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导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唯一正确路径。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建设之魂，居于统领性、全局性、决定性的地位。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加强党集中统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蕴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所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深邃历史智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立场。全面准确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法治中国建设，坚持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高质量法治推进高质量法治中国建设，确保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法治中国建设，重视充分发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重要作用，统筹推进和一体建设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充分发挥法治中国建设在治党治国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依规治党;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3-0025-15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法治中国建设由谁领导、为了谁、依靠谁、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1]坚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2]，扎实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保“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3]，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顺利推进。为了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其确定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任务。“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4]为进一步加快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项工作，党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建设规划》），要求全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齐心协力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并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地谋划和精准部署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恰逢中华民族行至伟大复兴的最关键一程，党中央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其在依法治国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法治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在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系统性协调性规范性和引领性重大作用，特别是在党和国家法治史上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全面推进、积厚成势，都是前所未有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在治国理政中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法治文明厚重历史底蕴，是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矢志不渝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深入分析法治中国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作用机理，并科学揭示其内在逻辑，在深刻回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实践中，形成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心，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科学回答了法治的初心使命、治理模式、外部环境、根本道路等关键性问题，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权利、尊重科学规律、主张和谐包容、坚持公平公正的法治时代价值。[5]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精辟概括为“十一个坚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擘画出了壮阔的法治图景，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新境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视野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领域，具有强大的理论引领力;擘画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蓝图，开拓了治国理政的宏大伟业，具有坚实的实践指导力;赋予中华法治文明的新内涵，充分彰显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治文明風采，具有厚重的历史穿透力;贡献了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治理体系的艺术性充分展示了法治的非凡魅力，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6]高度精准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布局，确定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立下了全面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沿着党指引方向前进的“定海神针”[7]。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导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唯一正确选择

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基础，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现实强烈对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得到持续而强力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法治、推进法治、深化法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科学阐述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创造性推进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大确立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和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时间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决定专题研究《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用宪法将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及时确认下来，更好地发挥宪法在规范、引领、推动、保障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门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统筹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部署全面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工作。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建议在“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立法工作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3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逐步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9]P40，法治则更是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必须把握住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与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学进步的历史进程休戚相关的特点，[10]坚持从依法治国的现实问题出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注意关注“一带一路”和WTO国际法治的重点问题，坚持用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新视角研究法治，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观念建构法治，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等办法探索法治，向法治中国建设领域面临的现实问题聚焦用力，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创造性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特别是要重点明确国家安全为民靠民、政治安全与人民安全和发展安全以及对外开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维护塑造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设、制度与技术创新、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等具体的法律措施，全面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水平和理论研究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成果都凝聚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深刻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中国建设的长期探索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与治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与运用达到了新高度新境界，并且已经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唯一正确路径。

（二）坚持党集中统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法治中国建设不仅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远设计，而且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持续推进的。1928年12月的《井冈山土地法》、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土地法》、194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11]特别是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一大批重要的法律法规陆续制定并通过，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框架雏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领导人民加强立法的步伐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面依法治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1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规划部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的格局逐渐形成。全面依法治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列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之中。经历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二中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不断深化，在深入吸取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法治精髓、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法治建设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深入实施依法治国的一系列创新型实践和理论创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中国建设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新中国成立70多年及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法治中国建设历程，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最核心的是坚持党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早在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强调：“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设计上。”[13]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法治建设历程，十分清晰地显示着一条路径——党的领导。因此，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强化党的领导，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大的优势，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和核心，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注重发挥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谋划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具体制度措施，做好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法治问题的运筹谋划、科学决策工作，坚持高效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汇聚起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磅礴伟力，确保依规治党、依法治国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法治中国建设有序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灵魂”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14]P179-182依法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需要着力解决好谁领导、领导什么、如何领导等基本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依靠法治，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15]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是关键。坚持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力推动法治改革，扎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联动、督促落实等工作，需要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只要努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总要求，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坚持强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就能够有效促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领域深层次难题的解决。坚持以科学思维的方法顺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重点应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强化法治中国建设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精准把握、科學引领和有力保障。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能够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应坚持辩证思维，做到一分为二、普遍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坚持准确识变、扬长避短、辨证施治、化危为机;坚持系统思维，重视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性、关联性、协调性和层次结构性、动态平衡性、系统开放性和进程时序性等特征，突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做到统筹兼顾，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坚持战略思维，强化大局和全局意识，善于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国际法治的总体趋势和发展方向，做到超前谋划，主动求变;坚持法治思维，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的工作格局，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模范，带头崇尚法治、维护法治尊严;坚持底线思维，做到科学应变，突出重点、完善法治、管控风险、守住底线，牢牢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的主动权;坚持精准思维，法治中国建设应突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既要高屋建瓴，更要精准落地，做到强化细节、严格标准、规范程序，科学高效地解决好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坚持创新思维，加强学习与研究探索，做到积极转变，主动改善心智模式，自觉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保证法治中国建设善做善成。全面提升依法治国水平，法治中国建设先行是关键是基础，但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从严从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机制，健全和依法规范政务公开、决策咨询听证和专家论证等制度，改进和优化行政立法、复议、应诉等工作，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坚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聚焦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持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维护稳定发展的大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披荆斩棘、奋力前行，确保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和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还必须持续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工作，重点是精准掌握和运用好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战略地位、工作布局、主要任务、重大关系、基础保障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遵循并运用好“人民共同体是一个不仅居于共同的利益需要，而且首先居于共同的法律认识而联合形成的人的共同体”[16]P39的规律，使全体党员干部坚定地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法治中国建设，自觉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推动深化改革、应对风险、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自觉领导和推动全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尽心尽力推动全社会人人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學习法律、掌握法律，人人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二、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法治中国建设，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贯穿始终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蕴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所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深邃历史智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立场

在人类社会对法治的早期认识中，孔子及儒家学派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古罗马人认为，“法律是共同体内部人民为了安享自由而联合成社会的基本条件。”[17]P33依此延续至今的观点来看，无疑“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1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根本宗旨，这也是当今法治中国建设与西方国家法治最根本、最显著的区别。“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要素。”[19]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离不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坚实的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事关我们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的宗旨、法治中国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具有的鲜明政治属性，并且也是明确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截然不同的分水岭，深刻回答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是“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P4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的初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邃的历史智慧集中体现了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民本理念”的创造性深化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植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所积淀的深厚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1]P70。党的十八大以来，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编纂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修改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重大法治工作，都强调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人权的法治保障，强化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权利的依法保护;坚持统筹深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全面协调发展，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的深化改革，充分表明党中央坚持依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意志;《建设规划》首次专门规划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蓝图，确定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纲领，全篇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主题主线，坚持回应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要求新期待，[22]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坚持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理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等等，都充分体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法治理念，坚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努力使法治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性质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度优势的重要内涵和充分体现，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准确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科学内涵和实践的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恪守党的根本宗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同法治中国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强调法治必须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由《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确立的宗旨得到彻底贯彻落实。在14多亿人口的规模巨大、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推进法治建设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中国建设需要针对统筹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并实现历史性超越、遵循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精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积极引领促进和规范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并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斗争中、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23]特别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中，全面深入落实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针对上述的一系列特殊情况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确保全面准确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依法保证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法定的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使法律全面准确体现人民的意志，使保障人民权益的意图贯穿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坚持按照法治为民理念积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聚焦“群众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充满期待，但受益感不够强，律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效果的评价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4]等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难点问题，坚持深入谋划，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和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全面精准发力攻坚破冰，推进司法改革效果整体提升;坚持紧扣改革目标，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确保改革方案科学可行，强化改革措施落地落实;强化统筹协调，扩大社会参与，实现改革推进协同有力，解决好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改革获得感。在立法领域，坚持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健全立法征求公众意见机制，注重立法质量评估要体现群众评价，做到群众说好才是好;执法领域，坚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治各类违法行为，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确保法无授权不得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司法领域，坚持充分发挥保护合法、制裁违法犯罪、定分止争的作用，坚定守好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决不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法治宣传领域，坚持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的原则，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努力通过引导公民学法守法用法特别是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努力让法治成为全民普遍共识和行为自觉。坚持人民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和力量源泉，聚焦努力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的目标，配置各方面力量共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法治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在全社会培育起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大环境，使法治真正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使法律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识所掌握所运用。

（三）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贯彻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目标是为人民谋公平正义，而人民则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依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要求。因此，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广泛的需求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制约因素，聚焦“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实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25]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夯实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这一支撑人权的三块基石，持续健全优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法律，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建设，并确保法治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坚持着眼于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平安幸福的向往，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方位提升守护群众平安、保障群众权益的法治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国内外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和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势力。坚持依法打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化，持之以恒、坚定不移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凝聚民力，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引领和促进公民矢志不渝地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践行者、捍卫者。鉴于“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26]P185。所以，必须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个“中国之治”的支撑点，坚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聚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7]的目标要求，着眼于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新期待的新任务，在法治领域全面推进深化改革，落实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健全完善与执法司法权运行相适应、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措施、落实规范高效制约监督的制度体系和机制，不断提升执法司法的公信力。

严格规范、以人为本、公开公正、依法文明执法司法，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之一。因此，从思想深处认清“为谁执法司法、为谁提供法治服务”的问题是关键与核心。持之以恒加强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坚持理性文明规范执法司法、完善执法司法制度、优化执法司法机制、加强执法司法培训、加强执法司法管理、落实执法司法责任、强化执法司法监督、健全执法司法错案纠正制度，不断提升规范执法司法的质量。坚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增强法治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推进司法供给侧改革，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法律服务的新需要。坚持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积极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高质量的法治服务。坚持把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基层治理、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长期任务之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现代科学技术，总结推广法治为民服务的好经验，积极优化法律公共服务，努力提供更多利民便民的优质法治服务公共产品，深入做好矛盾纠纷的防范化解，不断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和多元化解决纠纷争端的机制，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疏导、和解端用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把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没有数量充足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支撑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难以落实。因此，必须持之以恒地抓好政法、立法、执法、司法、律师、法学教育和研究者队伍建设，注重提升涉法部门单位法治人才和干部的法治素质。重点是要坚持“把提升法治工作队伍和领导干部实践能力作为基础性保障工程，教育、制度、监督多管齐下”[28]，围绕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聚焦坚决履行好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使命任务的目标，全力打造数量充足的政治、业务、责任、纪律、作风等“五过硬”的政法队伍，持续提升其政治上捍卫初心使命的能力、工作上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干事创业上的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上的引领者能力、维护稳定的应急处突能力、人民至上的群众工作能力、扎根基层的抓落实能力，确保建设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能力强的政法干部人才队伍。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真正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融进法治队伍的血脉之中，确保把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的全过程

（一）坚持以高质量法治推进高质量法治中国建设

以高质量法治推进高质量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国际与国内相关联等方面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法治中国、怎样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建议》着眼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把党的领导的最根本保证、最大优势贯彻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中。坚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领域的深化改革。坚持补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短板特别是涉外法治方面的弱项。着眼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法治秩序，加快健全中国法律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注重防范化解国际法治领域的风险隐患，加强国际交往对话，传递中国法治方案，呈现更为全面客观的中国法治和中国经验，力促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注入法治能量。处理好高质量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创新关系，努力形成注重战略部署、方向明确、体系一致、激励充分的协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机制和以高质量法治助推高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强化法治中国建设的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的意识与能力，做到既抓末端、治已病，更抓前端、治未病。[29]坚持把健全和运用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努力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和措施，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确保更多的法治力量向引导、疏导与和解端用力，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的增量，减轻法治的对抗性、增强社会的和谐度。深刻认识坚持高质量法治与推进高质量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建议》中强调的高质量发展不是仅指经济领域，而是包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提高法治中国建设质量无疑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有机组成部分。只有高质量抓好法治，才能增强法治中国建设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并且充分发挥法治中国建设在推动依法治国中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只有高质量抓好法治中国建设，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法治中国建设，完整准确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實依法治国方略，并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突出法治中国建设推进的统筹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有效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伟力，也才能高质量推进依法治国，使依法治国在科学的轨道上顺利向前推进，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保障需要，更好地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光辉思想转化为依法治国的力量，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力量。

（二）坚持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大系统，其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其作为全国最高政治领导核心，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性质和宪法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政治方向引领、政治体系统领、重大事项决断、社会治理领导等方面，是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长期检验所得出的真理，其历史合理性、实践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无可置疑。因此，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在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各个重要环节上，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特别重视用高质量的公正执法司法引领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立法的目的和生命力在于应用。“几乎所有的法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规则与裁量这个基本问题”，而正确处理好“司法功能与立法功能发生关联”[30]P46-49的问题，解决好法治的应用问题，则必须进一步强化党在领导立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从立法具有法治的源头性、根源性的特点出发，重点突出立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关注诸如涉及民生保障与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乡村振兴、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安全、数据治理、区块链法治、平台治理、大数据竞争、电子证据、金融科技与技术驱动型监管、算法规制、智慧司法等领域的立法。而坚持遏制部门利益膨胀，则必须充分体现法治的公平公正和效率，充分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特性不变，并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党带头守法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31]P129。党不但要领导人民立法，而且要推动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作用，切实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与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带动全民守法，全面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党保证严格执法，就是要坚持聚焦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指导和督促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坚持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推动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新时代还应重视运用新技术让执法更高效、借助互联网让执法更透明、实现数据共享让执法更科学，确保推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执法水平和效率大提升。党支持司法，坚持聚焦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切实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健全纪委监委、公检法司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司法质量不断提高、司法效率和公信力不断提升。通过强化党在法治中国建设各方面的政治领导，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引导其自觉站在政治的高度，更加深刻透彻地领会党中央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的法治性、预见性、主动性和规范性，更加有力地推动党中央依法治国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着力提高法治中国建设中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更好发挥法治中国建设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会共识，确保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三）坚持健全和强化涉外法治体系与国际法及规则运用

法治中国建设与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紧密相关，我国正“面临更好运用法治方式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课题”[32]。服务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强劲的法治引擎，构建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法治体系已是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多次从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战略高度论述加强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和国际法及规则运用的重要意义，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因此，法治中国建设务必高度关注当今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加速形成并且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的新态势，抢抓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互利共赢仍然是人心所向的基本格局的战略机遇期，积极研究和推动制定国际法的特别措施以应对对华持“新冷战”思维和蓄意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应对图谋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西方反华势力，积极维护国际法治秩序，广泛凝聚促进世界和平的力量、维护国际社会的持续稳定、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发展。坚持“透视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加速酝酿和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迷雾，有效反击打着‘规则旗号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推动构建以公平合理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33]是法治中国建设应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推进法律和正义，涉外法治工作应强化战略布局，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应力求系统完备，国内国际治理应坚持统筹协调推进，维护我国国家、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善于综合运用国际国内法治和规则;应重视系统筹划和建立健全诸如我国的宪法，特别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程序法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21〕1号）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决禁止外国势力的刻意歪曲污蔑、恶意解读操弄、借机攻击抹黑，坚决遏制那些一边依赖中国谋求发展，一边又疯狂损害中国利益的国家和组织，让国际法治更加清明、国际社会更加崇尚公正公平和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健全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坚持党的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集中研究攻克重大矛盾问题的解决措施，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难题。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中提出时代面临四大课题，从不同视角、层面全方位审视当今国际法治，并推出构成相互联系的立体的国际法治框架体系。国际社会如何共同依法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如何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已是一个摆在全人类面前最现实的问题;而某些西方政客不断蓄意挑起意识形态分歧，却根本无视全球南北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会固化和国际社会进入多重危机叠加时代的现实。这些时代难题会引发全球更深层次的危机和风险，构成对国际法治的严峻挑战。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巨大市场优势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度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应重视加强我国法律应对“长臂管辖”措施的系统集成与创新，坚决依法有力有效遏制国外以“长臂管辖”方式侵害我国权益的行为，依法阻断外国法律不当适用侵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組织的合法权益。而确保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则更加迫切需要厉行国际法治，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国际社会公认的联合国宪章这一国与国关系基本准则，以国际法规则为基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好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34]等四大时代课题，为凝聚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采取更加务实行动，积极应对挑战，共同破解时代难题，努力取得更加务实成效来提供国际法的引领和规范。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积极推进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的改革，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努力让维护多边主义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引领人类社会共同前行，为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提供国际法治的体制机制引领、规范和保障。

建议尽快依据国际法的规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相关条文。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遏制和打击一切形式干涉中国内政的任何势力和个人，向世界宣誓依法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公开具体的遏制和打击及处置措施，坚决依法震慑和惩处那些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和敢于挑战中国底线的一切外部势力和个人。尊重他国主权、禁止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独立国家的法定权利，国际法和国内法均禁止他国干涉。主权原则既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也是主权国家最重要的基本属性。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 of non intervention of internal affairs）源自于国家主权原则。1945 年《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内政”的含义与范围：即“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1965 年联合国通过《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进一步确认“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一直沿用，[35]特别是联合国1981年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以“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的条文进一步强调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和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社会广为知晓的国际法规则，许多国家在国际场合沿用《聯合国宪章》的权威规定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已成为国际惯例。国际法“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的范围包括各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及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的选择权;禁止干涉的方式包括武力（含暴力恐怖）、政治、外交、经济、军事、贸易、科技、人权、民族、宗教等任何措施，即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权利之内的事务，别国、国际组织、个人均无权介入、无权列入议事日程、无权讨论、更无权采取任何措施。早在1648年的欧洲各国为结束30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就已经以多边条约形式规定了与会国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把国家主权的概念应用到国际法领域。1793年的《法国宪法》就在第119条中规定“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美国家在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也都强调了国家主权原则。1919年的《国际联盟盟约》、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第2条进一步确认和强化了国家主权原则，禁止外部势力的侵略和干涉。国际法上的规定和一些国家的具体做法为我国健全和强化涉外法治体系，加强国际法及规则的运用，依法维护国家主权不容干涉和践踏提供了前车之鉴，当务之急是应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促进法治中国建设按照“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36]的要求，坚决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遏制、打击外部势力长期以来肆意干涉、侵害、践踏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和内政的恶劣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尊严、发展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强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四、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法治中国建设

（一）坚持统筹推进和一体建设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

新时代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坚持法治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补齐党内法规制度短板、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推动依规治党的制度和机制更加成熟定型，是忠实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管党治党的现实要求。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完全保持党的纪律，否则一切都会陷入污泥中。”[37]P453邓小平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38]P14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规定全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宪法法律规定的基本行为规则。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坚持依法依规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法治化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9]P285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办和国办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一大批党内法规，全面规范党对农村、机构编制、宣传、政法等党的工作领导活动，推进党的领导法治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要求，深刻阐明了党与法的关系、治党与治国的关系、从严治党与制度治党的重大关系，开辟了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新境界，为新时代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指明了方向。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鲜明特色，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之一。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既各有侧重，又密不可分，二者保持着内在关联，并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之中。党纪严于国法，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法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在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对风云变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纳入党内法规规范之中，严格落实制度治党，确保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顺利推进。关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践旨向”[40]，应当坚持以问题意识探讨和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面临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思路，进一步强化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制度措施。坚持从严必依法度，持之以恒地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全党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和推进《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任务，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法治中国建设，则既是前提和基础，也是历史选择之必然要求。

（二）重视充分发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难点。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和相得益彰，努力形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新格局应该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特别是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坚持充分发挥二者的重要作用，开创了二者协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局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更加迫切需要继续深入探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和相得益彰的实现路径，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当然，这也需要注重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系，并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行好反腐败这项系统工程。为此，需要解决好优化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的证据适用、证明标准、证据转化等具体问题，优化两种处分的对象衔接和轻重衔接，清除两种处分的程序衔接和实体衔接方面的障碍，构建权责分明和良性衔接运转的处分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有效衔接，使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实现协同发力，有效提升纪法协同的反腐败治理效能。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的精准衔接、协调协同、同向发力，聚焦二者相得益彰的目标要求，正确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与国家法律既紧密衔接，又避免交叉重复;既各司其职，又不错位不越位;既精准到位，又相互支撑，形成有效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合力，实现以法治理念、法治体制、法治程序和法治方式共同促进党的领导体制、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并持续增强党依法执政的本领，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水平，切实履行好党在新时代从严治党和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论研究，通过系统总结其法治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二者在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的精华，合理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总结提炼出规律性的新认识新理论新措施。坚持立足全面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发展法学的新兴学科，大力推动法学传统学科的转型升级，深入开拓法学交叉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推动符合中国实际的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持续发展，同时坚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法学为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三）充分发挥法治中国建设在治党治国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

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依规治党的关键在党，实践中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重点解决好法治中国建设和依规治党中面临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纪与国法相互衔接和相得益彰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涉外法治和国际社会治理中的战略问题、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根本问题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要“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41]P129。因此，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用“观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谋万世”的战略思维，把握好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坚持问题导向，又要坚持系统思维;既要深化理论研究，又要深化法治实践;既要重视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创建;既要坚持统筹推进，又要选择重点突破;既要加强核心制度建设，又要重视综合配套;既要坚持目标引领，又要注重效果检验等一系列关系，[42]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协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依规治党协同共进。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法治中国建设实践，充分发挥法治中国建设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中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必须坚持从政治建设的高度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全面贯彻落实，紧紧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面临的法治新课题，聚焦切实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纵深的目标要求，深入研究探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招和硬举措，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治党治国更加有效有机精准地统筹起来，构建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法治体系，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此，应紧紧抓住法治中国建设的“牛鼻子”，聚焦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重点任务，坚持充分运用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引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高素质、高质量革命化、专业化的法治专门队伍，持续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道、积法治之势，激发法治中国建设工作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国法学会党组.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N].人民日报，2020-12-25.

[2]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J].求是，2021（5）.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發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5]汪习根.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精神[J].中国法学，2021（1）.

[6]陈一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0-12-30.

[7]袁曙宏.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N].人民日报，2021-01-18.

[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4-10-29.

[9]〔美〕德沃金·R.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0]雷磊.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法学，2020（1）.

[11]顾华详.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创新[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4）.

[12]栗战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J].求是，2021（2）.

[13]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N].人民日报，2018-08-25.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

[15]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J].求是，2019（4）.

[16]〔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7]黄美玲.法律帝国的崛起：罗马人的法律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8]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11-18.

[19]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1）.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2]张维.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依法治国办负责同志就《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答记者问[N].法治日报，2021-01-11.

[23]夏文斌，郭东升.全面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北京社会科学，2021（1）.

[24]彭澎.湖南省司法体制四项改革的成效、困境与发展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21（1）.

[25]卓泽渊.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义的法理解读[J].中国法学，2021（1）.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28]付子堂，崔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N].光明日报，2021-01-08.

[29]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键作用[N].人民日报，2021-02-20.

[30]〔美〕庞德.法哲学导论[M].于柏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32]莫纪宏，徐梓文.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N].人民日报，2020-12-25.

[33]方军.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重点选题构想[J].中国社会科学，2021（1）.

[34]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N].人民日報，2021-01-26.

[35]顾华详.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法治建设[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6）.

[36]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

[37]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40]李国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J].东南学术，2021（1）.

[4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2]江必新.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着力解决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J].行政法学研究，2020（6）.

（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