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钰

“战争不是游戏,也不是冒险家和嗜赌者的单纯的娱乐,更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为了实现其特有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手段。”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揭示了战争的政治目的——战争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战争作为政治冲突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其军事逻辑起点是敌我的二元对立,是“我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迫使“他者”服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为。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传播学,那么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的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则促进了和平新闻的诞生。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一书中将传播的三个支撑点首先赋予了战争,“传播,首先是为了用来进行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逻辑是国际传播的历史及其学说和理论的主要成分”②。的确,战争总是与大众传媒彼此互塑: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宣传”与“总体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跃升为“心理战”,呈现为悲观主义文化观的“子弹效果模式”；海湾战争及后冷战背景下的其他军事冲突使存在矛盾心理文化观的传播学者更加自信地投入“新强力效果模式”研究；与此同时,现代战争也是信息技术的战争,具有“空间失落感”的远距离传播的大众即使身体“不在场”亦可影响战局,传媒的强力报道与美国民众的反越战运动“撕裂”美国社会,使得美军以战败结局而草草收场。新闻传播学界一方面看到“传媒是战争的催化剂与助推器”③,另一方面也积极反思传统新闻隐藏在客观性等新闻标准下的流弊,试图探索区别于传统战争新闻报道模式的另一种建构新闻的方式——和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