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

2021-08-06姚宇越

文教资料 2021年11期

姚宇越

摘要：疾病书写是《儒林外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于多数古代作者对于疾病的宗教道德劝诫功用书写的重视，缺乏对医学问题和生命自然机制的认识。吴敬梓从整体化视域出发，兼顾了疾病的生理现实和文学功用，讽刺了病入膏肓的社会。

关键词：《儒林外史》疾病书写世情整体化

长久以来，《儒林外史》以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一针见血的讽刺艺术鹤立于清代小说之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鲜少给予古典小说高度评价，却将《儒林外史》奉为清代讽刺之书的集大成者，认为此书“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卧评褒《儒林外史》贬四大奇书，评价其为“迥异元虚荒渺之谈”[2]，对于“人之性情心术”的描摹淋漓尽致，读此书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2]。诚然，吴敬梓以“儒林”为背景，以“名士”为对象，对于追名逐利的世情和各路名士对功名富贵言行看法的描摹，既合于人物身份和社会现实，又能凸显作者炉火纯青的讽刺艺术，巧妙地平衡了小说创作中的虚构性和真实性。疾病书写是《儒林外史》中颇具特色的文学书写，对于疾病的描摹极大地体现了吴敬梓对于文学写作“虚”与“实”的整体把握。

古典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源来已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体小说中，就已有对疾病的描写，但人们的疾病常被作者纳入一个较大的文化背景中展示，总是与社会背景、民众意识、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很少被作为一个单纯的、独立的医学问题看待，这种不单纯的书写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整体视域[3]（46-62），却在根本上忽视了疾病的生理特征和真实特性。随着佛教思想进一步传入坊间，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疾病逐渐被作家赋予了道德劝诫的功用和更丰富的隐喻性，小说传奇体的发展和瓦舍说书的兴盛，使小说描写日常生活时常忽视真实性，注重传奇性，疾病书写逐渐被宗教化、道德化乃至妖魔化。疾病既关乎病者的身体、情性、命运及生命的意义，又关乎其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的优劣[4]（170-173），因此，疾病书写不仅带有对于人品行有亏而遭谴责的隐喻，还有对封建社会病入膏肓的透视，如《红楼梦》中以贾母为首的年老者与贾宝玉、林黛玉等年少者相比要健康许多，相较于前者的偶感风寒，后者往往受到的是生理乃至心理疾病的折磨，黛玉、王熙凤、晴雯、秦可卿等人最终因病死去，曹雪芹借小辈的百般病态敲响了贾府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丧钟。

吴敬梓的疾病书写在延续以往长篇小说的暗喻书写和整体视域的同时，重视对疾病本身的描摹，力争达到真实地再现发病过程和疾病造成的结果，现实主义特色明显，站在生命整体化的高度描摹疾病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勾勒出全景式的生活图景，下文将从创作缘由、疾病呈现和内在价值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影响疾病书写的因素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5]诚然，没有孤立的文本，更没有孤立的书写方式。所有的文本书写都是作家个人思想和社会环境熏陶等多重作用下的结果。

（一）家世环境

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曾交代自己的身世渊源，讲述了祖先从弃农到学医，最后以儒为业的家族历程。他的天祖吴谦因“念母老恐病，不忍听之庸医。自习医，遂精方药针灸之理”，“爰负耒而横经、治青囊而业医”，“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匮之奥奇”[6]。一方面，自吴谦行医后，全椒吴氏家业逐渐壮大，后辈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专心举业，虽至于吴敬梓时，吴氏一族逐渐分化，面临“君子之泽、斩于五世”的局面[6]，但仍有丰富的书籍供其览阅，厌恶八股制艺的他沉浸于诗词、小说和戏曲的“绮语”“秘函”中，为其写作《儒林外史》积累了文学功底。另一方面，吴谦学医行医、重视孝悌谦让的思想行为，对他的后代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甚至可以体现在吴敬梓的身上[6]，他在《儒林外史》中注重写实的疾病书写可见一斑。

如果家世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母亲的死便给了吴敬梓直击心头的触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也就是吴敬梓十三岁时，他的母亲不幸病故。吴敬梓后来在《赠真州僧宏明》一诗中回忆喪母一事，“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6]，年幼之际目睹母亲被病痛折磨最终撒手人寰，使吴敬梓对于疾病有着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其父出于疼爱之心，对儿子的管教不再那么严格，宽容他阅读众多小说戏曲作品，为他后来创作小说进一步奠定基础。

（二）自身困扰

吴敬梓颇具特色的疾病书写的另一大灵感来源是自身被疾病折磨的痛苦经历。根据吴敬梓在《移家赋》中的描述，他自称“郁伊既久，薪纆成疾”，此赋写于吴敬梓32岁移家南京之际，此前，“疾病”这一关键词便在他的诗作中屡见不鲜。吴敬梓很早便体会到生理病症对精神的影响，在《遗园四首》中感叹“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彼时其仅24岁。迁往南京的第二年，他又被消渴病折磨，“素领应随秋气深，却缘消渴罢弹琴”便是他病魔缠身、无力弹琴的痛苦心情写照。疾病困扰着吴敬梓的身心，使他无缘京试，结束了他的科举之路，苏南旅行使他消渴病复发，只得“病榻茶烟细，春宵花气微”……消渴病在吴敬梓人生的重大选择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7]，使吴敬梓中途辍考博学鸿词科督院考试，也使他停下了对功名的追逐，人生道路由此改变。

消渴病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影响体现在他在书中对痰病的描写上。清代对消渴病论治提出了“从肝论治”和“从痰论治”的观点[8]（1341-1342，1365），费伯雄在《医醇賸义》中写道：“上消者……当于大队清润中，佐以渗湿化痰之品，盖火盛则痰燥，其消烁之力，皆痰为之助虐也，逢原饮主之;中消者……痰入胃中与火相乘，为力更猛……宜清阳明之热，润燥化痰，除烦养胃汤主之;下消者，肾病也……急宜培养真阴，少参以清利，乌龙汤主之。”[9]由此可窥见消渴疾与痰病之间的联系，消渴疾给吴敬梓带来的痛苦使《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古典小说，有更多的痰病描写，吴敬梓对于痰病的描述相对于其他作者更真切，对疾病发作时人物动作、神态、心理的描写刻画都惟妙惟肖，注重病情发作的写实，非注重用疾病发作隐喻封建社会的崩坏。

（三）交友影响

祖上曾有行医之人，加之自身常年患病，使吴敬梓对医药产生兴趣，对于医生颇尊敬。他对于祖上吴谦的尊崇从《移家赋》中可窥见一二，尊崇吴谦为“德则协于仁恕，知则达于神示”，家族的医学渊源也影响了他的交友生活和文学创作。

据史书记载，吴敬梓的第二个岳父草窗翁是儒医，吴敬梓对医药的喜爱使两人兴趣相投，虽为上下辈，却有朋友般的惺惺相惜，“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可见二人并没有伦理纲常上的距离感，时隔年余，同坐饮酒的欢愉仍使吴敬梓历历在目。

古南京十里繁华，名士聚集，吴敬梓移居南京后，结交的一批文人中不乏儒医和对医药颇有研究之人。其中一人叫姚莹，《金陵通传》卷三十二中记载其“工诗善画，志耽山水，隐于医”[10]，名士与儒医身份并举，吴敬梓与之相交甚好，不足为怪。后来吴敬梓离开南京出游他乡时，还将其拟作诗人姚合，作诗《月夜怀姚文洁黄崙发》聊表思念。姚合乃是唐朝名相姚崇之孙，从侧面可看出吴敬梓对姚莹为人处世的尊崇，与岳父、姚莹等儒医雅士朝夕相处，受《灵枢》《金匮》之书日夜熏陶，使吴敬梓能了解一些普遍的病症，也使他开始反思科举入仕，医儒并举成为吴敬梓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象征，这为《儒林外史》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内蕴。

二、《儒林外史》中的疾病呈现

无论是外在的家世环境和朋友影响，还是自身疾病困扰，都对《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产生了影响。吴敬梓在全书中共有二十一处对疾病的描写，涉及二十个患疾的人物。不同于《红楼梦》《聊斋志异》中千奇百怪的病因病机，《儒林外史》中所涉及的病症都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病症，其中光是对痰病的描写就高达十二处。此外，疾病书写有详有略，主要集中在前三十回，对于病因和发病症状的描写细致入微，后二十六回较省略，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1 《儒林外史》疾病书写一览①

由于受思想和时代的制约，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将疾病这一发生于个体身上的“人祸”隐喻为“天灾”，疾病被塑造成一种训诫的手段，常常与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形成互动，主人公生理上的发病常被引申为道德上的规训，即使是与《儒林外史》写作时代相近的《红楼梦》也难逃这一写作定式。宝钗服用冷香丸、秦可卿因心思过细早逝、贾瑞因好色被设计惨死……人物的疾病总是与他们的性格和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命的疾病一直被视为一种对道德人格的考验[11]，甚至有宗教道德等思想意识问题替代了医学问题的倾向，反观《儒林外史》则不然。总体来看，《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吴敬梓在疾病的书写上有意还原现实生活中的医案情景，形象地刻画看病情节。对真实的还原不仅体现在对人物发病时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还体现在医生对病情的诊断和治疗手法上。吴敬梓借医生之口写疾病治疗的方法，不仅能进一步真实地表现书中人物之病，还能从侧面反映他对所写疾病的认识之深。如第十一回中陈和甫对鲁编修之病的诊断：

陈和甫道：“老先生这脉息，右寸略见弦滑。肺为气之主，滑乃痰之征。总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故尔忧愁抑郁，现出此症。治法当先以顺气祛痰为主。晚生每见近日医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贝母，不知用贝母疗湿痰，反为不美。老先生此症，当用四君子，加入二陈，饭前温服。只消两三剂，使其肾气常和，虚火不致妄动，这病就退了。”于是立药方。一连吃了四五剂，口不歪了，只是舌根还有些强。陈和甫又看过了脉，改用一个丸剂的方子，加入几味祛风的药，渐渐见效[12]。

以陈和甫之口详尽地交代了鲁编修发病的原因、表现及治病的方法，又将曲折的用药过程交代明白，如此翔实的疾病书写，是其他古典小说中少见的。在《儒林外史》中，由于作者经历的缘故，能将药方讲得头头是道，就连聘娘这般红楼艺伎，也知道心口疼需要“人参合着黄连煨汤吃”。

其次，《儒林外史》中疾病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人物情绪的大起大落，吴敬梓认识到人的心理情绪与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戏剧化地呈现在小说叙事中。在二十一次疾病书写中，十四次记载了病因，自然衰老或突感疾病的仅占少数，其中十二次是因为情绪上的大悲或大喜，大忧或大怒。单就痰病而言，中医认为痰的成因主要有“素禀痰证”、因虚生痰、因郁生痰三种[13]（765-767），显然吴敬梓倾向于第三种，认为病之缘起在于情志不遂和气机瘀滞，这为疾病话题的文学书写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吴敬梓进一步对人物的行动进行文學阐释。在吴敬梓笔下，人物的情绪失控与当时的制度、人心贪欲有着莫大的关系[14]（1-5），如范进在中举后因欢喜过度发疯，王太太在得知丈夫原来是个管戏班子的后怒气攻心，神志恍惚，疾病与人物情绪和社会价值观相勾连，疾病的背后影射着人物被社会风气所扭曲了的心相。

最后，疾病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在病发的前后，总会伴随着自身或是周围人物的命运或性格的转型。周进在贡院“直僵僵不省人事”，好心人为他捐了个监，随后他便一朝中举，平步青云;范进中举前还在为卖不出鸡，无法养活老母懊悔，在经历了中举、发疯、老母病死后，丑态毕露，做尽了诸如服孝期间食肉的不忠不义不孝之事;匡超人的父亲重病，匡超人回家侍奉，在夜间读书时被知县李本瑛听到，提携他做了秀才，在匡太公去世后，匡超人却一步步走向了堕落……从微观来看，吴敬梓以疾病为契机，在情节的转折中丰满了人物的性格;从宏观来看，疾病书写集中于《儒林外史》的前三十回，这部分的书写重点恰恰在于描摹假名士们在对功名富贵近乎疯狂的追逐中畸形的丑态，对于生理疾病的密集书写与儒林文人扭曲的心理两相呼应，形成了反讽的文本张力，暗示着整个社会的病入膏肓。

三、疾病书写的内在价值

伍尔夫曾在《论生病》中反驳普鲁斯特关于疾病书写的观点，普鲁斯特认为“文学尽其最大努力所强调的是：它关注的是心灵，躯体是一片白玻璃，通过它能直接清楚地看到心灵，除了诸如愿望和贪心等一两个欲求外，它是毫无价值的、微不足道的和不存在的”，伍尔夫认为“这种说法的对立面才是真实的”[15]。事实上躯干干预着心灵，干预着文学，我们无法脱离躯干谈心灵的高贵与低贱，更无法忽视疾病在身体上产生的影响夸夸其谈心灵乃至社会的不可救药。在这一点上，吴敬梓对疾病的书写态度与伍尔夫的观点不约而同地达成一致。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人物发病的全过程，借医生或是病患之口解释病因病机和治疗方式，使虚构的情节真实可信，读者在阅读时能得到那个时代关于痰病等疾病诊疗的讯息和资料，与当时所流行的中医观点相吻合，具有一定的医学价值。

在对医学现象的严肃写作态度基础上，吴敬梓将疾病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体现了整体化的文学视域。士大夫群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群体对上决定朝政的兴衰，对下决定民众的苦乐，还充当整个社会道德楷模的角色，影响整个世风的善恶[16]（17-20，34）。因此，儒林名士只是吴敬梓为探寻社会病灶所把到的一条脉，他的意图在于对整个社会的思辨和批判。全书的疾病书写涉及对象广泛，除了周进、范进之类试图跻身士大夫群体的读书人和以严氏兄弟为首的士大夫之外，还有青楼女子聘娘、戏子鲍文卿……染病的不仅仅是士大夫，身处当时社会的人都无一能幸免，如果说发生在个体身上的疾病意味着身体作为心灵“住房”的行将倒塌的话，那么《儒林外史》中普罗大众都处于生病状态的现象则暗喻着世俗社会的行将坍塌;疾病发生在个体身上，需要的是对症下药，若发生在社会中，“药”则变成了一套维护社会发展的新秩序，因此吴敬梓想到了泰伯祠，他把自己理想人格的化身杜少卿作为筹备泰伯祠的闲人之一，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泰伯祭，可见他对礼崩乐坏的病态世界的厌恶和反思，后文泰伯祠的坍塌也暗示着吴敬梓设想的乌托邦在这以功名富贵为首要信条的儒林中是脆弱的和不堪一击的。

综上，吴敬梓的一生与疾病、醫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疾病的了解使他的创作比同时代作家持有更客观的态度，呈现更形象的文本，能够在千年的文学沉淀后仍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疾病在吴敬梓笔下不再是因果轮回中的一环，不再是对个人德行的报应或规训。吴敬梓站在对社会诊断的文学高度，使疾病拥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个体的身体机能异常，又是社会的脆弱所在，吴敬梓通过疾病书写构成了对社会的整体化隐喻，突破了同时期古典小说囿于道德隐喻的创作局限，大大强化了小说的批判性。

注释：

①表格中原文皆援引自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2]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评.王丽文，标点.卧闲草堂批评本·儒林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詹丹.古代小说中的医案描写——以《红楼梦》为考察中心[J].红楼梦学刊，2010（01）.

[4]李春霞.论《红楼梦》中疾病描写的作用[J].学术交流，2011（05）.

[5]丹纳著.艺术哲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6]陈美林.吴敬梓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8]王宏才，陈超，韩娟.消渴病的历史认识及发展[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10）.

[9]费伯雄.医醇賸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