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佳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1 文献综述

1.1 传统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

有鉴于不同的经济周期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现象以及具体特征，且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有所区别，故学术界一般以持续时间的长短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依据。具体来看，加比希和洛伦茨（1993）[1]的研究指出，可以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以下四类。（1）基钦周期，即短周期。基钦对历史经济事实进行总结与分析之后发现，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也会出现短期性波动，持续时间大约为40个月，造成此种短期性波动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投资也具有周期性的特点。（2）朱格拉周期，即中周期。朱格拉选取经济增长、市场利率水平、信贷规模等指标对各国的设备投入情况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指出，此种波动的持续时间处于8～10年这一区间。（3）库兹涅茨周期，即中长周期。库兹涅茨采取时间序列分析法，针对当时西方各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格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且在其研究的过程之中还将短周期波动与中周期波动这两个要素进行过滤，其研究结果表明，中长周期的持续时间处于15～25年这一区间。（4）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广泛收集了欧美各国一百年时间内的产出波动、市场利率变动、贸易额以及通货膨胀情况等数据，指出长周期的持续时间处于50～60年这一区间。

1.2 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研究

刘树成等（2005）对比分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宏观经济数据指标，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波动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大起大落”逐步过渡至改革开放后的“高位—平缓”。除此之外，其研究还指出，出现此种变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2]。董进（2006）以实证分析将中国1978—2006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划分为5个短周期，从阶段上来看，可以将1949年以来的这六十余年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划分节点主要依据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具体划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的飞速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的经济“新常态”阶段，但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降至8%，并一度呈现下行趋势[3]。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重大论断，并且在随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指出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包括“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国内学者对“新常态”的研究随之逐渐涌现。白重恩和张琼（2014）指出，经济周期因素并非这一周期内的主导因素，政府支出、投资和劳动力等才是影响现阶段生产率高低的主要因素[4]。刘伟和苏剑（2014）在其研究中指出，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与现阶段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技术创新与改进的不断推进、投资率降低、出口的非长期性等因素紧密相连；除此之外，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形式还包括生产率的下降、失业率的下降、产业结构调整[5]。李扬和张晓晶（2015）在对比国内外经济周期特征时发现，结构性减速是“新常态”时期增速换挡的主要原因，其中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减低占主导地位[6]。

1.3 文献评述

综上，自2014年首次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这一词汇，而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集聚了学术界的关注，在2014—2020年期间，涌现出了大量有关于“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如何适应“新常态”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是通过梳理与总结已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对如下两个问题的认知尚未形成共识：（1）经济周期在“新常态”时期的发展趋势以及演化方式；（2）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新常态”时期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准确把握这两个重要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格局，也会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2 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及其特征分解

2.1 中国经济周期阶段划分

文章选取自1980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这一指标来反映经济周期以及波动率情况。经济周期的划分基于刘树成（2000）提出的标准[7]，将1980—2019年划分为七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一轮周期（1980—1982年）、第二轮周期（1982—1986年）、第三轮周期（1986—1990年）、第四轮周期（1990—1998年）、第五轮周期（1998—2010年）、第六轮周期（2010—2014年）、第七轮周期（2014年至今）。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率整体上趋于稳定，这一点也与美国自1980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减缓这一趋势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此种趋势的出现除了可以归结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向好发展之外，还在于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方针以及不断优化宏观调整。进一步分析，1992年以来的平稳趋势也与此前“大起大落”的波动性存在明显区别，尽管在第四轮周期出现了“陡升缓降”的情况，但直至这一周期末尾经济“软着陆”得以实现，并在接下去的一段时期内季度实际GDP的增长率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趋势。随后，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一度呈现骤降之势，使得经济走势出现了十二年以来“缓升陡降”式的非对称特征。

2.2 经济周期演化层次分解

立足于产业结构层次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第二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发挥了其对于GDP的较大贡献力。具体来看，在第二轮至第六轮周期期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处于5%以上，以此可推断这一期间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业投资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了较大的贡献。在第七轮周期中，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第三产业的崛起，其贡献率在这一周期超过了第二产业，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因此，根据中国最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产业占比变化，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经历重要转变，且这一转变是经济要向着更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面临的。

立足于增长引擎维度这一视角，可以发现，在1978—2000年期间，消费维度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到了第五轮与第六轮周期，投资维度表现出了强势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此阶段，更多的是依靠基建与投资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较之于消费这一维度来说，投资所带来的增长福祉有所下降。及至第七轮周期之后，消费与投资的拉动作用都略显颓势，但消费维度发挥的拉动作用在这一周期达到了最高点。

3 不同时期经济周期驱动力的转换

为直观对比不同经济周期内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在此选取两类指标进行分析：（1）核心经济指标，一般来说，此类指标围绕实际产出，与此同时，也受到政府部门与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2）宏观调控指标，这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

表1显示，在全样本期间内GDP的同比增速均值为8.9%，对比“新常态”时期的7.1%，已有了显著的下行之势，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持续下移的趋势将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值得关注的是，在GDP增速下降的同时，其波动率表现出较为平稳之势，目前已经降至1个基点之下。因此，总体来说，尽管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降幅不小，但其下滑程度较为平稳，周期内收缩阶段呈现出拖平长尾的特征。从经济增长效应上推断，未来经济增速很可能在超自然率的水平上形成阶段性的增长收敛。在1996年至今的这一阶段，可以发现实际GDP同比增速均值已经由8.9%这一水平下降至7.6%，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极有可能继续下降，但是与之相伴随的就是经济周期波动率也处于下降趋势中。由此也就表明本轮经济周期有着较为平稳的下降趋势，初步呈现出拖平长尾态势，据此也就可以得知，经济增速极有可能在超自然率的基准值上出现阶段性的增长收敛。就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状况而言，为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应审慎选择宏观调控的手段及方式，确保国民经济在合理区间范围内的运行。

表1 指标数值特征的分组对比情况

除此之外，针对宏观指标的变异情况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M1和M2同比增速的均值等宏观经济指标都有所下移。进一步分析，M2同比增速的均值有着最大的下移幅度，说明短期刺激的宏观调控不再是首要之举，政策效果选择上更加追求质量为主。在确保经济降速不失控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这一政策选择转变的好处在于，当本轮经济运行顺利转型后，宏观经济将迎来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另外关注到财政收入出现增速的大幅下滑，这其实与“营改增”的实施具有密切关系，从效果上来说，该环节的税收收入减免将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能在较大程度上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4 研究结论

通过对“新常态”时期各核心经济指标的数值特征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特性的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首先，从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所呈现的经济发展表征来看，可概括为如下几点：跨期持续延长，波幅逐渐平缓，周期内峰值降低、谷值提升，经济产出的抵御风险能力有所提升，并且大多数的经济周期内都可以反映出“短扩张、长收缩”的新特征。及至迈入经济“新常态”阶段，经济周期的形态以及特征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新转变，主要体现在单轮经济周期时间跨度拉长，增速波动率有所下降，经济周期的收尾阶段呈现拖平长尾态势。这一转变表明中国的经济周期演变不再遵循典型的增长型周期模型，而是转向以中高速增长为特征的新型“缓起缓落，短起长落”周期。其次，通过对各轮周期的宏观经济指标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在近20年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投资拉动型增长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引擎。最后，观察“新常态”阶段主要衡量数据发现，核心经济指标均以极低的波动率稳定在新的数值区间内，预计到本轮经济周期末期，宏观经济的增长趋势将会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也为长周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理想条件。参考文献：

[1]加比希,洛伦茨.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M].薛玉炜,高建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2005(11):10-21+45.

[3]董进.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J].经济研究,2006(7):41-48.

[4]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J].比较,2014(4):1-16.

[5]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5-13.

[6]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7]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14-12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