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衡 袁天荣

(1.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市场化并购已经成为企业转型、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但高溢价导致的并购商誉为企业未来绩效暴雷埋下了隐患。研究表明，溢价并购显著增加了后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1-2]。现实并购活动中存在着大量低效率并购决策行为，如未能给并购企业带来财富效应和采取高杠杆融资并购导致财务杠杆失衡。并购的初衷本来为公司创造价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但真实市场环境下，一些企业的并购行为并没有给企业带来正效益，反而是大额商誉减值，损害了公司价值。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有871家上市公司共计提商誉减值金额1 658.6亿元，是A股商誉减值史上最高的年份，是2017年的4.5倍、2016年的14.5倍。郑海英等(2014)[3]研究指出，上市公司支付较高商誉成本仅仅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没有提高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外，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的商誉成本显著降低了公司业绩。王文姣等(2017)[4]研究指出，拥有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且商誉规模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因此，商誉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会计学中的商誉资产事实上是并购会计处理的“垃圾箱”，很可能是并购决策者“多巴胺”分泌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后果[5]。

有效降低并购商誉是管理者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并购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管理者能力的发挥将有助于降低并购商誉，给公司股东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