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安治

柴米油盐酱醋茶。燃料虽不起眼，却是开门七件事之首，更能决定一地的兴衰。民国初年的广州城，曾一度陷入燃料短缺的困境，几乎造成毁灭性的全省生态浩劫。

北方烧煤，南方烧柴。粤人惯以柴炭为燃料，炒菜讲究炭炉猛火“够镬气”。只是民初广东人口大增，分布上更出现都会化的密集趋势，柴炭供应骤然吃紧。1935年，广东省人口为3295.8万，其中41%集中在珠三角与潮汕地区，柴炭主要依靠外地供应。清末民初的大量砍伐，使森林受到毁灭性破坏。1929年广东省府的调查报告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吾粤之森林，荒废已极。近据各方调查，横走东西，纵贯南北，均是赤地千里，童山濯濯，固无所谓森林，更无所谓林业……吾粤之林相，亦无以名之，只目之为悲惨状态而已。”

森林惨遭破坏，后果很严重。韩江流域几乎年年闹水旱灾，粤北、粤西山地则因水土流失而贫瘠，“荒山芜地，无县无之”。

19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棠全力抢救广东森林，但治本之道，是说服老百姓不再烧柴炭。1935年，广东当局于省城推动新政，要办一座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煤气厂，提倡都市居民以煤气烧饭。只可惜，抗日战争打断了雄心万丈的燃料革新。

“山崩石裂水推田”

长江以南草木滋长快速。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农村的柴草燃料取之不竭。秋收后干草成垛，落叶枯枝满山，烧灶虽然是烟大火小，却也足以过冬。然而，城市没有现成柴草，市郊农业区则争种经济作物，寸土寸金，山丘伐去灌木改种果树，河边烧掉芦苇改种蔬菜。大都会区无分城乡，都要依赖外地供应大量燃料，才能烧火做饭。

广东都会区发展之快，首推省城。1909年广州人口有55.6万，1932年已经超过百万。城市的繁华辐射邻郊农业区，城郊一起富庶。东邻番禺县，西郊南海县，都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县。番禺县遍植果树，是广东水果外销的重镇。南海县则以瓜果蔬菜与桑基鱼塘为主业，每年仅鱼苗收益即数以百万计，更发展出附加价值最高的草场酪农业，天天向省城运销鲜牛奶。随着省城的出口贸易与工业化动能日趋强大，整个珠三角都搭上了顺风车，密集种植经济作物，遍野蔗田、桑林与果园。

广州府十四县，最穷困硗薄的劣土是东莞海边的低洼荒滩，潮水侵袭，碱土种不了庄稼。但在荒滩围田，种上咸草，运到香港，就是外销南洋的上好织席原料。连海边荒滩都能利用，珠三角已没有种杂树芦草的闲地，荒山野岭的树木则已砍伐一空。在东莞，“山区常受滥伐，以致濯濯，间有赤松散生而已”。

烧大锅的柴炭消耗量是很可观的。每人日均所需燃料约为木炭两斤，若烧一般杂柴，则分量加倍。珠三角人口近千万，以半数居民烧外地柴炭粗估，一日最低需求是2000万斤柴炭，砍遍全粤的森林也不能满足供给。据广东大学的调查，邻近珠三角的山区大县清远，1925年输出柴薪8200万斤，只够珠三角市场半周的用量，全县森林却已大半毁灭：“山林之荒废，以沿北江两岸附近为甚，殆占十之八九。其他各地，则荒废者约占十之三四。”

珠三角需求量太大，运销柴炭的“柴栏”只能深入山区找货源。深山木柴输出，完全依靠河流。柴薪装船运输，称为“生干柴”。若深山小溪不能行船，则将木柴编筏，投入河中，顺流而下，称为“流坑柴”。即便是最偏远的山区，只要有条山溪，就能卖柴。柴栏老人谭奀回忆道，广州一城的木柴商多达400余家，货源分为“东江柴”“北江柴”与“西江柴”等三大来源。广东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珠三角的柴炭需求太大，于1920年代已经摧毁了东江与北江两路森林。

在东江，沿江全线山林基本被毁。深处罗浮山区的博罗县，70%是山地，但“荒山举目皆是，各区均同……森林，倾斜缓而高度在五十丈以上之山始有之。若在三四十丈以下之山冈，则连孤立之树亦极少。此非由于土质恶劣不能滋生，实因争相盗伐所致。高山则砍伐不便，故能成林”。东江航运起始的河源县，以柴炭为最大宗的输出商品，山林“荒废者殆占全面积之四五。荒山以东江沿岸附近为多……百二三十里间，濯濯者固数数寓目也”。

北江流域的状况更糟。省农林局于1934年进行全线森林调查，发现“北江地区所有山岭，大半无林木存在”。

东江与北江流域的森林已经砍伐殆尽，只剩韩江能供应柴炭。但广东第二大人口密集区潮属十县（潮州）与嘉应五属（梅州），早已毁灭了韩江森林：“大部之山岭，多属荒山，或半荒山也。”更糟糕的是，韩江沿岸多是土质疏松的红色砂砾层与冲积层，毁林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年年闹水旱灾。当地民歌唱道：“宣统交到民国年，山崩石裂水推田。百般货物贵一半，老婆（饼）都要多半钱。”

北江、东江与韩江三大水运线的森林砍伐一空，广东南部虽然还有少许森林，却没有河流连通珠江水系，木排无法到广州，珠三角的燃料眼见断源。山穷水尽疑无路，新式轮船却在西江一路，開发出崭新货源。

“西江柴”与“富国煤”

粤桂两省的主要交通线是西江，但西江上的水运原本并不便利。吞吐广西商货的门户原是深处西江支流浔江内的戎圩镇，河窄水浅，只能通航数十吨的小船，限制了桂货输出的规模。1897年梧州开埠，载重量百吨以上的内河轮船自此可以上行梧州，粤桂商贸突飞猛进，当地文史记载：“1900年左右，与港澳间开始有了镇安、镇威两艘小型机动轮船来往行驶，省（广州）梧之间则有了穗兴祥车渡行驶。续后又有……较大型的机动客货轮行驶。梧穗、梧港之间，交通日渐方便，上下河货运也日渐频繁。”广西柴炭商人利用轮船开辟珠三角市场，果然生意兴隆。

广西森林之密，以桂东居首，梧州正是桂东柴炭的集散地。桂东的天然林是很神奇的，灌木生长奇速，砍完原株后再长，而且越砍越多。广西大学的调查报告记录道：“种后四五年即可砍伐一次。首次收获量少，因每树一株仅得一干。砍后第二年，每株砍余木干之周围，萌孽多量之芽树，故第二次砍伐时，树干增多。”只是水运不便，货弃于地。西江的崭新轮船航线，为桂东千年老林打开商机。柴炭价格虽低，但轮船要压舱，欢迎重货生意。更有利的是，当时的轮船流行“拖尾”，原本在广西内河载运柴炭的小船，由轮船拖曳下江，货运效率大增。1920年代，粤桂轮船航班频繁，梧州每天有4～5艘轮船开出，“西江柴”源源不绝，撑起了珠三角的燃料供应。

然而，斧斤不以时入山林，西江柴也总有耗竭之日。1937年，广西大学教授张先辰调查发现，西江柴的产量已开始减退：“各县原有柴林，在柴炭输出畅旺年份，采伐过度，补种不及。”

在西江柴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是煤炭。20世纪初，各省大办新式煤矿，北京炭商将传统煤饼改为火旺易烧又便宜的煤球，改变了国人的用煤习惯。长江以北森林少，原以秸秆为主要燃料，秸秆烧完，只能烧人畜干粪。1900年代，煤价下降，便宜耐烧的煤球迅速风行北方各大城镇。1920年代，华中各埠也流行起煤球小炉。但煤球在广州却迟迟流行不起来，因为广东本地煤产量小，煤炭主要依靠海路输入，税捐高昂，煤价居高不下。同样是开滦烟煤，南京每吨批发价大洋13元，广州则每吨超过20元。老百姓烧不起，只有工厂、火车与轮船才烧煤。为了省煤炭费，行驶西江的轮船大多就地取材，烧木炭。

要让普罗大众烧煤球，必须开发广东本地煤矿，提供低价燃煤。但广东的主要煤产区在粤北山区，交通不便，而新式煤矿的成败取决于交通。

原煤非常笨重，若以传统的人力或兽力运输，运费成本惊人。办煤矿必须开铁路，以火车直接输出原煤才能赚钱，因此，清末民初，全国各大新式煤矿都以铁路为首要建设。但是广东10多个商办煤矿大多是小本经营，负担不起在山区开办铁路的高昂投资，只能以人力挑出山区，运费太高，产量受限。

1929年，航业巨商谭礼庭于曲江成立富国煤矿公司，凑成200万大洋巨资，重金铺设由矿区通达北江的9公里轻便铁路，总算办活了煤矿。1930年，广州输入日本、越南、印尼与印度等洋煤37.38万吨，外省煤6.55万吨，本省“土煤”只有700吨。1931年富国煤量产，“土煤”增加到2.59万吨。1933年富国煤出售量激增至8.2万余吨，价位更是压到了15元左右，广东总算有便宜煤炭可用。

打铁趁热，富国煤矿开辟家用燃料市场，宣传烧煤球。总经理陈延炆回忆道：“当时广东民间炊事，全用木柴，甚少用煤。谭礼庭为求推广销路起见，特仿上海办法制造煤球，以白铁火水（即煤油）罐改造煤球炉，送给购用煤球的用户。又以生铁铸造炊事和取暖两用的炉，群称利便。”

改用煤球虽已踏出第一步，但只是尝试阶段，燃料主力仍是柴炭。要解决燃料问题，仍得由森林入手，重新造林。

1928年，广东省政府将广州城北白云山拨给广东中山大学，成立第一模范林场，实验造林。1920年代的白云山，树木早已被砍伐一空：“百分之九十为荒地，只环山接近村落各小部，稍有疏立树木。”多年荒废，造林是巨大挑战：“山地荒废已久，土质硗薄者占其大部。欲选优良树种造林，实为困难。”

若能在硗薄的白云山成功造林，广东的森林就有生机。中山大学搜求各地树种，进行造林实验：台湾相思树、南京喜树、缅甸合欢树、印度黄檀、澳洲尤加利、浙江黄金树……模范林场实验海内外数十种树木，发现造林的不二之选，是广东常见的马尾松。

马尾松成长迅速，適应力奇强。无论干燥潮湿、沙壤石砾、向阳后坡，苗木一栽就能成林。即使是缺乏表土的石头山，撒种、条播都能长，20年成材，质地坚硬，是建筑与造船的良材。第一模范林场初步造林效果不佳，补播两次，发现马尾松总能迅速成林，于是确定以马尾松为造林主力，白云山果然脱胎换骨，蔚然成林。

“粤省多山，然皆童濯。苟能有系统造林，出息必比现在多千百倍。且本省满地可种马尾松，用为造纸原料，收利之大，当比现在仅取为薪炭料者，更不可计算矣。”

1930年代，秉政广东的陈济棠大力推动马尾松造林，并颁布《承领荒山造林优待办法》，招商造林。商人承领荒山不需缴租纳税，甚至不需付款，燃起民间抢山造林创业风，“林业公司”成为热门产业。为提倡造林风气，领导广东农业研究的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亲自出马，于1931年协助造纸厂董事余觉之成立冈州植牧公司，包下新会县城西郊银盏坳的40余个山头，1万多亩山地，90%种松树，种了100余万株马尾松。

马尾松造林得以顺利推动，燃料就有办法。多油脂的“松柴”与“松炭”是广东的主要燃料，马尾松种下五年后开始修枝，1931年播下的马尾松，1937年就能出产松柴。广西大学的调查指出，1937年广东本地松柴供应量大增，打击了西江柴的市场：“广东东北江流域，迩来盛植松林，已渐有大批木柴外运，其中以销售于广州者最多。因而桂省柴炭在广州之市场，被其侵夺，销路缩减。”

造林初步有成，但陈济棠并不以此为足。他突发奇想，要以超越时代的新燃料改变都会区的烧饭习惯。

超越时代的黄沙煤气厂

马尾松并不是完美的家用燃料。据柴业老人谭奀回忆，松柴“燃烧时黑烟较多，易熏黑墙壁，家用不大受欢迎，茶楼酒馆则乐用”。老百姓在家烧饭，宁可用不耐烧的什柴（杂柴），“枝干不大，易劈，生火快，价格低，用户欢迎。但木质松，不耐烧”。广东城镇发展快速，城区住宅开始公寓化。松柴富含油脂，火大烟黑，既不安全也不卫生。于是，陈济棠决定以煤代柴，创造安全便利的家用燃料。

陈济棠的第一步，是增加广东“土煤”的产量。当时，南京政府锐意兴办淮南煤矿，陈济棠延揽一批淮南煤矿的技术骨干进入富国煤矿公司，果然使产量突飞猛进，由每日数百吨增至千吨以上。只是陈济棠私德不修，乘机发财，他拨出40万元印花税款，以自己与亲友的名义私人入股，坐享厚利。

虽然官箴有亏，但陈济棠的扶助确实使富国煤矿欣欣向荣。陈济棠更别出心裁，诱导老百姓用煤烧饭。1935年，广州市政府着手于黄沙如意坊建造煤气厂，以煤气取代木柴。

煤气是以原煤干馏而成的气体燃料，当时只有上海与香港等地的洋人聚居区使用。在最早使用煤气的上海，煤气的主要用途是点灯。电灯流行后，煤气销售无门，上海租界当局试图将煤气推广为家用燃料，却屡推不动，煤气成为赔钱货。

上海租界推广失败，陈济棠却兴致高昂。黄沙煤气厂的办厂目的就是要超越上海，使老百姓弃柴改煤，以煤气为家用燃料。1935年《广州市三年施政报告》，提出建厂大计，要以广东“土煤”为原料，建造一个每日供气60万立方英尺的大型煤气厂，规模超过上海杨树浦煤气厂十余倍。然而，抗日战争打断了“烹饪不用柴薪”的建厂大计。

黄沙煤气厂虽然未能完工，陈济棠的造林政策却大放异彩。1935年，广东省农林局提出巨大的造林方案，规划于全省东、南、西、北、中5个区各设一所大型林圃，每年繁育树苗700万株，免费分发，以村为单位，“实行强迫营造乡村林”。次年陈济棠下野，但造林政策并未荒废，5所苗圃次第开办，积极繁育树苗。抗战军兴，广州沦陷，省政府撤入粤北山区，荒山疮痍满目，更激起当局警觉。省主席李汉魂锐意推动造林，连办9所苗圃，再加上4个林业促进指导区，认真经营乡村公有林。1942年，战时省政府垦荒造林达到76.6万亩。

在此同时，沦陷敌手的广州城惨遭燃料浩劫。谭奀回忆道，内河航运中断，柴炭绝迹，城市居民只好大砍景观树与果树：“附城四乡的树木均被砍，加工成木柴出售。不但榕树、木棉遭殃，就连杨桃、荔枝、龙眼、柚树等果树也不能幸免。”更有甚者，城内流行起拆屋卖柴。战乱流离，无人房多，成为窃贼的热门目标：“如木桁桷、木门、窗、板帐、门窗框等整条木杉也锯开砍作柴，当时称‘杉柴。”

抗战胜利后，河运恢复，东江、北江松林枝繁叶茂，广州柴炭供应恢复正常，谭奀的柴业同行“纷纷恢复旧业，且有不少新开业的档店”。“煤气梦”虽然未能实现，但长达20年的造林理想总算开花结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