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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创作的困惑与出路

2021-08-06张富山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6期
关键词:政治性困惑文学性

内容摘要:怎么处理好时代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怎样使我们的创作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事实上,二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然,它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清醒而务实的写作者,必须想方设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这中间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尺度,我们应该拿捏好,把握住,从而使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

关键词:文学创作 困惑 政治性 文学性

我从年轻学生时代开始,一直都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的第一篇小小说《新秀阿木》,是以一个同学,也是一个文友为原型创作的,当时打了一个通关,从县级市,到地级市,再到省级三家刊物都刊登了,有的是转载,后来《小说月报》也转载。当时,本土作者上《小说月报》,我是第一人。后来,我创作的更多的小小说,是在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上发表。后来有二十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中断了文学的创作。

从2018年底开始,我又试图重拾文学梦,创作了三十多篇小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从作者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写的东西,很难推出去,即或投出去了,也会石沉大海。为什么呢?有一次我跟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聊了一个观点,我是从我们六十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站在这个年龄段在写东西,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没有审视、没有思考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刺点”的东西,不会去关注。我关注的可能跟其他作者关注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我们习惯性要审视社会问题,审视社会问题的目的,也是想要用文学的力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很多编辑,可能就像一个文友分析的那样:要么是,他的阅历和思考不足以让他看懂;要么就是,他过于敏感,不想给自己添乱找麻烦,不敢发稿。

昨天,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晓晖先生在南漳讲作协该如何引导,时刻不忘弘扬主旋律,这是第一位的、首位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何在弘扬主旋律与个性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很多文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可能是我们的写作水平太低,落伍了;也可能是,有话语权的编辑,过度敏感了。这中间的平衡点很难把握,也一直困惑着我。今天,湖北省作家协会高晓晖副主席一行到我们宜城调研,在调研座谈会上,我说出了我的以上困惑。随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晓苏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也算是给我解惑吧。

晓苏老师说,我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普遍性。怎么处理好时代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怎样使我们的创作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事实上,二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然,它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清醒而务实的写作者,必须想方设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这中间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尺度,我们应该拿捏好,把握住,从而使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当下的文学创作,特别强调政治引领,似乎文学又回到了政治化写作。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因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它本身没有错。任何政党,都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再说了,文学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宣传、教育、引导。但是,文学的功能有多种,除了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引导功能,还有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反思功能、批判功能、娱乐功能、补偿功能等。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文学的各种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盯着它的政治功能,只强调宣传、教育和引导,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关闭了它的其他功能。

至于如何让我们的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晓苏老师认为,首先应该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三个关系。一是政治的官员性与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二是政治的宏观性与文学的微观性之间的关系,三是政治的显著性与文学的隐喻性之间的关系。

晓苏老师说,官员这个词用在这里不一定恰当,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述。按说,官员与人民不是相对的,其实官员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在社会关系中,官员和人民却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經题了一个词:为人民服务。这个题词就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即,各级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很显然,这是毛主席从官员的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人民是党服务的对象。再说到政治,从理论上讲,官员和人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比如当下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既是各级官员最大的政治,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政治。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读者对象和创作动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主要是写给官员看的,还是主要写给人民看的?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创作动机也会不同,以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创作,恐怕更多的是在展示官员的政绩,其中难免会有拔高、粉饰、美化;以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中多多少少也会反映一些人民群众的缺憾、问题、矛盾,或者叫美中不足。作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务实的作家,毫无疑问应该把人民当成自己的主要读者对象,努力真实地、全面地、深入地传达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而且,作家这样做,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习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一再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然而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写作者并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品都是写给当地官员看的,乍看上去是在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为当地官员贴金,宣传他们的政绩。这样的作品往往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像在拉横幅、喊口号、贴标语,没有烟火气,没有人情味,没有形象,没有细节,没有趣味,没有美感,总之没有文学性,所以对广大读者缺乏吸引力,缺乏感染力,缺乏说服力。导致这种创作现状,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治的官员性与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在谈到这对关系时,晓苏老师认为襄阳市上演的一个小品很不错,小品讲的是村里的曾书记帮助村里的贫困户小芳脱贫的故事。这里面既贯穿了精准扶贫这条政治主线,又浓墨重彩地、惟妙惟肖地、一波三折地展示了曾书记和妻子两个人的心理活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性波澜,比如男人的惧内和女人的吃醋,从而增强了这个小品的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政治往往是宏观的,而文学主要是微观的,提倡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强调独特性、地域性、差异性,最后完成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艺术超越和思想升华。所以,写作者一定要在放眼宏观的前提下立足微观,从小处开始,从近处出发。说到这里,晓苏老师突然想起了头天在南漳看过的一场文艺演出。为了配合建党一百周年,舞台上安排了两个诗朗诵节目。两首诗歌都属于政治抒情诗,均出自襄阳作者之手。这两首诗不约而同地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从南湖红船写到南昌枪声,从井岗翠竹写到遵义光芒,从延安宝塔山写到北京天安门。两首诗都突出了政治性,这一点很好,值得充分肯定。但我感觉到,两首诗都写得太宏观。因为太宏观,所以就缺乏原创性,从选材到立意,好像都是抄袭别人的,至少是重复别人,没有独特的细节,没有独特的感受,没有独特的体验。文学创作,贵在独创,如果题材和主题都是重复或模仿别人,那它的文学性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受众的接受心理来说,没有独特感就没有新鲜感,也就没有审美价值。其实,微观书写也能很好地突出政治。比如,襄阳作者歌颂伟大的党,可以写自己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反映襄阳这片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样也许更真实,更亲切,更形象,更可感,不一定非要舍近求遠。说到微观书写,晓苏老师提到了襄阳散文家谢伦。他说,谢伦的散文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写作紧贴了襄阳这片土地,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他的家乡书《大薤山记》,是写谷城大薤山的。在这篇作品中,他写的是扶贫攻坚。扶贫,这是近两年全国的一件大事,也是最大的政治。但是,他没有宏观地、空泛地、大而不当地去写,而是聚焦大薤山这块儿土地,写了这个地方在脱贫攻坚中出现一些独特的人物、细节、故事,包括存在的某些问题、困难、疑惑。他独辟蹊径,见微知著,在作品中既保持了政治性,又彰显了文学性。

晓苏老师说,文学和新闻、通讯、报道等宣传类文体一样,也应该坚持政治导向,即强调政治性。但是,文学与新闻、通讯、报道又不完全相同。新闻、通讯、报道对政治性的彰显,可以直截了当,可以开门见山,可以单刀直入;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的主打策略却是象征和暗示,所以对政治性的传达也应该含蓄、婉转、朦胧,通过真实、生动而独特的形象和情境,把显性的政治化作隐性的情思,不露痕迹地暗含于作品当中。这样一来,我们的创作就会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并且二者还可能相得益彰。讲到此处,晓苏老师特别提到了文学语言问题。他说,许多文学写作者,运用的语言都是宣传语言,在作品中不停地喊口号、贴标语、拉横幅,简直在抢新闻工作者的饭碗。文学有文学的语言,它追求个性化、陌生化、生活化,强调含蓄隽永、言简意丰、话外有音。有人说,文学的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说法是对的。所以,要想处理好政治的显著性与文学的隐喻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要过语言这一关。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纯粹的文学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除了语言,结构框架也非常重要。从文学结构技巧来看,我们也可以在同一部作品中设置两个框架,一个是显性框架,一个是隐性框架,显性框架担负政治功能,隐型框架担负文学功能。晓苏老师讲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分析了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两个结构。他说,赵树理这篇小说是在毛主席“延座讲话”发表之后写的,其中一个显性结构是,以小二黑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以金旺、兴旺兄弟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贯穿全文的叙事主线,彰显了政治性。但是,作品中还暗设了另一个隐性结构,即丈母娘三仙姑对女婿小二黑那种含混而暧昧的心理活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耐人寻味的情感,无疑是这部小说最出彩、最传神、最迷人的部分。丈母娘爱女婿,这是一种隐性的民间心理结构。因为有这种隐性心理结构在里面,所以小说有了很强的可读性,即文学性,从而拥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进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从《小二黑结婚》的双重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在处理政治和文学关系上的智慧和匠心。

感谢湖北省作家协会高晓晖副主席率团来到我们宜城调研!感谢晓苏老师为我答疑解惑。

张富山,作家,现居湖北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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