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杰 李建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100081；第一作者：lijunjie@caas.cn；*通讯作者：lijianping01@caas.cn）

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产量和单产在全球都处于领先水平，是名副其实的水稻生产大国，但水稻产业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种植成本高企、机械化程度难以提高等“卡脖子”问题，导致水稻生产效益难以提高，迫切需要寻找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方向。中国水稻面积在经历了2004—2013 年的快速增长期后，2014—2016 年处于平稳阶段，2017—2019 年呈现出了下降态势，跟稻谷生产价格指数呈现比较一致的变化态势。虽然由于单产水平的持续提高，总产量比较稳定，但面积减少反映出水稻种植意愿在下降。在粮食安全重要性更加突出的国际复杂情势下，国家作出了恢复双季稻的激励政策，并提高了稻谷最低收购价，以恢复农民种植信心，扭转水稻面积下降趋势。2020 年在政府大力鼓励和一系列补贴政策支持下，早稻面积恢复明显。但要实现水稻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放眼全球水稻生产和贸易大国，印度、泰国、越南等国水稻单产水平较低，不利于节约土地，在技术水平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对土地资源相对紧缺的中国，借鉴意义比较有限。美国水稻产业虽然面积上低于亚洲主要国家，但出口量位居前五，经营规模化、机械化程度高，单产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我国单产高20%以上。日本水稻以高品质出名，平均单价是我国的5倍，在生产资源不足、环境容量有限、经营规模较小的客观条件约束下实现了优质稻米的有效供给[1-2]。我国大部分农户的水稻生产具有兼业化、规模小和分散经营等特点，生产过程中存在过量使用种子和化肥现象[3]，而且地区差异较大[4]，需要广泛汲取不同种植模式经验。美国、日本都是水稻产业高生产效率的代表，但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模式和实现路径，与之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水稻生产要素价格、资源稀缺性和生产效率方面存在的短板，为提高我国水稻产业机械化和生产效益等方面提供参考价值，启示我国水稻产业发展前景，为科技创新方向和体制机制改革、产业政策调整提供建议。

1 中美日水稻生产概况

美国水稻面积和产量占全球比重较小，但出口份额大，对世界稻米市场影响较大[5]。根据FAO 2019 年数据，美国稻谷收获面积全球排名第18 位（100 万hm2），产量排名第 14 位（838 万 t），单产排名第 3 位（8 374 kg/hm2），大米出口量排名第 5 位（305 万 t），进口量排名第 11 位（96 万 t）。日本水稻以品质优出名，“越光”品牌大米在全球影响力大。日本稻谷收获面积排名第15 位（154 万 hm2），产量排名第 11 位（1 053 万 t），单产排名第 14 位（6 827 kg/hm2），大米出口量排名第 37 位（5 万t），进口量排名第 19 位（68 万 t）。中国水稻面积和产量占全球比重较大，进出口绝对数量也较大，但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活跃，对外依存度也较低。中国稻谷收获面积排名第 2 位（297 万 hm2），产量排名第 1 位（20 961 万t），单产排名第 11 位（7 060 kg/hm2），大米出口量排名第 6 位（272 万 t），进口量排名第 2 位（250 万 t）。

1.1 稻米供需平衡

美国水稻产业是出口导向型的，日本和中国以国内消费为主。根据美国农业部2020 年12 月发布的世界稻米平衡情况数据（表1），美国2019/2020 年度稻谷出口量290 t，占产量的49.15%。中国和日本的大米进出口数量之和占产量的比重都在10%以下。日本大米处于紧平衡状态，产量略小于国内消费量，进口量占产量9%。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17 财年供需平衡数据，国内消费中，口粮消费占88.13%，其次为饲料用消费占5.70%，加工用消费占3.71%，种子用消费占0.50%，损耗量占1.79%。口粮消费人均每年60 kg。中国2019/2020 年度水稻产量14 673 t，占全球产量的29.30%，国内产需基本平衡，消费量中口粮消费是主要方面。这决定了中国的水稻需求基本不可能依靠进口来满足，提高水稻生产能力是保障口粮安全的关键环节。

表1 全球及中美日稻米供需平衡情况（糙米）

1.2 水稻种植经营模式

美国水稻分布集中，平均经营规模较大，以直播方式为主。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数据，美国水稻种植的平均经营规模呈扩大趋势，2000 年水稻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 158.23 hm2，2013 年为 230.27 hm2，面积比2000 年增长了45.52%（年均2.93%）。美国水稻种植区域分布集中，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曼多河谷、阿肯色三角洲、密西西比三角洲、墨西哥湾沿岸4 个区域，其中加利福尼亚种植区由于大量使用节水灌溉设施，水稻生产成本较其他地区高。加利福尼亚主要产中粒和短粒米（一般为粳米），其他3 个地区主要产长粒米（一般为籼米）。美国水稻种植区广泛使用机械直播技术，节约劳动力，但种子消耗量较大。

日本稻田细碎化比较普遍，大部分经营规模较小，以移栽方式为主。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调查数据，2018年共调查了765 个水稻种植户，其中水稻种植面积30 hm2以上的种植户占 3.27%，10～30 hm2的占 14.38%，3～10 hm2的占 16.34%，0.5～3 hm2的占 48.5%，0.5 hm2以下的占17.52%。平均每户水稻种植面积1.74 hm2，其中1.71 hm2（97.99%）为移栽方式、0.03 hm2（2.01%）为直播方式；平均每户有10 个稻田地块，小于0.5 hm2的地块面积占到了86.54%，小于0.1 hm2的地块面积占到了15.07%。平均每户饲用水稻的种植面积为0.1 hm2（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81%）。日本水稻种植平均经营规模也呈扩大趋势，1990 年平均每户水稻种植面积0.94 hm2，2018 年平均每户水稻种植面积比1990 年增长了84.22%（年均2.21%）。

中国水稻分布广泛，大部分省份都有水稻种植，区域差别较大。北方地区一般种植粳稻，以一季稻种植模式为主；南方地区以种植籼稻为主，一季稻和双季稻种植模式都有，其中，江苏、四川、安徽主要为一季稻，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主要为双季稻。中国水稻平均经营规模缺少统计数据，据作者调研情况，南方地区仍以家庭经营为主，平均种植规模在0.33 hm2以下；通过流转土地经营的大户种植规模一般为20~150 hm2，个别可达500 hm2。黑龙江水稻种植地区由于土地集中连片、地势平坦，便于机械化，一户家庭经营面积可达50 hm2以上，因此总体上水稻平均种植规模较大。

1.3 主要支持政策

1.3.1 中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

直接影响中国稻谷生产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2004 年我国开始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稻谷价格变动受最低收购价变化的影响。分品种来看，早、中、晚籼稻出售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一致（图1），与粳稻略有差异。各品种最低收购价变动方向基本一致，粳稻比籼稻的变动幅度大（图2）。

图1 2001—2020 年中国稻谷平均出售价格

图2 2004—2021 年中国稻谷国家最低收购价

以晚籼稻平均出售价格和最低收购价的变化来看，大致趋势是接近的，但并不完全同频。2004 年开始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市场信心大幅提升，稻谷出售价格猛涨，2004 年出售价格比2003 年增长了28.66%。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在2004—2008 年五年间只有2008年每50 kg 增长了4 元（增幅5.56%），出售价格虽然在2004 年猛涨后2005 年有所回落，但之后三年又连续上涨，2008 年达到了 99.06 元（增幅 20.92%）。2009 年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大幅提升（比2008 年增长21.05%），但晚籼稻出售价格与上年基本持平。2010—2011 年，出售价格和最低收购价都上涨，且出售价格增长幅度更大。2012—2013 年，最低收购价仍保持增长，但出售价格下降。2013—2018 年，出售价格和最低收购价非常接近，在2013—2017 年保持平稳，2018 年后开始下降。大部分年份出售价格略高于最低收购价，只有2019 年出售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图3）。

图3 中国晚籼稻平均出售价格与国家最低收购价

粳稻的平均出售价格和最低收购价变动方向和幅度总体上比较一致。但2013—2017 年间，最低收购价最高峰的5 年，平均出售价格都略低于最低收购价（图4）。

图4 中国粳稻平均出售价格与国家最低收购价

从目前来看，最低收购价作为非常强的政策信号，近两年将保持平稳。但从长远来看，随着WTO“黄箱”政策面临削减的趋势，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持续性难以确定。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稳定和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及实施稻谷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及“保险+期货”试点，后者可能是未来取代最低收购价政策的重要方向。届时，稻谷价格受市场供需变化的影响将加大，波动幅度将扩大。

1.3.2 日本收入补贴

日本对稻谷生产补贴力度较大，直接补贴包括战略性作物补贴、双季作物和生产区补助金等，但年际间变化较大[6]。2012 年最高达到每667 m29 353 日元（按2018 年平均汇率1 日元=0.0598902 人民币，约为560元），2018 年最低为 1 137 日元（约 68 元）（图 5），降低的原因主要是为应对加入WTO 带来的挑战，日本对包括大米在内的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2018 年取消稻谷限产政策及价差和收入差补贴，在国内价格和流通已经市场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生产的市场化[7]。

图5 1990—2018 年日本水稻生产补贴

1.3.3 美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

美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包括保险及衍生品市场在内的各类风险管理市场分别为农户提供了政策性与市场性价格风险规避机制, 对稳定农户收入及促进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8]。美国是最早开始实施目标价格补贴的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政策[9]。美国拥有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在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户收入以及奠定美国农业强国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农业保险政策的主要特点包括：政府执行探索实践、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升级农业保险产品和完善政策制度措施；而在发展趋势上，政府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覆盖范围和层次持续扩大，险种将更加多样化[10]。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育成熟、合作组织发展完善、信息传导途径发达，美国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为农场主收益提供了保障[11]。

2 中美日稻谷生产成本结构比较分析

2.1 总成本收益比较

由于受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影响，年际间价格等数据波动较大，使用平均数据更具有可比性。采用2013—2018 年平均值进行横向比较。根据表2，简单对比2013—2018 年平均成本效益可以发现制约中国水稻的重要问题。从效益上看，美国虽然单位土地的净利润不高，但由于经营规模大（2018 年平均规模230.27 hm2），平均每个农场的净利润可达30 万元以上。日本种植规模在10 hm2以上的经营主体在加上补贴后平均净利润可以达到19.7 万元，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调查样本中占总经营主体数的13%左右。可见，适度规模的水稻种植效益可观。

总成本构成中，相比美、日，中国人工成本占比高，机械成本占比低。中国的人工成本占比达到41%，明显高于美国的10%和日本的26%；机械相关费用占比18%，远低于美国的38%和日本的42%；农资费用占比与日本比较接近，都为20%左右；土地成本占比18%，略高于美、日（图6）。美国人工成本比中、日明显低了很多，只占到产值的10%以下。日本10 hm2以上规模经营主体的人工成本与产值比也从平均水平的31.94%降到了20.65%。中国的人工成本占到了产值的36.70%（表2）。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减少且机会成本更高，人工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相对的，机械成本变化较小，且随着技术进步可能降低。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中国的水稻种植必然要采用更加节约劳动力的生产技术模式。

图6 中美日稻谷生产成本构成比例对比

表2 中美日水稻成本收益比较（2013—2018 年平均）

物质和服务费用中的间接费用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管理费等摊销费用。中国的折旧费用明显低于美、日，固定资产投入水平较低。机械成本主要体现在租赁作业服务费里，可见主要依靠租赁服务，拥有农业机械的种植户较少。

2.2 机械相关费用构成比较

由于各国的统计类别不一，将机械化相关成本按照折旧和维修、燃料动力、租赁和服务三类进行归类整理，相关的费用如表3 所示。中国机械化相关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6.64%，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2 左右。美国和日本都以折旧费用为主，而中国以租赁服务费用为主，折旧费用占比几乎可以忽略，反映出中国水稻种植主体自有的农业机械拥有率比较低，固定资产投资较少，主要依靠农机合作社等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

表3 中美日水稻生产机械化相关成本构成（2013—2018 年平均）

美国由于平均经营规模大，以使用大型机械为主。日本虽然平均经营规模较小，且稻田细碎化严重，但其机械使用普及程度仍很高，以小型机械为主。根据日本2018 年统计数据，平均每个水稻种植主体的水稻种植面积1.74 hm2、稻田地块数量10 块，其中，小于0.5 hm2的稻田地块面积占了水稻总面积的86.54%；平均每667 m2稻田固定资产投资5 413.5 元，包括建筑物1 484.9 元、土壤改良设备 61.5 元、车辆 257.7 元、农机具3 609.3 元。经营规模在0.5 hm2以下小户每667 m2稻田固定资产投资额高达9 256.5 元（农机具4 563.5元），是所有不同规模主体中单位土地投资最高的，并且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单位土地固定资产投资呈下降趋势。小规模经营并没有成为日本水稻机械化和提高投资的制约因素。

2.3 农资费用构成比较

美国的种子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较高，达到了10%以上，而日本和中国分别只有3%和5%左右（表4），反映出美国大型机械化种植模式对种子的消耗量大、浪费多。美国的农药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也比日本和中国高。3 个国家肥料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比较接近，日本相对较低。

表4 中美日水稻生产农资费用构成

2.4 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构成比较

据表5，从雇工和家庭用工的比例来看，美国大约为 1∶3，日本 1∶14，中国 1∶7，可以推测，日本水稻生产绝大部分是家庭经营模式。从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比例来看，中国 0.3∶1，日本 0.5∶1，可以推测，日本水稻生产的土地流转率/转租率比中国高。

表5 中美日水稻生产人工和土地成本构成

2.5 其他成本构成

据表6，3 个国家的利息、保险和管理费用等支出都较低，总共占总成本比重都在6%以下，说明农业融资比重较低。中国的利息支出几乎为零，说明水稻生产中的农业信贷极少，主要靠自有资金经营。

表6 中美日水稻生产其他成本构成

3 中美日水稻产出率变化趋势比较分析

3.1 成本收益率

中、美、日投入产出比率1990—2018 年平均值分别为1.35、0.90 和0.85，从历史来看，中国水稻生产是具备一定优势的（图 7）。但 2013—2018 年，中、美、日投入产出比率平均值分别为1.12、1.11 和0.84，中美已基本接近。从趋势来看，日本比较平稳，数值基本接近1，处于微亏状态[15]；美国总体呈上升趋势，成本比较稳定，产品产值波动较大，在2008 年以前基本处于大幅亏损状态，1990—2007 年平均值只有0.73，但2008 年国际大米价格暴涨以后，美国开始扭亏为盈，2008—2018 年平均值达到了1.17；中国总体呈下降趋势，1994年峰值时超过了2，此后一直下降，到2002 年时降到了1.09，直到2004 年开始由于实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稻谷价格提振，投入产出比率回升，2004—2011 年平均值为1.42，但2012 年以后随着稻谷最低收购价逐渐稳定后下降，投入产出比率也大致上处于下降趋势，2012—2018 年平均值为1.14，盈利空间非常窄。

图7 1990—2019 年中美日水稻生产投入产出比率

3.2 土地产出率

1990—2018 年，日本单产水平比较平稳，美国和中国保持增长趋势，且美国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中国。2013—2018 年，中国平均单产比美国同期单产低123.25 kg/667 m2，与日本接近。日本单产近30 年来基本没有增长，2013—2018 年平均单产 495.56 kg/667 m2，与 1990—1995 年平均单产 489.05 kg/667 m2基本持平。美国单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13—2018年平均单产607.75 kg/667 m2，比1990—1995 年平均单产420.90 kg/667 m2增长了44.39%。中国在20 世纪90 年代单产水平与美国基本接近，但2000 年后拉开了差距，中国2013—2018 年平均单产484.50 kg/667 m2，比 1990—1995 年平均单产 408.02 kg/667 m2增长了18.75%（图8）。美国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管理水平形成了大面积高产的优势。我国主要是小农户分散经营，品种使用不统一、栽培管理的技术标准等也不规范，导致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的产量不均衡，拉低了平均单产。

图8 1990—2019 年中美日土地产出率

3.3 劳动生产率

1990—2018 年，日本和中国的每667 m2用工数量呈现比较相似的下降趋势，日本从1990 年的29.2 工下降到2018 年15.7 工，降幅46.3%，中国从1990 的20.6 工下降到2018 年的5.3 工，降幅74.4%，下降速度快于日本（图9）。日本和中国都在1995 年经历了每667 m2用工数量增加的异常点，以1995 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1994 年，日本降幅达13.49%，下降速度快于中国（同期降幅9.71%），1995 年经历比较异常的增长后，继续下降，但中国下降速度加快。

图9 1990—2018 年日本和中国水稻生产每667 m2 用工数量

劳动生产率以每667 m2产值除以用工数量计算。中国从增长速率来看经历了4 个阶段，1990—1994年，从12.84 工增长到33.05 工，年均增速26.67%；1994—2003 年进入停滞阶段，年均增速只有1.92%；2004 年后又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2003—2012 年呈加速度增长，年均增速达18.89%，2013 年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2012—2018 年均增速4.66%。日本处于波动中，总体水平没有明显的增长（图10）。

图10 1990—2018 年日本和中国水稻生产劳动生产率

4 中国水稻产业发展前景

通过与美国和日本水稻生产成本构成和生产率变化趋势的对比，中国水稻产业在提高技术贡献率、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农业投资、信贷支持方面还有较大发展潜力。美国水稻种植经营平均规模大、机械化率高，对我国东北地区水稻的规模经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日本水稻种植集约化程度高、品质优，对我国南方地区小农户水稻种植具有较强借鉴意义。中国水稻产业在体量上远大于美国和日本，基础条件更加复杂多样，要注重分地区的自然和社会背景条件，借鉴适用模式，找到关键突破点。

4.1 基于规模经营和小户经营长期并存态势，分类推广适用发展模式

美国水稻单产高、规模大，日本水稻品质好、价格高，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先进模式，对中国水稻生产的发展方向具有启发意义，到底是促进规模化生产，实现农场规模效益，还是更加集约化投入提高价格？我国水稻产业发展一方面面临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种粮农民越来越少的趋势，提高机械化程度有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耕地资源有限、细碎化严重，特别是南方水稻主产区有很大部分位于丘陵地区，机械化普及难度大。农业机械化对农户主粮种植面积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6]。由于中国水稻种植区域的广泛性特征，必须要制定分类支持措施，不能出台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如在地势平台、土地集中连片的平原区域，可以借鉴美国模式，通过推进规模化经营、加大土地宜机化建设，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应。在大型机械难以高效使用的丘陵山区，可以借鉴日本模式，加大优质品种推广应用、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加大小型机械研发应用进度，提高单位生产收益。

4.2 加快地方适用品种和绿色高产技术推广应用

随着我国化肥农药减施行动的全面开展，以及我国农业过量施用化肥的现状，增施化肥在提高作物产量方面的贡献逐渐减小。我国水稻育种、绿色高产技术等不断取得新突破，科学家产量已经突破1 000 kg/667 m2。但是，全国平均水稻单产在近几年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在近30 年中单产提高幅度比美国低25.64 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在水稻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特别是水稻试验站在筛选适用当地的品种和大范围普及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应重点培育广适性高产品种，并形成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标准，促进平均单产提高。我国的高产品种还只是停留在试验田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在大规模生产中，应进一步加大高产优质品种的推广力度。我国的基础地力平均相对较差，应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精准水肥施用等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提升增产潜力。

4.3 持续实施水稻支持政策，但要不断探索适用方式和机制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本质上是一项价格干预措施，不利于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问题在于波动性过大，历次改革中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对粮食生产造成不良影响而不得不采用强制性的干预手段。最低收购价的意义主要是稳定生产面积，保障粮食安全，但由于最低收购价决策中可能缺乏科学有效的依据，其合理性容易遭受质疑，过高时容易造成财政压力过大、库存积压；过低时不能发挥“托底”作用。一方面，应通过水稻生产补贴让种植户获得一定固定收益，减少价格波动对种植意愿的影响。另一方面，应促进适用水稻保险品种的普及，提高种植户的抗风险能力，实现丰年有收益、灾年不亏本；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实现大型种植户旱涝保收、固定收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