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彬 朱晓彤

[摘    要]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青岛崂山风景区为调研地，基于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以难忘的旅游体验和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探讨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分别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3）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难忘的旅游体验的中介效应;（4）难忘的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7-0119-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7.014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而旅游业作为“绿色产业”，其本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具备一定的条件与优势，理应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先驱产业。此外，旅游业自身也步入了从高速增长向优质、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因此，加强旅游地的生态保护，不仅是国家方针政策在旅游领域的客观体现，也是实现旅游业健康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旅游者作为旅游业的主体，其活动的开展对旅游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1]，小到攀折树木花草、随手乱扔垃圾，大到污损文物古迹、损坏地质地貌，旅游者对环境实施的不当行为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与失调的重要原因。尽管景区的规章制度和现行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都采取限制、惩戒等措施来约束和警示旅游者，但前者惩戒和监管力度不足，后者打击范围有限，故无法对所有的破坏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因此，在外部制度乏力的这一背景下，从旅游者内部着手，对其自身环境责任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ERB）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

纵观已有研究，旅游者态度、知识、个人能力、规范、信仰、背景因素和习惯等个人特征都会影响个人对环境负责的意识[3]，良好的目的地地方特征（目的地氛围、公共服务、旅游服务和目的地环境）也会驱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产生[4]。而在目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的研究中，多是将个人特征与地方特征分为两个侧面分别揭示二者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未曾从个人与环境契合的层面去衡量，但已有研究表明，个人与环境相契合将正向影响人的行为[5]，即旅游者与环境的契合度越高，旅游者與环境的一致性就越强，旅游者就会倾向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而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PA）作为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系[6]，其在塑造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3]，旅游者对环境的依恋程度越高，越倾向主动实施环境责任行为[4]。同时，旅游体验作为影响旅游者决策的关键因素，多年来一直为旅游学界所关注，它是旅游者的一种经历和感知，其源起和消失时间不定，但若能为旅游者记忆，则对旅游者行为意向的影响将更加强大[7]，因此，难忘的旅游体验（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MTE）可成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有效预测指标[8]。基于此，本文致力于从个人与环境契合的这一新视角出发，探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并为此引入了基于个体评价（前因变量）而作出情感响应（中介变量）与应对响应（结果变量）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将四者置于其中来解释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个体评价）通过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情感响应）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应对响应）产生的影响，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旅游者与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以期在理论上提高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解释和预测力度，丰富、拓展其研究视域，为后人构建整合模型或复合视角提供借鉴，并在实践上为目的地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培育和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1 文献回顾

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围绕研究所涉及的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4个变量展开，主要的梳理脉络为各变量的概念与内涵、构成与测量、既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并在最后阐明将其置于本研究框架的合理性以及引入该变量的创新之处。

1.1 旅游者-环境契合度

“个人-环境契合度”（person-environment fit）是研究“人-环境”互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指个人与环境间的一致性、匹配程度[9]。后来，Tsaur等将其发展到休闲游憩领域，提出游憩者-环境契合度（recreationist-environment fit， R-E fit）的概念，用以描述游憩者与游憩环境的互动与兼容性[10]。同时，将其划分为6个维度：自然资源、社交机会、环境功能、环境设施、活动知识/技能和运营/管理。前4个维度属于需要-供给契合度层面，在于衡量游憩环境的供给是否与游憩者的需要相一致;活动知识/技能属于要求-能力契合度层面，在于衡量游憩者具备的能力，如知识、技巧等是否与游憩环境要求相匹配;而运营/管理属于补充性契合度层面，在于衡量游憩者是否认同游憩环境管理者的运营管理方式[10]。此概念提出后，相关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以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为主，研究方法普遍采用问卷调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内容则集中于挖掘其前因与结果变量。目前，已探明的前因变量可分为个人前因和环境前因两类。个人前因包括熟悉感、自我效能[11]，环境前因包括恢复性环境特征、游憩环境困扰[11]。而已证实的结果变量则集中于个体情感层面，包括沉浸体验[11-13]、情境涉入[12]、地方依恋[13-14]和游憩满意度[11]，部分研究考察对个体行为（意向）如目的地忠诚[11]、重游意愿[13]和乐活[14]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表明个体与环境相契合将使个体对环境产生正面的情感、态度及行为（意向）。故本研究认为，研究旅游者与环境契合度是否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因此，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游憩者-环境契合度延伸至旅游领域，提出旅游者与旅游环境互动的相容程度概念，即旅游者-环境契合度（tourist-environment fit，T-E fit），同时，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引入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拓宽其在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以期旅游者-环境契合度这一融合视角能为解释和预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作出贡献。

1.2 难忘的旅游体验

体验是旅游者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8]，旅游业竞争的加剧激发了学界对旅游体验的关注，故旅游体验的研究多集中于营销学与经济学领域。但实际上，并非所有体验都能对旅游者行为发挥重要作用，只有旅游者难忘的体验才倾向于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15]，因此，难忘的旅游体验成为近些年学者研究的热点。

Kim等将难忘的旅游体验定义为在事件发生后被积极记住和值得回忆的旅游体验[8]，其关键组成部分是与经历相关的积极情绪与感受[16]。目前，相关研究聚焦于挖掘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以及量表开发。其中，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旅游者的心理因素（如情绪）和旅游地的设施或服务因素[15]。对难忘的旅游体验进行测度的新型量表还在不断涌现，但目前已成熟应用的量表是Oh等[17]开发的单维量表以及Kim等[8]开发的7维度24题项的量表。而已识别的结果变量主要包括旅游者主观幸福感[18]、目的地忠诚度[19]、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20]等。由此可见，难忘的旅游体验目前的应用领域是旅游地营销，主要关注建立目的地品牌形象，提高目的地忠诚度，其本质也是提升旅游地的可持续性，而维持旅游地可持续更为关键的一面是保护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本文跳脱出已有研究框架，考察难忘的旅游体验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期从另一“殊途”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同归”。

1.3 地方依恋

Willams和Roggenbuck于1989年提出地方依戀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对某个特定地方感受到的价值及认同程度，是个人与特定环境之间的积极情感联系或纽带[21]。目前，最广泛被接受的是Williams等对其进行的二维分类：一种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和一种情感、象征性的“地方认同”[22]。地方依恋广泛应用于旅游者与目的地情感联系的研究当中，主要包括两大分支：分支一是将地方依恋作为结果变量，其他变量如文化原真性感知[23]、旅游者情感体验[24]等对地方依恋水平进行预测，这类研究数量相对较少。而分支二则是地方依恋作为旅游者态度和行为（意向）之间的中介变量或旅游者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前因变量，这类以实证研究为主，如Xu和Zhang通过杭州中外游客的调查数据，证实了地方依恋是目的地忠诚度的重要前提，游客的活动参与、满意度、感知吸引力和动机是塑造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25];Hosany等则验证了地方依恋对游客情绪与推荐意向关系的中介效应[26]。其中，地方依恋作为关键前置变量频繁出现在近几年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当中，如范钧等探讨了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1];Cheng和Wu考察了游客环境知识、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对岛屿旅游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依恋是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效的预测变量[27]。

1.4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指旅游者在旅游环境中实施的、有助于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并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面影响的个人行为[2]。出于对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指导的需要，学者一直致力于探究环境责任行为维度构成、形成机制以及影响因素[28]，以定量研究为主。关于环境责任行为维度构成，学界一直持不同意见，目前，已使用的单维度测量工具大多改编自成熟的一般性量表[29]，如贾衍菊和林德荣[4]、范钧等[1]、祁潇潇等[29]均采用单维量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进行测量。多维度方面，Cheng和Wu[27]、黎宏君等[30]将环境责任行为划分为一般和具体环境责任行为;万基财等[31]则将环境责任行为划分为遵守型和主动型环保行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重点。Han和Hyun将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整合为一个模型考察博物馆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32];Chiu等应用价值-态度-行为理论，探讨旅游者的感知价值、活动涉入和满意度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33];Kiatkawsin和Han则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与期望理论相结合，揭示了青年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意向的形成机理[34]。同时，诸多研究已表明，地方依恋是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重要的前因变量，如祁潇潇等证实了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在敬畏情绪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9];万基财等以“感知评价-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为研究框架，发现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分别对旅游者遵守型和主动型环保行为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31];贾衍菊和林德荣则基于地方理论，构建了旅游者个人特征、旅游地地方特征、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模型，结果证明，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存在直接和间接作用[4]。

2 理论模型与假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故借鉴了Bagozzi提出的自我调节态度理论构建假设模型。Bagozzi认为，个体会对自身经历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会激发相应的情感，并进一步影响其行为，表现为“评价-情感响应-应对响应”的连续发生过程[35]。本文的研究情境适用于此理论模型，具体表现为当旅游者处于旅游环境中时，会对环境与自身的契合程度进行评价，在高评价的驱动下旅游者会产生正向的情感响应，即难忘的旅游体验和地方依恋，而积极的情感响应会使旅游者产生保持和强化此结果的应对响应，即对自己做出正向评价的旅游环境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2.1 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关系虽未证实，但难忘的旅游体验的产生受到旅游者的心理因素和环境中设施或服务因素的影响[15]，而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代表旅游者与旅游环境的匹配程度，因此，本文推测其能更为理想地揭示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形成过程。同时，根据刺激负荷理论[36]，若旅游环境的供给与旅游者的需要、旅游环境的要求与旅游者的能力以及旅游者与环境管理者的价值观都能达到互相契合，则会强化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的正面刺激的感知，从而产生积极的、建设性的情绪与感受，进而转化为难忘的旅游体验[19]。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难忘的旅游体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地方依恋意味着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有效联系，而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则描述了旅游者与环境之间的兼容性[37]，二者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地方依赖是一种功能性的依赖，指的是环境能够提供个人所需的资源以进行特定的活动，这属于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中的需要-供给契合度层面;地方认同则是旅游者内心对地方产生的情感以及对个人的象征意义，而旅游者与环境达到契合，会增强旅游者的涉入感，产生沉浸体验，促进旅游者对环境的情感依附[12]，从而产生地方认同。同时，刘妍[13]、戴有德[14]等已有研究也表明，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会对地方依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推测旅游者?环境契合度是地方依恋的关键前提，故提出假设：

H2：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旅游者与环境相契合，主要体现在需要-供给契合以及要求-能力契合。需要-供给契合意味着旅游者的期望和需求能够得到环境满足，从而对环境感到满意[11]，已有研究表明，旅游者满意度与环境责任行为正向关联，即旅游者对环境的满意能激发其保护环境的意愿[38];要求-能力契合则意味着旅游者自身能力与环境要求相匹配，因此，旅游者与环境越契合，越能在环境中获得自信、胜任感与成就感，从而提高对环境保护的意识，爱惜环境中各种资源，尽一己之力保护环境[14]，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难忘的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在旅游期间旅游者所获得的积极体验会使其沉浸在环境之中[39]，获得高水平的满足感，并赋予特定地方某种精神层面的意义[4]，从而易形成他们对此地的认同感和情感依附，增强其对环境的地方依恋[40]，而难忘的旅游体验是旅游者根据其体验的评估而构建的用于巩固和加强对目的地体验的愉悦记忆的回忆[8]，故属于积极的旅游体验，因此，本研究认为，旅游者对目的地形成的难忘体验将是地方依恋的有效预测因子，故提出以下假设加以验证：

H4：难忘的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Xu等通过调查中国南沙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者，研究了旅游涉入、旅游体验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旅游体验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直接显著影响，并提出生态旅游者在感受到令人满意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管理和设施的情况下，会倾向于保护湿地生态旅游景区的资源，即旅游者在湿地的积极体验有助于提高旅游者环保意识，促进旅游者实施环保行为[41]。而难忘的旅游体验作为被旅游者持续记忆的积极旅游体验，其对旅游者行为意向的积极影响将更为显著[7]，因此，本文认为，难忘的旅游体验可成为预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有力指标，故提出假设如下：

H5：难忘的旅游体验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旅游者对环境依恋的程度与环境保护意愿呈正相关，对环境依恋程度愈深，其对环境的保护承诺愈高，愈倾向于主动实施环境责任行为[4]。如文献综述中所述，诸多研究表明，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形成发挥着直接或中介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设：

H6：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自我调节态度理论并综合以上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评价）-地方依恋、难忘的旅游体验（情感响应）-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应对响应）的假设模型（图1）。希望借助此理论模型的阐释，明晰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理，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解释、预测和控制。

3 研究設计

3.1 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取崂山风景区为案例地。崂山风景区是国家5A级景区，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海岸山岳风景胜地，由巨峰、流清、太清、棋盘石、仰口、北九水、华楼等9个各具特色的风景游览区组成，有170余处自然景点，以其独特的山海奇观、地质风貌、道教文化吸引国内外旅游者前来游览度假。近些年，崂山一直致力于品质崂山、美丽崂山的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全域旅游智慧平台，打造“秋韵崂山”“太平晓钟·福道崂山”等线下活动为旅游者提供社交机会，并在2018年成功入选“中国优质服务景区100强”。

崂山生态资源十分丰富，但随着游客数量和旅游产业规模的不断增大，其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近年来，崂山风景区管理局提出“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工作方针，并大力宣传“文明旅游、无痕旅游”，致力于崂山的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故选择崂山作为案例地具有代表性和实践意义。

3.2 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卷主体部分，包括各变量的量表，第二部分为旅游者个人信息。假设模型中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来自相关文献中被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并已根据崂山风景区的具体情境进行了适当修改，其中，英文量表通过英汉双向互译确保量表信度。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形式，从1～7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旅游者?环境契合度的测量采用Tsaur等[10]开发的R-E fit量表，涵盖6个维度;难忘的旅游体验量表采用Oh等[17]的相关研究;地方依恋改编自Song等[42]的量表，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因在研究设计时是将地方依恋整体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来对环境责任行为进行预测和解释，故而在题项设计时参照其他学者的做法将两维度进行了整合[4];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则选自祁潇潇等[29]的量表。问卷在根据已有成熟量表设计完成后，请旅游管理专业的3位硕士生导师对其合理性进行评定，并在预调研后对问卷设计中表意不明和歧义之处进行修改，对因子载荷量低于0.6的个别题项进行删减，形成了最终的调查问卷。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调查时间为2018年7—10月，随机调查到访崂山风景区中巨峰、太清、北九水、仰口等主要景区的旅游者。其中，对“难忘的旅游体验”这一变量的测量，因诸多限制，难以对同一批旅游者进行长期的纵向追踪，故只能通过旅游者当下接受的刺激和认知对其情感或其他的意识行为进行预判。因此，为实现本研究对难忘的旅游体验测量的目的，问卷发放对象选取的是下山的旅游者，此时旅游者在崂山的整个旅游过程已基本结束，体验过程已趋完整，故旅游者可通过对本次旅游体验的质量和价值进行评价，从而对本次体验的“可记忆性”进行预测。同时，环境责任行为是一种社会赞许行为，为避免问卷数据偏离旅游者的真实行为，在调查过程中，通过程序控制法尽量缩小这种应答偏差：首先，在调查之前告知被试调查的目的和要求，最大程度地降低被试的应激水平;其次，告知被试此为匿名调查，且在被试填写问卷时特意为其制造无人在旁的填写环境，使被试确信他人无法从其回答中获知其真实行为，从而降低被试的焦虑与情境压力，更加真实地依据自身感受进行回答。正式调研采用现场填写回收问卷的方式，总共回收有效问卷494份。其中，男女比例各占47.2%和52.8%;年龄分布上，以25岁及以下、26～35岁和36～45岁为主体，分别占30.4%、32.8%和19.8%。因本研究采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而假设模型中共有76个自由估计参数，故494个样本符合样本数至少为自由估计参数5倍的标准[43]。

3.4 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三段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第一，使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测变量的信度和效度，以确保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第二，使用AMOS 24.0对结构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验证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采用Bootstrapping法，检验难忘的旅游体验和地方依恋分别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之间的中介作用。

4 结果及分析

4.1 测量模型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法，所有题项的测量都来自同一被试，故变量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数据分析时首先采用CFA比较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单因子和多因子模型卡方值差异显著（?χ2=1267.2，?df=6，p=0.000），表示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存在。问卷的信度通过Cronbachs α和CR进行检验，根据表1中测量模型的结果，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CR均大于0.7，代表各维度指标有足够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44]。效度的测量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进行检验，其中，收敛效度主要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量、t值和AVE体现。结果表明，标准化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且顯著，AVE均大于0.5，代表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45];同时，任意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各变量自身的AVE平方根（表2），故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44]，为后面结构模型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4.2 结构模型检验

在模型检验前，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通过分析得到样本数据的偏度介于            -0.855～-0.072，其绝对值小于1，峰度介于-0.797～1.215，其绝对值小于2，代表数据通过正态性检验，适宜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但样本数据多元峰度值大于5，因此不符合多元正态分布。此情形下，虽使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的模型参数不会有所偏误[44]，但为避免χ2被高估，从而使得模型拟合度指标被低估，故采用Bollen-Stine Bootstrapped p modification（n=2000）方法进行χ2校正，并用校正后的χ2重新修正模型整体拟合度[46]，校正后的χ2为575.821，为执行Bootstrap 2000次的χ2平均值，通过此χ2值重新计算每一个指标的拟合度，最终得到修正后的模型整体拟合度（表3）。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假设检验的结果（表4）表明，除了H4不成立外，其他假设都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具体表现为：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β1=0.533，p<0.001;β2=0.644，p<0.001;β3=0.330，p<0.001），即H1、H2、H3成立;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β5=0.149，p<0.01;β6=0.418，p<0.001），即H5、H6成立;而难忘的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并无显著正向影响（t=0.167，p>0.05），故H4不成立。

4.3 中介检验

因为MTE→PA路径不显著，故此模型为二因子无因果中介模型。本研究的中介效果检验采用Bootstrapping法。Hayes建议中介效果检验时Bootstrapping至少重复5000次[47]。使用Bootstrapping分析中介效果时，最主要是以Bootstrapping求出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如果CI没有包含0，则拒绝原假设，代表间接效果不为0，中介效果存在[47]。Lau和Cheung建议采取（1-α）×100%的置信区间的方式，通常设定95%CI内不包含0，即在p<0.05的水平下显著[48]。同时，在评估中介效果时，一般采用非标准化的结果[49]。

如表5所示，间接效果存在且显著，表示中介效果存在;直接效果小于总效果且显著，表明为部分中介效果，即难忘的旅游体验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因为特定间接效果与总间接效果的比值代表中介效果的强度[50]，难忘的旅游体验和地方依恋的中介效果分别占总间接效果23%和77%，同时二者的差值有显著差异，故地方依恋的中介效果显著大于难忘的旅游体验的中介效果。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以崂山风景区为例，以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双中介模型，揭示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机理。通过前文的结果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旅游者-环境契合度直接显著正向影响难忘的旅游体验、地方依恋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说明旅游者与环境契合度越高，则旅游者越易产生难忘的旅游体验和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也越容易发生。同时，从模型分析的结果来看，自然资源（0.802）、社交机会（0.811）、环境功能（0.855）和旅游者的活动知识/技能（0.859）这4个维度对塑造旅游者与环境契合度的作用要明显大于环境设施（0.464）和经营/管理（0.460）。

第二，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也通过地方依恋和难忘的旅游体验间接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二者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通过二者中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造成的总的间接效果（0.508）稍大于直接效果（0.478），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果占总中介效果的77%，远远大于难忘的旅游体验，因此，目的地管理者须充分重视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塑造作用。

第三，难忘的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无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地方依恋尤其是其中代表情感与象征意义的“地方认同”的产生需要旅游者与目的地更为深入的联结，而单次旅游体验形成的积极感受和可记忆性无法使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情感联系和心理认同蓄力至催生地方依恋的程度，故二者不具备直接的相关关系。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研究将游憩者-环境契合度延伸至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将其引入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当中，是其在环境心理学领域新的实践与探索。且研究结果显示，旅游者?环境契合度的各个维度均有良好的信效度，说明R-E fit量表在研究旅游者与环境关系的领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为后续此量表的广泛应用探明了道路。

（2）本研究创新性地借助自我调节态度理论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和难忘的旅游体验纳入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框架中，并辅以实证检验，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传统上探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时往往将旅游者与旅游环境进行割裂，单一探讨旅游者的人口特征因素、心理因素或者外部的情境变量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未能有效整合旅游者与旅游环境的互动中存在的多元因素，且旅游者与旅游环境本就相互作用，二者的测量受到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因此，若将二者切割为独立变量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难免不够充分或有所偏误。而旅游者?环境契合度这一概念的提出可有效将旅游者和旅游环境兩个主体融合，并从需要-供给、要求-能力等角度将二者密切关联，从而达到测量的有效性。而难忘的旅游体验作为驱动旅游者行为（意向）的关键前置变量，以往研究聚焦于对目的地忠诚度的预测，忽略了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的探讨，故本文的研究也填补了二者研究领域的空白。此外，本研究探索性地证实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是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前置变量，并进一步验证了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地方依恋、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影响。

5.2 管理启示

本研究从旅游者与环境契合度的视角探索了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机制，所得的研究结论对目的地规范旅游者环保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虽然景区的规章制度会通过惩罚这类“硬措施”去强制性规范旅游者在环境中的行为，但往往不会使旅游者从内心自发地形成环保意识，同时，强制性的制度也会因为普及或监管不到位而流于形式，甚至会引起旅游者的反感情绪。但根植于旅游者内心的对环境的“软情感”则会激发旅游者对环境的爱护意识和责任感，主动规范自己甚至协助目的地管理者维护环境。因此，从目的地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可以通过建立起旅游者与环境的契合，从而使旅游者自发的产生环境责任行为，为目的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如上文所述，自然资源、社交机会、环境功能、旅游者的活动知识/技能这4个维度对塑造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尤为关键，因此，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功能层面，目的地管理者在规划设计景观时，要考量人们对于环境资源和功能的需求及偏好，并根据旅游者的需要来建造或改进环境，增进旅游者对于景观的情感和认同，进而产生注意力恢复的功效。从社交机会层面，目的地管理者可为旅游者提供便于交流的场所，或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具有共同爱好的旅游者参加，增加旅游者之间探讨交流的机会。旅游者活动知识/技能方面，目的地管理者应主动了解旅游者现有的知识、技能、装备、经验等与目的地环境的匹配程度，对于旅游者欠缺的部分要主动提供并补足，对于环境欠缺的部分也要基于甚至高于旅游者的需求进行建设。而由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中各维度的均值来看，环境设施（4.821）、社交机会（4.990）、经营/管理（5.076）得分较低，因此，加强环境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创造旅游者之间的有效交流机会，在管理决策中多融入旅游者的建设性意见是未来目的地管理者需要重点改进的方向。

除了通过以上措施直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进行培育之外，目的地管理者也应主动寻求建立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和难忘的旅游体验的途径，借助二者尤其是地方依恋来增进旅游者对环境的责任意识。其中，难忘的旅游体验会影响旅游者未来环境责任行为的实施，但对现场的环境责任行为也有引导意义。原因在于，难忘的旅游体验并非是指旅游者对整段旅程进行的无差别记忆，与经历相关的积极情绪与感受才是旅游者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情绪与感受促成了体验的后期“可记忆性”[16]，因此，旅游者在现场获得的积极情绪与感受可视为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前身，即难忘的旅游体验为后续阶段。而在旅游过程中，积极的情绪与感受已然形成，故可认为其对现场的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预测仍然具有一定效力。而游览结束之后，积极的情绪与感受转化为难忘的旅游体验，可对未来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进行有效引导。

5.3 研究局限與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这些局限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所在。

首先，本研究未对取样对象进行细分，而在强调多元化的时代里，旅游者与环境契合度的研究可以划分不同群体进行研究。比如一直被忽略的残障旅游者和具有功能障碍的老年群体，他们对环境的需要-供给、要求-能力等契合定然与年轻、健康的旅游者群体不同，与其契合的环境需要更多无障碍元素（如无障碍从业人员、无障碍服务、无障碍旅游产品、无障碍信息、无障碍设施等）的融入，需要开发全新的量表进行研究。其次，在研究地点的选择方面，本研究仅在自然型景区中取样，样本代表性可能不强，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改编或开发新的量表，以拓展到其他类型景区、酒店、目的地交通或者整个旅游地的研究，以探究旅游者和不同环境类型和不同环境尺度水平上的交互作用，使其对各类旅游环境具有指导意义，增加理论的现实可行性。最后，基于本研究而言，后续研究学者可尝试在模型中引入其他变量，使得旅游者?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路径更加完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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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ourist-Environment Fit Affect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Using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 and Place Attachment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CAI Libin， ZHU Xiaotong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co-friendly industry， tourism echoes th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should be a pioneering industry to drive the Beautiful China project forward thanks to its merit and strength. In addition， tourism is undergoing a key shift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eco-protection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not only reflects national tourism policies， but also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the sound and long-lasting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ourists， as major participant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place a great deal of strain on the environment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Tourist misconduc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unbalance. Although tourist attractions have put in place rules and governance regulations that contain restraint and punishment measures， rules are often not powerful enough while governance regulations are limited in practice. Hence， there is no effective constraint of all tourist misconduct. With such a lack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touris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is increasingly a new focal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