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克·鲁特 陈其慧/编译

克洛普：“撤销送养决定意味着得再花一笔钱把我的孩子赎回来。”

卖子陷阱

希安·克洛普在2009年和男友结识的时候不过20岁，两人在几周后闪婚，不过数月，克洛普便怀孕了。然而，初为人母的美梦很快就因丈夫锒铛入狱而破灭。迫于现实，她不得不开始为肚子里的宝宝寻求收养的路子。年轻夫妇在搜索引擎上查到的第一个相关链接就是“收养网络法律中心”（ANLC）。

克洛普和ANLC最初的交流很顺利：收养顾问温柔体贴，服务专业周到。对方很快就发给他们一系列文件，要求填写个人病史、药物滥用情况和怀孕期间开销等一系列问题。

夫妻二人仅向收养家庭要求提供油费、食物、毛毯等生活必需品，不希望双方变成买卖孩子的交易。但ANLC的顾问说，未来的养父母很富有，他们完全可以索要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又在清单里添加了孕妇装、一套新轮胎和可以带进监狱的书籍。2010年1月，克洛普签署了收养文书。依照法律，该决定在规定期限内可以选择撤销，具体时间因州而异，任何可能构成买卖孩童的承诺或者合同都是非法的。

文件签署后，克洛普仍犹豫不决。当她致电ANLC的顾问，询问能否留下自己的孩子时，对方给出的回复让她觉得养父母会追讨所有款项，这不是一笔小数目。震惊之下，她匆匆挂断了电话，之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我的心都碎了。”克洛普说，“撤销意味着你得再花一笔钱把自己的孩子赎回来。”别无他法，她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的儿子，自此11年再无联系。

 市场广大

影视作品往往讲述没有孩子的夫妇从拥挤的孤儿院中挽救一名弃婴的故事。但现实中，约100万美国家庭希望领养孩子，其中多半想要新生儿。这个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实际的可收养婴儿数，一些父母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国际收养。由于婴儿数量有限，走官方渠道申请收养的流程十分漫长。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有经济实力的父母来说，私人收养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1996年，艾伦·金迪和卡罗尔·金迪夫妇共同创办了ANLC。该机构宣称，自成立以来，他们已经成功促成6000多个收养案例，是目前全美规模最大的收养业务相关法律公司。ANLC的官网主页上贴满了客户满怀感恩的推荐词，但在批评者眼中，这不过是掩盖机构实为赚钱工具的漂亮幌子。

我们目睹了私人收养的阴暗面：佣金制、非法的封口条款、各样的收养广告以及对婴儿的种族歧视。根据唐纳森收养协会2006年和国家收养协会2014年的统计数据，每年非亲属关系收养的婴儿数量约为1.3万～1.8万，其中通过公共机构领养的人数约为1000。这无疑表明，美国绝大多数婴儿收养涉及私营机构和背后的市场力量。

ANLC前员工斯佩特：“这种收养行为会让孩子成为家庭的摇钱树。”

“这是一个典型的供需问题。”加利福尼亚州收养律师塞莱斯特尔·利夫希奇说。他希望能够对现有的收养制度进行改革。可收养婴儿的稀缺、养父母的迫切期望和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间人牟利的步伐，他们可以从每个案例抽取高达数万美元的提成。

《时代周刊》和Newsy电视网的调查显示，2021年ANLC的协议规定，养父母们需要支付2.5万美元以上的费用，这还不包括生产费用、最终收养文书的法律费用和其他附加费用。一套完整流程下来，花销可能翻两番。“钱是原罪。”《收养国家》的作者亚当·珀特曼说，“一旦将人类和美元相提并论，那就意味着一场灾难的肇始。”

 肮脏手段

尽管联邦政府为每个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但该领域仍缺乏联邦法律法规的支持。从经济补偿的额度到亲生父母如何同意收养等一系列相关法律都仅限于州一级，法律具体内容的地区差异也非常大。例如，密西西比州允许生母在六个月内撤销收养决定，而田纳西州只有三天。

利夫希奇创办了非营利组织“收养配对”，旨在借助互联网资源和手机应用平台，为生身父母提供符合行业规范的收养中介和合格的养父母。在她看来，各地收养法规差异造成的法律漏洞，让投机者们能够轻易钻空子谋取暴利。

金迪夫妇的收养事业常常被人质疑。2006年，奥兰治县地方检察官对二人提起公诉，称他们在ANLC的运营过程中存在11项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冒充律师事务所营业资格、伪造卡罗尔护理学位进行虚假宣传等。金迪夫妇否认有不当行为，并同意支付10万美元的罚款。

卡芮·斯维特于2008—2011年在ANLC为生父母和养父母服务。她记得曾有一名工作人员威胁一位母亲说，如果她不愿意送养孩子，就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组织让他们把孩子带走。克洛普不是唯一一个被ANLC施压的母亲。格蕾丝·哈拉斯在2017年和2018年通过ANLC送养了两个孩子。虽然机构在她怀孕期间安排了住宿，但有一名ANLC代表跟她说过，如果她放弃送养就必须偿还费用。

这些母亲的遭遇正对应了ANLC的一种运营模式。他们给员工施压，敦促他们拉拢客户。在员工达成一定目标后，可以通过签下更多收养父母或者完成更多案例赚取额外收入。一名前员工说，有过多次送养经历的生母有时甚至被称为“常客”，“一切出于利益而非爱心，ANLC优先考虑的永远是下一单生意。”

前员工表示，他们有时会向养父母们提供虚高的数据以证明机构的实力，“在他们的描述里，生母几乎是排着队急等着送孩子，这根本就是假的。”客户分两次支付服务费用，在项目开始前支付定金，与生母匹配后支付尾款。因此，一旦收养计划流产，钱已到手的ANLC也不用着急为养父母进行重新匹配。上级迫使顾问无视这些未完成匹配的案例，下达指示要求“短期内不匹配没钱捞的客户”。此外，一些被公司认为难以匹配的养父母（比如超重和肥胖），签署的是一份有时间限制的协议而非标准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对于那些愿意收养黑人或混血婴儿的养父母，机构也会为他们单独提供有特别优惠的新合同。前员工还透露，机构会鼓动孕妇搬到收养政策相对宽松友好的州生产，他们管这个叫“场地搜索”。

杰萨林·斯佩特2015年时曾在ANLC工作，她说私人收养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她担心这种收养行为会让孩子成为家庭的摇钱树。《钱可以买到的孩子》的作者安内·穆迪认为，这样的收养制度基本可以等同于卖孩子挣钱。

克劳迪娅·克里甘·达西在博客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收养的文章，坚定地支持生身父母捍卫自己的权益。她了解到许多生身父母面临着偿还收养费用的压力，而许多州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这难道不是敲诈？”达西质问。根据收养与协助生育律师学院收养部门主任黛布拉·古思顿的说法，收养不成立就要求返还给生身父母的经济补偿，这是反道德的。

监管无力

国家对私人收养机构的管制流于表面。收养机构一般只需要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儿童与家庭部获得营业许可，而律师只需要在州律师协会的管理下便可持证上岗。即便发现这些收养机构存在问题，政府的对策也是乏善可陈，惩罚更是不痛不痒。2018年，犹他州公众服务部（DHS）吊销了一家名为“心与灵”的收养机构的营业执照，原因是该机构未能给待收养婴儿尽责寻找推定父亲，对生身母亲开销的监管也不到位。根据法律规定，被吊销执照的法人在五年内都不可与另一个有营业许可的实体相关联。但一年后，“心与灵”的所有者就被发现和另一家收养机构合作。DHS为两家的合作颁发了临时许可，不久后就撤销了制裁。当这些收养掮客以顾问、公益倡导者、广告商等其他身份运营机构时，执法就更加困难。目前，这些私人机构究竟归哪个部门监管，更是一团浆糊。

克洛普的脸书首页仍挂着她通过ANLC送养儿子时发布的帖子。彼时在她眼里，送养的决定痛苦但正确：她的儿子会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我本以为一切都很美好。”克洛普回忆道。自此，她开始关注在线收养社区的信息，慢慢撕开了收养过程中那些光鲜的表象。

“他们利用那些贫穷而惊恐的可怜人，利用恐惧逼迫人们接受一个没有退路的送养陷阱。”克洛普谈到收养业时说，“我敢肯定，即便是收养我儿子的父母，也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将钱托付给机构，帮他们找一个孩子。然而，这笔钱最终没有落到生身父母手中，而是进了中间人的口袋。”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