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 戴翔

[摘要]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其理论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在开放政策的选择上，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二是指在开放优势的培育上，要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新阶段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既是遵循国际分工演进的理论逻辑使然，也是因循以往发展经验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顺应发展变化了的世界和中国经济新形势、新变化、新趋势的现实逻辑使然。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目标，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推动制度型开放、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

[关键词] 更高水平开放   理论内涵   内在逻辑   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1-00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BJY002）。

[作者简介] 张二震，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经济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时期，我国不仅在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份额比重进一步提升，从而夯实了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而且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呈现低迷态势下，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逆势增长的骄人成绩。与此同时，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营商环境指数中，中国的排名不断提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和蔓延的态势下，中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不仅为稳定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等方面，也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逐步凸显，使得中国对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产生了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为开放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基础的要素支撑，夯实了开放发展的根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尤其是加上新冠疫情冲击的叠加影响，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然，从长期发展趋势看，由于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许多新的社会生产力因素正在形成，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虽然遭遇了暂时的逆风，但其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开放、合作、共赢仍然是势所必然。尤其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应该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与以往有所不同，“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需要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新阶段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为了抓住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机遇、迎接可能的挑战必须做出的战略调整和转型，也是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究竟什么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或者说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二、更高水平开放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可见更高水平开放在理论内涵上主要有两大要点：一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二是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坚持实施更大范围开放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结束后的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习近平，2016），主要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全球推行、技术的全球扩散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全球拓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质上就是融入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开放范围主要也就侧重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也高度集中于和依赖于发达国家市场。对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供给层面看，或者说依据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为表现的所谓全球价值链得到快速发展，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和要素，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因此，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质上就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而在开放范围上就必然表现为向发达国家开放。此外，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其所采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就是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同东道国的諸如初级要素等相结合，以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和提升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吸引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FDI，就是真实写照。总之，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分工形态的演变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推动的特征事实，决定了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时，开放范围必然主要体现在向发达国家开放。

其次，从需求角度看。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带来了重要机遇，但是其中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依然严峻，南北发展差距巨大乃至不断持续扩大，一直是困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姜安，2014）。因此，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和生产环节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另一方面财富和利润又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从而决定了消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就迫使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产出的“出路”上，必须更加倚重发达经济体市场。长期以来中国开放发展不得不更集中于向发达国家开放。这种开放发展模式在特定的阶段无疑是有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由此也带来外部市场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戴翔和张二震，2017）。这显然不是高水平开放的应有题中之义。因此，新形势尤其是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高水平开放必须是更大范围的开放，也就是说，要在继续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的同时，更要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以及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更大范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把我们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

（二）坚决推动更宽领域开放

中国前一轮开放发展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具有“单兵突进”的突出特点，并且即便在制造业领域内部，先进制造业开放也相对不足（金碚，2009;张开等，2019）。因此，从开放发展的产业领域角度看，同样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当然，制造业“单兵突进”式的对外开放，既与前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有关，也与中国自身所处发展阶段有关。如前文所分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而从具体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梯度转移的角度看，首先转移的必然是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诸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环节，并按此规律依次推进。诸多研究已经指出，“保留核心的，外包其余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采取的普遍策略（范永忠，2019）。从这一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究竟在何种产业领域或产品生产环节上进行专业化分工，不仅取决于自身擁有什么样的要素禀赋条件从而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还取决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从而决定给你做什么。从上述两方面看，中国在前一轮开放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一方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是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十分缺乏条件下开始的，只能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做起。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核心竞争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不太可能不遵循边际产业转移规律，毫无保留地将更为先进的产业和环节转移出去。进一步地，从产业自身特征或者说更易于标准化和进行区域转移的可操作化角度看，相比于服务业而言，制造业也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这也正是为什么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前一轮的发展中，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原因。

产业领域开放的失衡，显然也不符合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从产业关联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关联角度看，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进一步高端化发展往往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支撑。而在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发展大趋势下，利用服务要素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从来源上看既可以源自国内本土服务要素，也可以源自国外提供的服务要素。显然，如果在服务要素的供给和选择上不再局限于本土，就必须建立在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基础之上。而一旦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服务要素的选择范围更广了，而且服务要素的质量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从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更强。当然，从服务业自身角度看也是如此。当全球价值链日益拓展至服务领域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日益成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重要衡量指标。因此，无论是从产业间更加协调发展角度看，还是从产业内结构更加协调角度看，扩大开放领域都应该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因此，推动更宽领域的开放，主要就是指不仅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开放，包括先进制造业领域开放，还要扩大服务业开放，包括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电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的有序开放。

（三）坚定推动更深层次开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得益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国际分工，以及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表现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显然更加依赖于或者说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作为前提条件。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配置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后，便形成了所谓全球生产网络，众多国家和地区于是就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某个或者某些节点。将这些不同的生产节点串联起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必然会涉及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乃至多次反复地跨境流动。显然，如果在贸易自由化程度尚不够高的情况下，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程度不够的条件下，甚至一个不起眼的关税成本，都会因为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反复外在流转，形成巨大的交易成本累积效应，阻碍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倪红福，2020）。因此，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削减为表现的贸易自由化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布局全球价值链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跨国公司之所以称之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于是打开国门允许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尤其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即投资自由化对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同样重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本质上，其侧重点仍然属于边境开放措施。这也是WTO框架下前一轮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主要特征和议题。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了分工演进和发展，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和发展。但是当全球价值链演进至一定阶段和程度后，仅仅依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边境开放举措，就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生产环节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这种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决定了其进行跨国配置时，主要考虑的是东道国国内生产要素的成本，而较少考虑因规则制度等引发的交易成本。以边境开放为主要特征和举措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基本能够适应跨国生产配置对低成本生产要素追逐的需要。但是，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出现了新的趋势和变化，突出表现为价值链梯度转移的环节和阶段不断向中高端延伸和拓展，包括全球创新链也在深度演进。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显然对国内经济规则等制度环境更加敏感。况且，跨国公司在组织和协同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并尽可能实现无缝对接，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在规则等制度方面实现统一和兼容的要求越来越高（盛斌，2014）。这就意味着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适应价值链分工演进新需要，必须进一步推动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深化。换言之，所谓更深层次开放，主要指不仅要扩大边境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更要推进边境内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逐步依托新型比较优势的开放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际分工的形态和本质有了深刻变化，即一方面突破了以往国际经济理论假定中的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从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突破了以最终产品生产为界限的传统分工模式和格局，从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参与到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从事和专业化于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但是，国际分工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比较优势，只不过比较优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已。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以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全球分解为表现的“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优势要素，而不是某件或某些具体产品的生产能力（方勇等，2012）。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正是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依托低成本劳动要素等初级要素优势，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再与外部流入的优势要素相结合，形成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强大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然而，开放型经济带动下的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逻辑地带动了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尤其是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攀升，使得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抓住全球要素分工带来的新的战略机遇，中国必须培育新型比较优势，这也是推动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重要表现。

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就是培育新型比较优势或者说形成新型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并有着4亿多中等收入阶层，本土市场规模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包括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所谓母市场效应理论等，无不揭示了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在提升一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除了能够通过所谓规模经济效应、产品和品牌差异化效应等传统渠道，从而影响一国参与国际竞争优势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通过所谓的需求引致创新效应，培育更高端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还能够对全球优质的生产要素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引进更高端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还能够通过诱发价值更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向国内转移，提升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还能够通过进口竞争效应，产生技术进步促进作用;还能够通过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在加强世界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同时提升中国在补充和完善全球經济治理规则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总之，从广义生产要素角度看，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其实就是可以培育、吸引和集聚更高端、更先进的生产要素，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培育出参与全球要素分工的新型比较优势。

三、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基本逻辑

（一）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

理论上说，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产业领域或者说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角度看，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等制造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而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机会不均等和地位不平等的严重问题。就机会不均等而言，突出表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边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相对较低，而还有一部分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断退化为资源和能源的出口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并没有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虽然具有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了开放发展的战略机遇，但总体来看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格局中，仍然处于中低端，面临着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任务。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价值链也正处于亟待重构的发展阶段。

全球价值链重构或者说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促进分工朝着机会更加均等和地位更加平等方向发展，这也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郭周明和裘莹，2020）。从一定意义上看，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暂时的逆风和逆流，一定程度与价值链分工中存在的问题和积累的矛盾不无关系。由于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更确切地说，经济全球化发展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规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进入到深度调整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之中，一些新的生产力因素如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制造、云计算等正在涌现，由此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必然进一步深化发展，在领域上逐步向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链等发现发展演变，并相应地要求全球经济规则向制度型开放层次深化。由此，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必然会按照梯度转移原理和规律，在区域上进一步向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地区）转移。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发达国家兴起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引领和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地位更加平等和机会更加均等方向发展。这正是新阶段中国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

（二）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历史逻辑

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也是历史逻辑的体现和必然要求。这一点，无论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推动产业转移的历史逻辑看，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逻辑角度看，尤其是产业和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的历史演变逻辑看，都为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了历史经验证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产业国际转移中，主要表现为20世纪初，作为当时头号资本强国和制造业强国的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转移至美国。这一产业转移为之后美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为付，2005）。受益于承接产业国际梯度转移，日本、德国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始推动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得以起飞并且开放发展水平日益提高的亚洲“四小龙”，应该说同样得益于其承接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奠定的基础条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益于技术进步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等制度的全球推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得以快速发展，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开始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向发展中经济体梯度转移。这正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也是中国由此实现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乃至呈现一定升级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迎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扩散和转移，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依托中国人民的汗水和智慧，经过短短40多年的奋斗，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实现了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工业化梦想。40多年来开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在收获了分工和贸易创造的巨大财富，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大大提升了财富创造的生产力，由此夯实了我国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坚实基础。

（三）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现实逻辑

目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内部环境深刻变化，是我国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现实逻辑。就前者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调整的重要表现，就是国际经济格局和力量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东升西降”的重要变化（金碚，2016）。这其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世界正朝着多极化趋势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区域角度看特别是区域经济格局角度看，越来越具有“均势化”发展趋向。而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和举措又主要兴起和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仍然具有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倾向和意愿。比如，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明证。RCEP的签署不仅标志着当前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发展潜力最好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起航，而且从其规则看，RCEP同样是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体现乃至引领了经济全球化朝着制度型开放方向演进的趋势和潮流，充分表明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全球化、单边主义和贸易主义甚嚣尘上之际，亚洲地区则主动作为、危中寻机，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逆风逆浪，彰显对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坚定支持。再比如，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外部环境发生的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必然要求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方面，坚决实施更高水平开放。

进一步地，从中国自身内部条件变化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得开发发展成果惠及劳动人民的同时，也带动了诸如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直接上升，传统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蔡昉，2020）。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型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形成。比如，在传统人口红利逐步丧失的同时，目前我国每年有800万左右本科生毕业和300万左右的研究生毕业，说明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正在逐步形成，转向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正在形成。再比如，目前虽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还面临着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但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加快，正如前文分析指出，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甚至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多年开放发展创造的巨大财富，同样奠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巨大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劳动力质量提升角度看，还是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抑或是资本积累角度看，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具备了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现实条件。尤其是在以往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国家如美国，不断挑衅和践踏全球多边经贸规则、采取逆全球化举措之际，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义务也有能力，通过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在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调整和完善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中，彰显大国担当。

四、更高水平开放的实现路径

针对如何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从具体的实现路径看，扩大开放范围实际上就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不断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刘伟和王文，2019）;拓宽开放领域实际上就是要在原有制造业开放基础之上，有序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开放层次实际上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目前，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习近平，2019）。实际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不仅是应对当前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在继续做好向东开放的同时，拓展向西开放从而不断扩大“朋友圈”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戴翔和张二震，2019）。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是中国在新阶段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二）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坚决推动更宽领域开放，实际上就是在行业领域上要将开放进一步拓展至先进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业领域。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必由之路。做好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时序”安排，对于尽可能降低风险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避免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过度冲击，否则不但无益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还有可能造成国内服务业发展被外资企业垄断的局面，引发产业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扩大服务业开放还要根据自身监管能力等，根据自身体制机制的变革和优化进展，做好开放时序和重点部门的安排。一方面，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落实《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真正让外资在中国落地生根，助力中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我国已经广泛布局的各地自贸区等先行先试平台，渐进推动相关行业开放，有序放开金融、教育、文化、医疗、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增值电信等领域开放，在“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中尽可能地降低和规避风险。

（三）加快推动制度型开放

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是新形势下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实现路径。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类似，制度型开放也应该是一个双向循环的系统。也就是说，在加快制度型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及时跟踪和研究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新特点，尤其是全球经济规则呈现高标准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做好对标工作。换言之，要按照全球经济规则中已经形成和推行的高标准规则等制度体系，对国内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即以开放促改革。在体制和机制的优化安排中，不断提升规则等制度质量，实现与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等制度相一致、相兼容。另一方面，在推动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们还不能一味地作为全球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戴翔，2019）。尤其是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调整和重塑过程中，中国需要成为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不断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更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成果，尤其是要依托我国已经布局的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且在进一步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中，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各地区自贸区大胆闯、自主改，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探索，多出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成果，为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重塑，奠定必要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四）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实际上，无论是扩大开放范围，还是拓宽开放领域，抑或是深化开放层次，最终仍要服务于改善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要迎合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需要。目前，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的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同时，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逐步凸显。现有关于母市场效应理论表明，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可以为本土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优势以及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可以培育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李方静和张静，2018）。能否将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能否将潜在的需求激发出来。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和机制，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发展和平衡。为了有效扩大内需，一是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发展，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二是要推动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差异，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三是要促进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从而释放巨大的內需潜力，切实增强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扩大内需对培育开放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五）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中再次强调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注重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也就是说，新发展格局并非是片面强调国内大循环或者国际大循环;二是明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重塑竞争新优势，从而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奠定基础条件。为此，在开放发展新阶段，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相互作用过程中，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进而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从开放型体量之大向筋骨之强阶段迈进。

（六）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经过40多年的开放发展，中国虽然已经全面而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价值链升级，但是从现实分工格局看，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许多领域仍然面临着“卡脖子”的困境。破除产业链供应链因“卡脖子”问题而引发的安全隐患，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开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条切实有效也是唯一的路径选择（裴长洪和刘斌，2018）。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扎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才有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为此，未来的开放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注重开放融合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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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Logic and Path of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Zhang Er，zhen1，2 ， Dai Xiang3

（1. Institute of Opening-up，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3.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er level mainly include two aspects. First， in choosing an opening policy， we should persist in implementing a wider scope， a wider field and a deeper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 to foster the advantages of opening up， we need to rely on Chinas advantages in the big market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er level in the new stage is not only due 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to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pa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new situation， new changes and new trend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opening up to a higher level，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pand the open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an orderly way， accelerate institutional opening， take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s the strategic basis， realize a new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dhere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nternal Logic; Path of Realization

（收稿日期：2020-12-28  責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