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霖 陈琦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医药学宝库的一大贡献，西医西药则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中西医团结合作，以达到救治群众和士兵伤病员的目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军队伤员众多、医疗资源匮乏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中西医并用”的方针，动员医务人员学中医、采草药。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党又相继提出“团结中西医”“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对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医药卫生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党和国家仍然控制住了全国范围内的烈性传染病和部分地方病，堪称奇迹。

团结中医，发挥中医力量

1944年4月，毛泽东就发出了“中西医合作”的号召。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再次强调“中西医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國的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卫生条件落后，人民群众饱受各种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折磨，加上缺医少药的情况依然存在，大众的生命健康无法得到保障。尽管西医进入中国后发展迅速，但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正式西医仅有2万多人，且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服务规模极其有限。相比之下，中医人数众多，估计全国有几十万人。不依靠庞大的中医药从业者，很难改善当时的困难局面。

然而，当时的医务界普遍存在轻视中医的思想，对“中西医合作”方针的贯彻形成了阻碍。因此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 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0年8月， 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会议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也是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即“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

此次会议期间还专门举办了中医组的座谈会，中医界人士就“中医科学化”政策展开了讨论。座谈会上中医代表的意见，对新中国中医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医科学化”政策，具体为“责成各大行政区卫生机关，今年先在各大行政区大城市，明年逐步在各省、市有计划地设立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培训班，或在现有的中医学校与学会（ 市医药界联合会）中附办进修学校、培训班、业余学校等。对私人开办的中医学校（或带徒弟）可不加限制，但其课程应酌加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其课程标准由中央卫生部拟定，以达到两三年内使全国中医大批地获得初步科学训练，成为乡村的医务人才”。

这些政策的制定，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中医的不正确看法，充分表明了新中国支持中医发展的态度，也为中国的医药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尊重中医，研究中医学

“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促使医疗卫生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在党中央“帮助中医提高技术”的指示下，卫生部提倡各地组织中医研究学习的团体，做好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在1950-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内，全国就建立了中医进修学校17所，不同名称的中医进修班101个。当时的公立医院中医人才稀缺，中医进修班将私人开业的中医组织起来，补充到当时的医疗卫生队伍中，特别是预防卫生队伍中，对缓解医疗卫生困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4年年初，毛泽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主张兼取中医和西医之长，创造一个既高于中医，又高于西医的新医学，为建设新中国服务。1954年6月5日，在和著名医学家周泽昭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

仅1955年和1956年，卫生部就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举办了多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高级学习班。各地人民政府也在之前中医进修学校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积极培养中医人才，壮大卫生队伍，中医教育从此被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热潮。

随着相关教育教学活动的推进，中西医结合的人才队伍逐渐建立起来。1955-1966年间， 全国培养出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这些学员中有许多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成为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也是当时举办的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员。

整理研究，发现青蒿素

中西医结合明确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项工作方针，就是在“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逐渐落实的。1960年4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中，中西医结合的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明确中西医结合就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并阐明了中西医结合的四种方式。至此，中西医结合成为这一时期党对待中医的主要方针。

这一时期，中西医的结合工作不仅在临床医疗和预防保健等方面广泛开展，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临床中，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诊治常见病、多发病、难治病已经比较普遍。大量事实说明，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某些疾病有明显的疗效。例如，在治疗某些急腹症时，已经改变传统的中医治疗原则，结合了西医的疗法，成为一种有中国特点的新疗法，不仅提高了治愈率，而且减少了合并症及副作用。

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针刺麻醉和青蒿素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接受了抗疟研究任务。她首先收集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方劑。这些方药指引她的团队开展后来的中草药提取分离研究，并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人类的一份礼物。

由于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62年开始，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工作也随之进入低潮。一些初步取得成果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也在政治运动中基本停顿。

现代化，“中西医并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医事业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新时期的中医方针政策——“中西医并重”。新时期的中医药发展，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

1977年，在卫生部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讨论制定了《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十年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在教学、医疗、科研方面，中西医结合将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主流。这次会议重新引起了社会对中西医结合的讨论和争鸣。

针对社会上的不同意见，1980年卫生部再次组织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重申党的中医政策，明确提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靠这三支力量，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为保护人民健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次会议对统一医学界思想、促进中西医结合，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此外，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中医要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1985年6月，中央书记处做出指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这一方针是指导我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无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都应认真贯彻这一方针。”

1991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西医并重”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卫生方针之一，表明国家从根本上尊重中医的独立地位、独立价值。

屡经考验，适应新时期

进入21世纪，得益于对中医的支持与扶持政策，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在临床、教学和科研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形势特点和国情变化，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和法规，旨在发扬中医药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医药改革发展取得良好的成绩。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部署，为新时期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了遵循原则，指明了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在抗击疫情中大放异彩。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瑰宝，是融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整体医学。翻阅历史，每当遇到重大疫病事件，人们都会向中医药寻求解决办法。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仅从西汉到清末有史料记载的大型瘟疫就有321次。中医药从古至今，助我们一次次转危为安。由于中医药的守护，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欧洲黑死病流行等动辄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回溯我国中医药方针、政策的发展与演化，我们不难发现，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国情， 坚持科学、客观、发展的态度。随着对疾病规律、中医药科学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仍将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