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能够较为顺利地构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无线电通信体系，得益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关心和帮助，一是共产国际不断督促中共中央重视培养早期无线电人才，二是共产国际极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尽快建立无线电通信网，三是共产国际最终促成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联络。从主观上看，共产国际是为了便于及时了解苏区斗争情况，以直接指导中国革命;从客观效果上看，大大推动了中共中央对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个苏区、各地红军的科学决策与指挥，提升了红军的通讯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3-0063-07

中国共产党早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启及无线电网络的编织，“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1]P1。军事通信工作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茁壮成长乃至质的飞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特殊影响从中央苏区的数次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一直持续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无线电通信工作而言，共产国际在帮助和督促培养无线电人才、推动中共中央与各苏区和红军尽快接通无线电联系、从政治和技术上给予指导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可以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关心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较为顺利地构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无线电通信体系。

一、不断督促中国共产党重视培养早期无线电人才

1837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研制出电码，并于1844年5月24日成功试验出世界上第一份有线电报。到19世纪末，又开启了无线电时代，特别是出现了无线电发报机。20世纪初，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将先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即通过无线电对敌进行侦听、侦收、测向、破译等，使得部队的情报侦察有了更先进的手段。可以说，发达国家无线电技术的普遍运用极大引领了世界现代军事的发展潮流。清末民初，无线电通信技术引入中国，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初期，各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技术得到了较大发展。

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前，国内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与复苏，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迅猛发展，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在此背景下，仍靠交通员传递信息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之需了。党中央正迫切需要建立“地下”无线电台，以冲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分割与进攻，进一步密切中央与各地党组织、各苏区红军的联系，以加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及时有效领导。而要实现这一重大转变与突破，最关键的是要迅速培养一批自己的无线电人才。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提交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了过去军事工作的主要错误，其中“军事技术之非科学化”，如“侦探工作之缺乏”“军事工作无秘密性”[2]P439。可见，党中央已经深感军事通信技术落后的弊端。

党的“六大”结束后，组建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工作正式启动，由周恩来所分管的中央特科负责。在他的亲自倡议和领导下，选派了相关人员学习无线电报务知识，到处筹措无线电器材，并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

据张沈川回忆，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办法，培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当时参加学习的人有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根据组织安排，又于1930年初夏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号租赁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屋，开办无线电集训班。对外装作私营企业，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领导人为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兼管机务，张沈川管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经费。学员是由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党委所选派的，其中广东8人，江苏5人，湖南2人，福建1人，共计16人。[1]P9-10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培训班。

中国共产党加紧培训无线电学员，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上级共产国际的督促。《盖利斯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兼駐中共中央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给周恩来的信》（1931年2月4日）中写道：“无线电报务员的培训工作，应看作是一项最重要的战斗任务，要非常积极地加速办理这件事。不要设更多……，除正在学习的8名同志外，再增加若干人并要教会他们。让最能干的同志在规定日期前毕业。”[3]P46在共产国际看来，壮大无线电人才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要适当扩大受训对象的规模，加快培养速度，如业务非常突出者，可让其提前毕业并尽快走上工作岗位。

据张沈川回忆，1930年12月17日，他们20位学员在法租界被捕，虽遭受严刑拷打，却无一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后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强行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17人有期徒刑9年10个月，3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均不发判决书，也不准上诉。[1]P10-11史称“福利公司”事件。事件发生后，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减少损失。大家总结经验：“领导上有轻敌思想，过高估计自己，总以为情报万能。在敌人统治下，集中这么多人搞训练，是违背‘地下秘密工作原则的。”[1]P19虽然许多无线电骨干不幸被捕，但培训工作并没有中断，大家的警惕性提高了，更加注意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

该事件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1931年3月31日和4月2日，盖利斯与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进行了谈话，据谈话记录显示，“无线电学校学员近日内将在南京开始学习。部分被关押者大概会获释。我们将利用他们继续进行学习”[3]P218。在共产国际看来，无线电培训工作绝不能停止，哪怕出现了被国民党逮捕的情况。等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久出狱后，还将继续对他们进行培训。

盖利斯回到莫斯科后，于1931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其中写道，“上海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数量相当多……困难在于缺少技术人员。到哪里去找我们需要的无线电报务员？需要我们自己培养。米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同志通报了我们的无线电学校遭破坏的情况。这使无线电联系的建立推迟了三个月。而在我们还没有无线电联系之前，关于正确领导、关于那里所发生的事情的及时反应就无从谈起。”[3]P281共产国际敏锐地察觉到，相对充足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而言，中国共产党更紧缺的是熟练使用这些设备的无线电人才。对此别无捷径，只能依靠自身的悉心培养。上述事件导致了正常的无线电培训中断数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无线电联系的建立。同时指出，没有无线电通信，准确的情报和正确、及时的领导就无从谈起。

当然，共产国际绝不仅限于口头鼓励，还付诸了许多实质性的举措。如1930年10月20日，盖利斯给别尔津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主席。去信，指出之前已经发出密码电报，请求对方寄来1万美元，其中一笔重要的开销是准备组织一期报务员培训班。办班的条件已经具备，“有一位无线电工程师、党员（中国人），他和另一位同志可以办这件事”，另外，“现在和将来对报务员的需求都会是很大的”[4]P417。这个在上海组建无线电学校的方案，计划每期5个月，培训20人，这种形式比较省钱，也是比较好的办法，大约需要1500美元。可见，共产国际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培训无线电人员提供资金保障。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有形的帮助，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因此，在共产国际的不断推动和督促下，中共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加强人才建设的信念，充分利用上海的各种便利条件，想尽一切办法，排除万难，终于培养出了一批早期的无线电人员，较早地做好了人才储备的基础性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分赴各苏区，为各地培养技术人才及建立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的无线电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极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尽快建立无线电通信网

苏联在当时掌握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军事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视野更加宽广。共产国际很早就倡议中共中央与苏区建立无线电联系。米夫在1928年4月6日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信中指出，鉴于最近收到来自中国的电报，建议中共中央“占领能够作为运动根据地的某个地区并在那里巩固下来。最好是东江地区，并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与此同时，苏联军事主管部门要“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5]P397-398，在与别尔津商量后，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共产国际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东江及湖南边境的红军实力较强的根据地建立无线电通讯，以领导和推动该地区的革命工作。虽然当时中国的条件尚未成熟，但这个设想很有前瞻性。

1930年4月14日，马马耶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成员。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提交了一份秘密的报告提纲，其中提到莫斯科方面拟支持中国共产党解决一些问题，除了提供经费支援、派来军事干部外，还要“保障中央领导与游击队以及游击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络”[4]P97。共产国际将为中共中央与各红军及红军内部的无线电联络提供保障，当然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一段时间和艰辛的努力，最终要由中国共产党去具体落实。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0年8月8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去电报。在提到当前组建红军的组织问题时，特别强调了通讯保障，“组织领导中心、后备基地和大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同时大力利用地方的通讯手段（快马传递等）”[4]P279。在此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无线电通信，并将其与传统的联络方式相结合，以充分保障红军的讯息畅通。

1930年八九月间，由红一、三军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遭遇失利。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的有关战况汇报以及各种信息，立刻指出了问题所在，如“我们部队的党组织和指挥人员在政治上和军事策略上简直是空前的无能”，“长沙暴露了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战术上整体的无能”[4]P412-413，而背后牵引它们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中国共产党通信技术的落后。共产国际进一步意识到建立以上海、瑞金为双中心并辐射全国各苏区的无线电网络的必要性，于是锲而不舍、接二连三地告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引起后者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给中国共产党去信（10月30日），再次表达了对这次长沙战役的失望之情，而且口气颇为严厉。信中列出了六个前提条件，“只有在充分实现这些任务的情况下，红军才能胜利地进攻大的中心城市（南昌、长沙等）”，这个论断不大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不过，在文末却做出了一个很正确的指示，“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行动再一次有力地说明，在上海和蘇区之间尽快建立通讯联络机构和在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是必要的”[4]P445。共产国际在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地无线电联络的制胜法宝。

紧接着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针对近期出现的中央指示抵达地方异常滞后的事实，得出结论“这种状况确实说明存在着上海对地方领导的不正常情况”。故作出如下指示：“在目前条件下，通讯和建立通讯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如何都应该建立与地方的通讯联系。财政困难不应成为不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理由。”[4]P452共产国际反复督促中共中央提升通讯水平，而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通过无线电传输命令。这件事极其重要，它已超越了经济和技术范畴，上升到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1931年1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提道，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军的处境以及农民土地运动的开展非常困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共中央迄今为止没有为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指示采取重大的措施”，表现之一便是“直至今日中共中央还没有在上海与苏区之间建立正常的联系”。虽然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难处不甚清楚，但东方书记处对该项重要工作长期裹足不前进行了催促。进而认为，目前是可以采取组织措施的时候了，命令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采取各种措施来推动该项工作。比如，“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最短的期限内在中央与苏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和正常的联系”。甚至关切地询问道，“中央和远东局能否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联系，或者必须派一位同志去中国为建立这种联系进行技术指导”[3]P34-35。可见，共产国际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了，影响巨大，必要时可以从莫斯科派专业人员去中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无线电技术支持。

为了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1年2月4日盖利斯在上海给周恩来发去一封信，再次强化了上述意见。中央军事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同苏区和红军建立可靠的联系。现在同红军的联系是极不可靠、极不正常的。没有联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通过党[和]苏维埃系统以及军队系统进行的领导”[3]P45-46。共产国际质询中共中央，怎么到现在竟然还不能对苏区进行起码的正常联系？要求中共中央组建联络局，以保证上海每两周就能对苏区和红军进行符合实际的领导。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还得靠无线电通信解决。

几天之后的2月10日，盖利斯在上海又给别尔津去信，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中国革命形势。虽然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这次进攻，“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几乎收复了自己原有的阵地”，但是“这种作战态势的消极面是，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彼此没有联系，同所谓外部世界隔绝。协调苏区之间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3]P56-57。在此指明不仅上海与中央苏区之间联系不畅，各苏区之间更是相互信息闭塞，这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说：“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将同苏区建立起牢固的正常的（密切的联系和无线电）联系”，因为“有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我不在这里重复我已用电报报告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在建立联系方面还是在其他问题上，仍然有效并在逐步实现”。当然，逐渐熟悉中国国情的他有些无奈地坦言，“对于迅速实现的日期我不抱任何幻想。工作是按中国方式缓慢进行的。此外，还有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时间。”[3]P70

中共中央与各苏区和红军之间由于通讯不畅，导致不能进行有效及时的领导，共产国际对此甚为不满。在共产国际的强烈要求和推动下，中共中央提高了建立无线电通信网的认识。共产国际还愿为此积极提供经费、人才和设备保障，明知任重道远，但仍非常期待中共中央能与各苏区尽快建立起无线电联系，这些深深感染和激励了中国共产党。

三、最终促成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联络

其实，中共中央也很重视与各主要苏区、各主力红军之间取得经常性联系，由于受条件所限，最初只能依赖地下交通线予以解决。但几年下来，中央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无线电联络接通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讯的时空障碍问题，避免信息传递滞后导致的各种苦果。所以，中共中央着手尝试建立与各地的无线电联系，从一点到多点，由点到线，以线带面。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终于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1930年1月，位于上海的党中央与位于香港的南方局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正式接通，在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工作的诞生。因为在此之前，“党内上下左右的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既费时，又不安全，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来回要两个月，很不方便”。如今，“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党内军内的联系大大加强了”[1]P1。

不过，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既危险重重，又举步维艰。虽然党中央尝试与香港、汉口、天津等地接通无线电联系，但由于国内政治环境过于恶劣，隐蔽战线的经验不足，加上技术上的缘故，进展并不大，而且上海等地的电台多次遭受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电报员也屡被抓捕。然而，红色电波并未消失。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指导和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紧密跟踪向中央苏区派送的无线电人员和电台的到位情况，另一方面对中共中央的不恰当行为进行及时纠正。说到底，都是为了促成两地无线电早日接通。

1931年2月4日，盖利斯给周恩来去信，要求中央军事部尽快把“三部电台和无线电报务员调往毛[泽东]处”，同时“用同江西做交易所得的3万买三部新无线电台。利用政府电报局同中国非苏区的重要中心联系（在有密电码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不能保证苏区的电台供应之前，不应把电台运往那里……。把电台运往汉口、天津和香港，这是重大的错误，这证明对同苏区联系的重要性估计不足”[3]P46-47。中共中央应迅速把报务员和电台送到朱毛红军手上，而且首先要保证苏区电台的正常使用，而不是运往汉口等已有电台的国统区，否则就是太不懂得与中央苏区接通无线电联络的紧迫性了。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写道：“如果毛[泽东]那里有无线电台（报道说有），那么同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就会很快恢复。军事部书记和无线电报务员已经派去”，“三部电台将于最近运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3]P70中央苏区电台的具体筹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报务员和电台都在路上，即将抵达。共产国际乐观地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上海与瑞金的无线电联系就要接通了。

这封信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毛泽东一方面把被俘的国民党7000名士兵和大约200名下级军官释放了，另一方面把“工兵和全部技术兵都留下使用”[3]P58。这一举措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被全歼，王诤等10名敌电台人员全部留下，经教育改造为我所用。他们帮助苏区创办无线电训练班，据王诤回忆，日后正是他“和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1]P53。

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领导人。在上海与向忠发和周恩来进行谈话，在讲到无线电台时，周恩来汇报道，“我们买了一台大的、两台小的。大的是给毛[泽东]买的”[3]P87-88。考虑到传播效果和通讯距离，中央特意为中央苏区购买了一台功率高的电台。

盖利斯于1931年3月31日和4月2日与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的谈话中这样讲道，“收报机已从漢口发出。日内我们就派去无线电报务员和工程师。两个人已经有了，我们已经物色到了”。“现在不可能通过福建给中央（苏）区运送收报机。我们没有其他途径。我已把同……的联系告诉莫斯克文即周恩来。。我们从未同这些无线电报务员建立过联系”[3]P218。两名报务员已经选定，近日将赶赴瑞金。又遇到了一些难题，虽然电台已由汉口送去，但暂不能从福建进入苏区，又没有其他途径，所以电台肯定要耽搁。至今尚未与先期抵达中央苏区的报务员取得联系。所以，盖利斯准备让克莱因斯即马雷舍夫，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中共中央苏联军事顾问团成员。在4月3日向无线电工程师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寻找解决办法。不过，他们并未放弃，还将进行测试，一定要叫通。

1931年5月7日，盖利斯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在六届四中全会前，“中央对红军的工作很少给以关注。例如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央委员会里李立三同志有收发报机。他把这些机器分发给天津、香港、汉口等地，却一台也不给苏区”[3]P279-280。中共中央过去一段时间对于苏区与红军不够重视，共产国际代表很疑惑：怎么不把电台派给他们呢？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去信（1931年6月10日）写道，“政治局收到了来信，信中说布雷利斯基应为布林斯基，即任弼时。科穆纳尔即王稼祥。和另外20名同志已经到达朱[德]和毛[泽东]那里。同一封信中还说，项英和无线电报务员于1月14日到达那里。他们有无线电台，但他们还没有用它来进行工作。不过你们不应认为，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得到这部电台的。我们的电台还在运送途中。他们是从敌人那里得到这部电台的”[3]P323-324。

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已于1月14日抵达中央苏区，不过电台还没运到。其实，红军拥有的电台不是来自上海，而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从敌人那里得来。中央红军从国民党张辉瓒第十八师师部缴到一部收报机，但发报机被搞坏了。1931年1月初，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到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1]P51-52因而，红军被誉为“从半部电台开始”，或“一台半电台起家”。以此为基础，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驻地宁都小布正式架台开始工作。这样，中央红军的无线电台宣告诞生了。

据袁光回忆，“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天”[6]P41，因為这天红军前方与后方的电台实现了第一次无线电通信。大家欢呼雀跃，此后中央苏区与党中央取得无线电通信在设备、技术和人员上都不存在障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欧阳钦在上海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其中写道，“无线电除中央送去的以外，我们已有了五架，三架15W，一架100W，一架50W，现在除50W的外均可用，平常总司令部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三军团总部都可以通电。现在非常急迫的需要与上海打通。”[7]P375可见，中央苏区的电台慢慢多了起来，内部也实现了通电，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接通中央苏区与党中央的无线电波。

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人正是肩负这一重要使命来到中央苏区，他们带来了技术和双方联络的密码。但几个月过去还是联系不上，后来发现主要是因为红军手头的电台功率太小。第二次反“围剿”消灭了公秉藩师，特别是缴获了该师的那部100瓦大功率电台，正是这部电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曾三回忆，“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军转移中，我们每天都坚持驾机工作。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我们第一次沟通了。”[1]P69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事业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上海与瑞金两地电台叫通后，双方主要围绕即将召开的一苏大会互发了不少电报，就有关重要事宜进行了请示、沟通与指示。期间，由于接到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一苏大会筹备情况，共产国际也专门开会讨论，并作出以下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向各党发去关于开展支持代表大会活动的材料，并采取措施让各党向代表大会发去贺电。地区书记处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拟订指示信和贺电，并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8]P63

共产国际的上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原因有二：一是通过长期的艰辛努力，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三方之间终于打通了无线电联系;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借此机会表示祝贺之余，还建议德、法、英、美等国的共产党都向中国共产党发去“贺电”，进一步扩大其世界影响。

至此，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之下，上海党中央与瑞金中央苏区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空中电波桥梁，这大大密切了党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联系。以往两个多月才能互通一次信件，现在可能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就能解决，这对共产党和红军而言，就是一场技术革命。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犹如猛虎添翼，战斗力更强了，发展更迅猛了。中央苏区能及时给党中央汇报战况，党中央的各项决议和指示亦能及时传到瑞金。

四、结 语

在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怀和直接帮助之下，中共中央立足有限的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上海与瑞金的无线电联络，日后逐步在全国各苏区和红军中打造了一个无线电通信网络。虽然从主观上看，共产国际是为了便于及时了解各苏区的斗争情况，以直接指导中国革命，但客观效果是大大推动了中共中央对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苏区、各红军的科学决策与指挥，提升了红军的通讯现代化水平，以充分抗衡强势的国民党军，并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通讯战中赢得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此，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处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共产国际的间接领导之下。虽然党中央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出台了一些“左”的政策，使得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比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挫折），但是作为先进的现代化通信技术手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完全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的联系因故中断[9]，长征后中央又与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络[10]，待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全面抗战爆发，这些电台又恢复畅通。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这种多方互通的无线电网络长期保持且稳定有效，成为各条战线克敌制胜的重要秘密武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

[6]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7]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9]孙伟.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中断和恢复[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4）.

[10]孙伟.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的联系探析[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6）.

（责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