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低调的学者

何兆武先生从清华大学历史系退休后，招待来访的客人是煮水饺，“他从冰箱拿出速冻水饺，熟练轻快地把水饺下到锅里，有时嘴里还哼着古典音乐的旋律”。他说做饭太浪费时间，吃什么都一样。清华食堂的菜肉水饺是他的最爱。在校园里，还常常能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出行。85岁住院时，他躺在病床上看《资治通鉴》。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活就像一场节日庆典；正如有的人到这场庆典中是来比赛竞胜的，有的人是来忙着做生意的，而至好的人则是来当旁观者的，在生活中，奴性之人追名逐利，而哲人求真。”何先生就是这样的哲人。葛兆光在为何先生的《上学记》所写序言中说：“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兆武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何兆武说，他的老师吴宓“是率真的人、诚挚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言行不符或虚假造作的痕迹”。他也是如此，说自己终生碌碌时，人们也不觉得他是在故作谦虚。他以贵阳考区第二名、本系第四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却说自己读中学时没怎么努力。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当过清华教授，著作、译作等身，却说自己不是学者，“几十年来从未曾好好地学习过什么……学术思想对于我，始终只是一种外行观众的欣赏，而不是内行专家的演出。我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终生打杂，并没有自己的专业。”2015年，94岁高龄的何先生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翻译过英文、法文及德文著作，却说他本科时学的法语、德语，不过都没念好。

何兆武这样评价他的同学王浩：“毕生追求真理/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他自己也是如此，非常爱钻研问题，注重精神生活。他喜欢读书，但读起来杂乱无章、漫无目的，“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有感触的书，甚至终生隐然地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

正是因为他不立任何宗旨，他才得出了很多深刻、通达、特别的见解。比如他博览群书，认为“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

阿伦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阐述了旁观者的特征：“惟有旁观者——而绝非行动者——才知道一切，是个相当古老的观念；实际上，它是哲学中最古老、最具决定性的观念之一。惟有旁观者才占据了一个能够使他看得到整体的立场；而行动者，由于自己是演出的一部分、一个角色，由此，行动者本质上就是偏狭的。旁观者本质上就是不偏不倚的。”

何兆武一直是怀着深远的忧思求学、治学的。他说：“读大学的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问题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终于选择了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他希望能搞清楚为什么有的文明发达了，有的衰落了。他的学生彭刚说：“何先生有一些文章，似乎完全是从常识出发，得出的结论却和那些最新潮的理论有近似相通之处。比如说到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文字表述。”

在西南联大那七年

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他家算是中等家庭，父亲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是一个中级工程技术人员。他三个姐姐中，一个考上了北大经济系（何恺青），一个在北大学化学。他打定主意要考清华，初中二年级时，每次去北京图书馆借五本书，差不多一个星期看完。他说他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受的教育是承接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

1939年他入读西南联大，直到1946年研究生毕业。西南联大一共八年多的历史，他在那里待了七年，读过四个专业，听过许多名师的课。去西南联大报到的路上，他跟七八个同学结伴而行，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坐船到香港，由香港换船到越南海防，然后换火车到河口，最后再坐三天小火车到昆明。“这一路很苦，从北京到昆明要三个月，还有走半年、一年的，因为穷，到了一个地方要找个小差事糊口，干上两个月，然后拿点钱又走。做亡国奴的心情不好受，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决心。”

因为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他想学建筑。到了第二学期，发现自己兴趣不在建筑，都在读诗、看小说，于是决定转系，那时正值国难，他对人类命运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认识，于是去了历史系。研究生第一年，受同学王浩的影响选了哲学，也是受了王浩的影响（认为学哲学需要自然科学的基础），又放弃哲学转到外文系去了，導师是吴宓。

何兆武说，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联大那七年。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吃、穿、住都很差。一间茅草棚，上下通铺住四十人，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但联大的教学体系和教师水平很高，王浩1946年被清华保送到哈佛大学，师从哲学家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因为在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各具特色，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就给人很深的印象。有政治家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是周老师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这是政治吗？西洋近代史课的老师皮名举，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留的作业是画地图，一个学期要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另外各个年级的同学住在一起，经常交谈，也能互相启发。

翻译的“自留地”

何兆武先生除著有《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何兆武文集》外，曾参加撰写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著有《上学记》，并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合译）、柏克《法国革命论》（合译）等大量西方经典名著，惠及中国学术界一代又一代学人。

他说翻译本来是他的自留地，都是出于自己的喜爱私下做的，也是为了填补空白。何先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初中英语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有富兰克林的格言、华盛顿·欧文的《温克尔》。到了中学、大学，基本都是用美国教材。他说最好的一本书是《格列佛游记》，是他高二英语老师推荐的，“文字极好，非常简洁、清楚明白。有一个英国记者驻柏林的，说在德国时间长了，英文慢慢生疏，写文章时就先读《格列佛游记》，然后才能写出漂亮的英文。”他读大二时，法语教材是法国人邵可侣编的《近代法国文选》，“选得非常经典，有莫泊桑的《项链》、拉瓦锡的绝命书、夏多布里昂的诗篇。”

他说，在他翻译的书中，“从技术的角度说，翻译罗素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的文字非常浅近，非常清楚明白。康德是比较难翻译的。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文字别扭。费力多的是帕斯卡尔的《沉思录》，因为这本书里的很多东西，跟我们太隔膜了，他是通过神学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翻译起来比较费力。”

何兆武翻译的《西方哲学史》上卷1963年出版，至今重印了36次。翻译罗素这部书，除了要懂哲学，也要有很好的文笔。1947年，以赛亚·伯林在专业哲学杂志《心灵》上评论说，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字清晰、文雅、气韵生动，其中又有道德之确信与智识之丰富无穷的独特结合。”王佐良先生在《英国散文的流变》中也说，罗素的散文写得极好，作为一个散文家，他力求想得清楚，说得准确，他以斯威夫特为散文楷模，一直追求清晰精练的风格，他的散文平易、简练而又风趣。

何先生说他并不赞同罗素的一些哲学观点，但书中的一些说法应该是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

他译书时会有意识地去呈现“反方观点”：“作为学术研究来说，正反两方面的证词均应受到重视。我是一直都对18世纪的理论感兴趣，翻译卢梭也是。法国革命毕竟是一件大事。自由、平等、博爱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如何理解那个时代，不能光听原告的，也要听被告的。柏克代表的是反对革命的理论，我觉得兩边都需要听。”

他对历史哲学感兴趣，认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是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在20世纪60、70年代把它翻译了出来。《历史理性批判》收录了康德有关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政治学、宗教、历史及历史哲学等问题的八篇长文，包括著名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些论文自发表至今的200多年里，对相关领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文献，而且时至今天更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基本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

何先生从康德那里获得的启发是，一个人不仅是厕身于某一个时间、地点和社会，也还是永恒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即一个“世界公民”。历史学家还必须教导人们从世界公民的观点去考察已往具体的历史。“世界公民”是18世纪康德和歌德就已引用的观念。考察问题不仅要从自己国家出发，也需放眼全人类。

翻译的书中，他最喜欢的除了康德和卢梭的，就是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了。他在译序中说，帕斯卡尔《思想录》斐然可读、文思流畅、清明如水。

他认为：“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颉颃：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帕斯卡尔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这跟西方学界的看法一致。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在法国文化生活中，帕斯卡尔和笛卡儿作为两个对立传统的代表而站在对立的两极之上。生存论的洞见和选择——这里也就是选择上帝和《圣经》——是帕斯卡尔与我们自己时代的生存论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帕斯卡尔可以说是属于唯理论者的范畴的，因为他对我们认知的不确定性的生存论失望，代表了一种逆转的唯理论：或者更恰当地说，帕斯卡尔与唯理论者具有共同的视域。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大问题上，他持有同样的要求确定性的认知理想。但是帕斯卡尔不相信对回答这些问题的唯理论期望是能够被满足的。因此他以一种生存论失望而告终，这种失望与唯理论对我们认识能力的自信相对立、与它处于有分寸的另一极上。”

帕斯卡尔写道：“人性并不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人天然是轻信的，不信的，畏缩的，鲁莽的。人心是怎样地空洞而又充满了污秽啊！人的状况：变化无常，无聊，不安。我们追求幸福，而我们找到的却只是可悲与死亡。”

帕斯卡尔16岁时写成有名的论文《圆锥曲线论》，18岁时开始设计计算机，此后从事大气压力的研究。何先生说，“帕斯卡尔这些丰富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疾病不断缠绕、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进行的。从18岁起，他就没有一天不在病中，24岁时又曾因中风而瘫痪。”

这也许会让我们更加明白，帕斯卡为什么会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其实帕斯卡尔还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可是世人都在思想着什么呢？从来就不是想到这一点，而是只想着跳舞、吹笛、唱歌、作诗、赌赛等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