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元朝名臣王恽，夜宿开封府衙，拂拭《开封府题记碑》，曾撰一讴歌清官诗，“拂拭残碑揽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如今，此诗频入学生试卷，“清官情结”换上应试华服，进了课堂。

“清官情结”，即封建统治者麻痹大众，忘却眼前不堪的精神鸦片。统治者的治理失误，从不着力制度纠错和事后补救，而是引导苦难中的百姓，把对现实的不满，寄托在产生包拯式清官身上。

显然，在法治社会，在阳光下运行的一切权力，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综合治理，都必须严格在法律赋予的權力与边界内施政。因此，判断官员好坏，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依法依规，而不是包拯式“清官”或和珅式“昏官”的道德评判。

况且，所谓包拯式“清官”，其实是皇权体制的产物。这是因为，皇权体制下官员的生杀予夺，都由一个人说了算。权力的绝对集中，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媚上欺下的本质。坚守清廉为官，要么是自甘清贫，要么是大奸大伪之人。

包拯属于前者。老包，历北宋、南宋、元、明、清至今一千年中，无论庙堂或江湖，一直口碑良好。《宋史》言之凿凿溢美，民间口口相传助力，包拯成庙堂与江湖通吃，既可化解百姓不平，又能寄托治平之道箭垛式人物。

成就箭垛式人物，除价值取向，庙堂与江湖可以兼容以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二是有口皆碑的丰功伟绩，或者说其功业，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有“心向往之，却不能至”的道德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