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鑫，黄作阵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

一部著作的章节命名体现着编书者对此书内容的理解与写作的目的，是对章节内容的精华总结，亦是考察该书最直观的信息。《伤寒论》在不同时期的辗转传抄中，每经编录，篇幅改易，如《伤寒论》序曰：“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1]。”因此，考察其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章节命名，对我们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伤寒论》经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林亿、孙奇校勘以后，其内容体例至今均无较大变化，称为定本。而在东汉末年至北宋初年这800余年中，《伤寒论》传本歧出，史志著录忽此忽彼，差异较大。因此，我们选取北宋以前的5种古传本，对其章节命名作出对比分析。因《脉经》卷七保存的伤寒条文只有“可”与“不可”篇，并无“三阴三阳”篇的内容，我们亦以诸版本“可”与“不可”篇的命名形式进行对比研究。

为叙述方便，我们以“不可发汗”一节为例，探讨章节的命名问题，见表1。

表1 5种古传本章节命名表

1 《脉经》卷七“病某某证”

“病某某证”条文的一般形式如：“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若恶寒，属桂枝汤证[2]。”又如：“阳明病，谵语，有潮热，而反不能食者，必有燥屎五、六枚；若能食者，但坚耳，属承气汤证[2]。”其体现出的条文内涵是，先确定病名，如“太阳病”“阳明病”“伤寒”等，接下来描述病症，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谵语，潮热，不能食，有燥屎”等，最后总结为具体的“属某某汤证”，如“属桂枝汤证”“属承气汤证”等。

《脉经》卷七中，“属某某汤证”这一概念广泛使用，已然约定成俗，有时又写作“属某某汤”，系为“属某某汤证”的省文。由于二者意义相同，并不会造成误读，因此，亦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部分条文脱落“证”字，但其含义仍然在强调“某某病”属“某某证”。如“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属大柴胡汤”[2]，应为“属大柴胡汤证”；又如“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属葛根加半夏汤”[2]，应为“属葛根汤证”。事实上，《伤寒论》中“某某汤证”已经成为特定的用法，如“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之“桂枝证”[2]，实为“桂枝汤证”“汤”字乃省文也，又如“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之“柴胡证”[2]，实为“柴胡汤证”。此外，“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汤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2]都明确指出“柴胡汤证”。

进一步考察不同版本，我们发现，“属某某汤证”出现了另一种表达形式“宜某某汤”，如《脉经》卷七载：“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属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2]。”《金匮玉函经》曰：“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宜桂枝加厚朴杏子汤[3]。”又如《脉经》卷七载：“少阴病，下利清水，色青者，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属大柴胡汤、承气汤证[2]。”宋本《伤寒论》曰：“少阴病，下利清水，色青者，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柴胡汤、承气汤[1]。”此类改动约10处，数量较多，二者意义完全相同，并无过分解读的必要。

因此，“属某某汤证”“属某某汤”“宜某某汤”三者意义相同，是辗转传抄中形成的不同指示用语，与“某某汤证”一样皆在凸显“证”的重要意义。《黄帝内经》中“证”字使用得极少，《灵枢经》中并无“证”字，《素问》中也仅有一个“证”字。而到了张仲景时期，“证”已经被推崇备至。《脉经》卷七“可”与“不可”篇编排的形式亦是“病某某证”，有别于“某某脉证”，欲明白这种变化，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分析。

2 《金匮玉函经》“辨某某病形证治”

《金匮玉函经》“可”与“不可”篇章节命名的形式为“辨某某病形证治”，如“辨不可发汗病形证治第十三”“辨可发汗病形证治第十四”等，与《脉经》卷七存在较大差异。

至于为何会出现“辨某某”，而不再是《脉经》卷七“病某某”的命名形式，我们认为这与南北朝时期《辨伤寒》的出现有关。钱超尘先生指出：“仲景《伤寒杂病论》在晋代已经分化为《辨伤寒》九卷及《杂病方》八卷之目[4]。”如陈延之《小品方》引证的医书目录即有：“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不啻九卷，未测定九卷，今且以目录为正[5]。”又如《隋书·经籍志·医方类》注：“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6]。”那么，由《脉经》卷七之“病某某”转变成《金匮玉函经》之“辨某某”，很可能受到此时期“辨伤寒”出现的影响。章节命名的转变，与《辨伤寒》的出现发生在同一时期，二者之间必然有着某种联系。

至于为何出现了“某某病形证治”这种命名形式，其核心是关于“形证”的出现。《金匮玉函经》中没有“症状”一词，而用“形”或“证”表示“症状”，如“若其形如疟状，一日再发，汗出便解，与桂枝二麻黄一汤[3]。”又如“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3]。”又如“其形相象，根本异源[3]。”“形”就是“症状”，即“证”。又如“形脉多不同，此愈非法治，但医所当慎，妄犯伤荣卫”[3]中，“形脉”即“证脉”。因此，《金匮玉函经》之“形证”与《脉经》卷七之“证”意义相同，“形证”应当属于同义复用词语，同义复用的一个重要语用功能是增强表达的力量和增加强调的作用[7]。从词义学的角度来看，由早期的单字表词义，到复用词语，再发展到复合字表词义是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3 淳化本《伤寒论》“辨某某形证”

淳化本《伤寒论》“可”与“不可”篇章节命名的形式为“辨某某形证”，如“辨可发汗形证”“辨不可发汗形证”等，与《脉经》卷七存在较大差异，而与《金匮玉函经》则十分相似。钱超尘先生曾明确指出：“淳化本《伤寒论》是可以确切考证出来的流行于六朝时期的古本《伤寒论》[7]。”淳化本《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成书时代接近，二者目录的命名亦十分接近，“辨某某形证”是南北朝时期章节命名的特征之一。

与其他传本相比，淳化本《伤寒论》疏于雠校，不利于流传和研习，但也因如此，保存了较多古传本的原貌，对于我们借助文本发生学探讨版本关系提供了较多线索。在淳化本《伤寒论》[8]“辨病不可火形证”一节中，辨字后多出一“病”字，显得格外特殊，校勘者以衍文为由，将“病”字径删。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六朝抄书者在将《脉经》卷七“病不可火证”改为“辨不可火形证”过程中的漏改，而成“辨病不可火形证”，并非纯粹衍文。由此，我们亦可看到，在南北朝时期，《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离析为《辨伤寒》九卷与《杂病方》八卷的过程中，“辨”字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可”与“不可”诸篇亦由原来的“病某某证”转变为“辨某某形证”或“辨某某病形证治”。由于淳化本《伤寒论》“可”与“不可”篇的章节命名接近于《金匮玉函经》，我们暂将其归入“辨某某病形证治”的命名形式中。

4 唐本《伤寒论》“忌宜”

唐本《伤寒论》比较特殊，其章节是以“忌某某”“宜某某”的形式命名，如“忌发汗第一”“宜发汗第二”“忌吐第三”“宜吐第四”等，与《脉经》卷七、《金匮玉函经》等皆不相似。这是由于孙思邈对“可”与“不可”篇的章节命名做出了修改所致。

同时，对《脉经》卷七、《金匮玉函经》等版本中的“不可”，孙思邈几乎都改为了“忌”，如《脉经》卷七载：“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其汗[2]。”唐本《伤寒论》载：“少阴病，脉细沉数，病在里，忌发其汗[9]。”又如《金匮玉函经》“咽喉干燥者，不可发其汗[3]。”唐本《伤寒论》载：“咽喉干燥者，忌发其汗[9]。”对《脉经》卷七、《金匮玉函经》等版本中的“可”或“当”字，孙思邈多数都改为了“宜”字，如《脉经》卷七：“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为未解，可发其汗[2]。”唐本《伤寒论》载：“阳明病，其脉迟，汗出多而微恶寒者，表为未解，宜发其汗[9]。”又如《脉经》卷七载：“少阴病，饮食入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当遂吐之[2]。”唐本《伤寒论》载：“少阴病，其人饮食入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宜吐之[9]。”在整部《千金翼方》中“忌”字出现了199次，“宜”字出现了254次[10]；唐本《伤寒论》中“忌”字出29次，“宜”字出现110次，系孙思邈作出的大量调整。然而孙思邈对“可”与“不可”章节的命名作出的调整，却并未在后世引起较大影响。

5 宋本《伤寒论》“辨某某病脉证并治”

宋本《伤寒论》“可”与“不可”篇章节命名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金匮玉函经》，为“辨某某病脉证并治”的形式，如“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等。林亿等人在校订《金匮玉函经》序文中说：“《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3]。”宋本《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为同一祖本，亦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因此，其篇章的命名亦理应与《金匮玉函经》相近。相比之下，诸多文献学者都认定《金匮玉函经》为更早的古传本[11]。

宋本《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章节命名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将“形证”改为了“脉证”。通过书中大量论脉以及脉证结合的条文来看，“脉证”的命名方式似乎更为合理，而且《伤寒论》中即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论述[1]。由“形证”发展为“脉证”，亦体现了脉诊地位的上升。现今伤寒学中反复强调的“脉证并治”，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宋本《伤寒论》章节命名的影响。虽然如此，在“可与不可”篇，“形证”亦有其可取之处，如“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淋家，不可发汗”“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1]等一部分条文并无对脉诊的描述，此时“形证”则更为合理。

6 结语

不同时期不同传本的“可与不可”篇章节命名不尽相同，这些不同时期的命名大致经历了从“病某某证”到“辨某某病形证治”再到“辨某某病脉证并治”这3个主要阶段，从“病某某”到“辨某某”的转变，可能受到南北朝时期《伤寒杂病论》离析出《辨伤寒》的影响。“证”与“形证”意义相同，由单字“证”表词义发展为同义复用词语“形证”表词义，最后，随着脉诊地位的凸显而上升到“脉证”。“属某某汤证”“属某某证”“宜某某汤”三者意义相同，是辗转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形式的指示用语，三者与“某某汤证”一样皆在凸显“证”的重要意义。孙思邈将唐本《伤寒论》“可”与“不可”篇章节命名调整为“忌宜”的形式，又将“不可”二字改为“忌”字，将部分“可”或“当”字改为“宜”字，但并未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淳化本《伤寒论》“可”与“不可”篇的章节命名与《金匮玉函经》为同一系统，宋本《伤寒论》的章节命名继承《金匮玉函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