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鲁迅的《故乡》和王十月的《寻根团》两篇文章都描写了同一个归乡模式：离去—归来—离去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由于时间、地点、寻求关系的不一样，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一样，因此虽然经历了同样的怀乡—寻乡—失乡的心理历程，但是他们最后的探寻结果却是不一致的，即相同归乡模式下暗含着归乡模式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变迁。反抗绝望和随波逐流展现出了知识分子在面对“乡村现代性转型”的问题时，他们的精神发生的巨大改变，即从独语变成了失语，由反抗变成了妥协。

关键词：知识分子 归乡模式 心理历程 精神变迁

自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乡村现代性转型”的拷问，《故乡》站在文明的启蒙者的角度，对乡村蒙昧进行了书写。《寻根团》则立足于身份认同的维度，继续了对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反思。《寻根团》庚继了鲁迅在一系列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知识分子归乡模式，两者经历了结构上大致相同，但内容上却不一样的心理历程。两个实质内容不同的心理变化折射出了两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态度，展现了两代知识分子在时代进程中的精神变化。

一、知识分子的归乡模式：离去—归来—离去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陷入民族危难之中，不少知识分子去国离家，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和抗争，其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启迪民智，改造旧社会。在这过程之中，他们除了在心理上饱受思乡之苦外，在思想上又多了对于故乡的审视和质询。《故乡》中“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a。“我”在离开故乡多年以后再次回到故乡，但这次的回来却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b，是为了再次的离开，因为本家业已搬走，祖屋已被卖掉。《故乡》的归乡之旅是预设了再次离去的这一结果的，不论故乡怎么变化，再次离去是必然之路。

王十月的《寻根团》庚继了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它讲述了楚州一群外出务工者成为“精英”后组成寻根团纷纷回乡寻根的故事。小说以作家王六一为重要呈现对象，在东莞务工并逐渐获得稳定生活的王六一因梦见父母斥责其不孝，想要回乡为父母扫墓，他跟随楚州在深圳发家致富的老板组成的寻根团回到故乡，记忆中美好的故乡被父母坟头的枯草、乡民的见利忘义、故乡的官官相护、美好环境在追求经济利益中急速恶化所破坏，饱尝了故乡的所有艰辛和难言之痛，最后只得仓皇离开故乡。《寻根团》借王六一的“寻根”揭示出了一个社会性的悲剧，即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拔足狂奔时，有部分人因为跟不上故乡变化的速度或者不愿意承担故乡变化的后果，被甩出故乡的生存体系之外，成为无乡可归之人。也说明离乡的人再也不能回到故乡，只能再次离去的沉痛事实。

二、归乡模式中的心理历程：怀乡—寻乡—失乡

《故乡》中主人公因为“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而离开故乡，但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却时时记得故乡。但是在回乡后，却发现现实中的故乡和记忆中的故乡大相径庭。记忆中的故乡充满了童趣和活力，但现实的图景却是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隔壁邻居豆腐西施杨二嫂变得尖锐讽刺，贪得无厌与小肚鸡肠；童年小伙伴闰土被生活压弯了脊梁，被旧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规训。这些都使“我”对归来所见到的故乡产生了隔膜和深重的绝望，于是“我”不得不再次离开故乡，去别处寻找光明。“我”所怀念的故乡是经过记忆溢美后的故乡，故乡在事实上是蒙昧的，“我”对于故乡是隔阂和绝望的，所以不得不去别的地方寻找光明。但这种离开，是被迫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启迪国民、医治愚昧、追求民族的现代性显然会战胜纠缠于心的乡土情结，并且“我”对于故乡并没有失去眷恋和希望。

王十月的《寻根团》中，王六一是认真想去寻根的，他对于故乡始终怀有眷恋和牵挂。他牵挂故乡，一方面是因为曾经生活的故乡确实很美，另一方面因为作为外来人口虽然在城市成家立业，但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是昔日流淌着脉脉温情的故乡在寻乡途中坦露出了它的“獠牙”，家乡官商横行、环境恶化、亲人死去、乡邻麻木，这些都让王六一感到悲凉与惶恐，于是“根没寻到，倒是把对根的情感给斩断了。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王六一想：我真成了一缕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离魂”c。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急速溃变，使“我”这个外出者被甩出了故乡体系之外，“我”的身份不仅在城市没有办法获得体认，在乡村也没有办法安放，因此只能再度离去，从地域上和情感上都离开故乡，成为一个失乡的人。

三、归乡模式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

李云雷认为：“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当代的‘离乡者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得太快了，而且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以及转基因食品、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等问题，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d如果说《故乡》中“我”对故乡产生绝望，再次离开故乡是因为故乡的沉沉死气，是因为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受到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的人性的扭曲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尚未有所改变。那么《寻根团》中王六一没把根寻着，反而把根丢了就是因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故乡在传统乡土文化和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的联合绞杀下急速溃变。从同样的归乡模式、同样的心理历程和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精神以及生存状态的变迁。

（一）从独语到失语 “归来”模式中的还乡是抱着心中的信念和理想寻找自我的认同和心灵的慰藉。《故乡》中，“我”于故乡不过是 “过客”，但仍旧饱含着希望，希望后代可以没有隔阂，希望后代有新的生活，因此在决绝的背离中蕴藏不舍的深情。《寻根团》中，在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构建了一个身份上的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故乡成为绝地，在再次出走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接受和认命。《故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 “独语”现象，“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作者回到故乡寻找的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蒙昧者的交流，在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中，一些少数的知识分子最先觉醒和反抗，他们站在启蒙者角度，希望能够祛除蒙昧。但由于传统的禁锢、知识话语的不同，他们面临着无人能懂的悲剧，他们对故乡的探寻包含着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故乡显然只能解构他们的身份，而没有办法构建他们的身份认同，于是他们只能在未知的历史发展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只能去外面寻找这种身份认同，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生。他们启蒙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独语和独行。后一种归乡倾向实质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失语现象。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侵袭，现代化、城市化的热浪高涨，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地位逐渐溃散，启蒙者的地位不再，在经济社会中，他们不断退守。作者塑造的王六一这个作家的角色，他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建构—解构—重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的身份转变，他们已经从文化先锋的位置上退守了下来，转变成为经济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没有办法保持自己的先锋性。王六一每当烦闷的时候就去看看马富贵，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对马富贵的感情，更大的原因是王六一要用比自己弱的人的优越感来平复自己的内心。这也说明知识分子的先锋性和精神性不再，他们退缩在自己的阵地里，无法对社会现状进行言说和把握。

（二）从反抗到妥协 《故乡》一开始就已潜藏了一个困扰现代人的悲哀：精神家园的失落。小说开始就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我”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离本乡、“走异路，逃异地”后，却仍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从这个意义上讲，归来寻乡也就是寻找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但“我”又是带着失望与悲凉离开故乡而再度远走的，因为这故乡已不能带给“我”所需的慰藉和满足，从归来到出走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乡土情结和追求现代性之间精神家园的失落。但“我”仍旧是怀着希望出走的，盡管希望渺茫，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仍旧愿意去走这样一条路，去争取这渺茫的希望，为我们所未经的的生活去努力、去抗争。但在《寻根团》中，刚开始出门务工的“我”，乡愁是具体的，故乡是割舍不掉的血脉。随着父母的相继离世，回乡寻根，故乡成为绝地，才斩断了对故乡的根。王六一在离去—归来—再次离去过程中，经历了寻根到失根的痛苦，但最后他已经克服了乡土情结和追求现代化的牵扯，决绝地离开故乡，安心地在遥远的东莞扎根。乡村的另一启蒙者王中秋被赶出烟村，被迫出去打工，这也预示着乡村启蒙的失败，而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境况，却只能妥协，让精神家园一落再落。

ab鲁迅： 《鲁迅全集》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版，第102页，第104页。

c王十月： 《寻根团》，《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第49页。

d 李云雷：《〈故乡〉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乡愁”》，《文艺报》2011年9月16日。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 廖斌.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身份认同、出走模式与乌托邦叙事——以《寻根团》为中心的思考[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作 者： 司茜，硕士，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