语单词Monster——怪物。他第一次到洛杉矶看我们，拍过一张照片，穿的是一件绿夹克。我两三岁时，住在合肥。一个冬日，爷爷一个人拿了个塑料袋出去，想装些雪回来让我们玩。我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他在雪地里留下的一串脚印，那一天，他穿的也是这件绿夹克。

作者（左三）一家在洛杉矶机场的合影，彼时他们正准备回到中国并在那里生活几年。

爷爷这种身体状况，我自然没法跟他交谈。我开始翻他的文字，最后找到了一篇爷爷86岁时写的文章，题为《我的遗产》，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小时候，父亲卧病在床，我常常熬中药给他喝。一天夜里，母亲突然把我晃醒。那会，父亲刚刚断气，他的遗体被搬到了屋外，放在一张木板上，头朝北。母亲哭得很伤心，他让我们几个孩子大声喊父亲的名字，好把他喊回来。”

文末，他写道：“我1940年加入新四军，如今，70年过去了。”显然，他写这篇文章时，思维敏捷，记忆力也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但我有预感，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见爷爷了。

奶奶 

奶奶过完九十大寿，我花了三天时间采访她。奶奶口音很重，采访时姑姑一直待在旁边，用普通话将奶奶的话复述一遍，我才听得懂。

奶奶姓石，江苏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44年，她还不到16岁，就主动和自己的阶级划清界限，加入了共军。她用自己结实有力的双手抚养了三代人。奶奶脾气火爆、为人爽快，从不藏着掖着。我读中学那会回合肥，看见她一边打麻将一边抽烟。我把她的烟拿走了，告诉她不应该抽烟。她笑了笑，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

奶奶说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不过，她总想着帮助别人，不管有钱没钱，只要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她都会做。因此，虽然她只是一名基层公务员，但大家都很喜欢和她来往。

奶奶去世后，我把采访的录音文件发到了微信群。我叔叔听后向我道谢。他说：“我一听到声音，就控制不住泪水了。”

后来，叔叔又说我问的问题太幼稚，责备我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历史。他可能不知道他的话有多伤人。他的话，让我意识到我并非中国大家庭真正意义上的一份子。

旅行

采访完家里人，我又继续在中国待了一个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在中国大地上行走。

这趟旅行并不容易，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支付宝的难关。在中国，你只要有支付宝，一切都不是问题，但作为外国游客，要注册支付宝就非常麻烦了。没有支付宝，现金又不大好用，这对游客而言确实是个挑战。我最后只能用我妈的支付宝，但买火车票还是不行，因为支付宝绑定的是她的信息。我每次到车站，都得去柜台购票，这也让我意识到我确实是外国人。

我熟悉的中国是爷爷奶奶的中国。那个年代，马路上跑的是自行车和摩托车，街上走的是小商贩，我们会从他们的小木箱里买冰棍。彼时，绿皮火车很慢，買什么都可以讨价还价。如今的中国，买什么都是用二维码。

我独自旅行的那一个月，正在为一家学术机构撰写报告，总结近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翻阅了许多材料，有不少材料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搜集情报，还有材料鼓吹第二次冷战。这些抽象、耸人听闻的文字离我太远了，我接触的中国是我温馨的家庭微信群，我无法将这些文字与我接触的中国联系起来。

 悼词

爷爷去世后，姑姑在悼词中写道：“爸，您一直希望我们家出一个大作家，您孙女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呢！”我读到这，有些不是滋味。我成为作家的梦想，被她这么一写，成为了慰藉爷爷灵魂的工具，我身上的负担也会因之沉重不少。

1948年，作者的奶奶（左一）在部队文工团

疫情过后，我会回中国扫墓，但合肥的家是回不去了，爷爷奶奶的公寓已经被卖掉了。小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会聚在爷爷奶奶家里。如今，大家四散在各地，中国的亲戚也陆续搬到了别的城市。爷爷奶奶健在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根，我们就算在美国，也是大树的枝叶。如今他们走了，根没了，我们很难再聚到一块了。

2020年3月以来，美国疫情愈演愈烈，我只能待在家里。中国则有效控制住了疫情。10月，我大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在微信群秀照片，另一个姑姑说：“这地方离天堂最近，也离爸妈最近。”

爷爷奶奶去世后，他的儿女常常借微信群给他们的在天之灵发信息。我姑姑写道：“俗语有云：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生老病死，没有人可以避免。这些我们都懂，但爸妈，我们只是太想你们了。”

[编译自英国《卫报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