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电影《白求恩大夫》剧照。

读《纪念白求恩》50年后，作家张承志在朋友家看到一张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合影。作为“知青”一代，背诵“老三篇”是他囫囵吞枣的少年时代，但理解一个高尚的人却需要半个世纪的沉浮。张承志写道：“一个异国的战士，甚至拒绝延安微渺的安宁，执意奔赴太行山肃杀的荒野。他胡语白肤，有话难说。他突然出现，而且来自西班牙的火线，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内容？”

这也曾是导演张骏祥最想探究的问题。1958年秋天，他参加了白求恩电影的筹备工作，却不曾料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导演伊文思向文化部推荐了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来写剧本。作为上影厂负责创作的领导，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在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喝过洋墨水的导演，张骏祥受命進京，与两个“老外”商谈。

三人谈了半个月，张骏祥后来回忆，整个过程“拖拖拉拉”以至“遭罪无穷”。文化的迥异带来不少分歧。阿兰提出，15岁的勤务兵有“childlabor（童工）”之嫌，张骏祥只得费力解释，八路军是“大家庭”，“小鬼”们也“不干重活儿”。

数月后，戈登、阿兰交出初稿。领导层意见不一，剧本送上去杳无音信。但这个怀着沉重心事抵达战火涂炭的太行山的外国人，却在张骏祥心中留下了印记。

4年后，他接手了这部被搁置的电影，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采访名单中有威名显赫的将军元帅，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在他的采访本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