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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视野下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说中的“大臣奴才化”现象考察

2021-08-02林晨张睿颖

关东学刊 2021年1期
关键词:二月河现象小说

林晨 张睿颖

[摘 要]二月河在“帝王系列”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威名醒目的将相疆臣形象,他们活跃于储位争夺、军事决策、政治改革等诸多环节,同时,二月河却屡屡赋予他们另一个醒目的身份:皇上或皇子的奴才。这个现象与史实颇有出入,更多的是来自作者的夸张和渲染。结合清史史料和现有历史研究成果考察二月河的小说文本,可见二月河以“大臣奴才化”的笔法构想康雍乾三代的君臣關系,使权力的争夺、皇权的巩固与扩张显得更为合理正当,亦从侧面推高了帝王的形象。此种书写姿态,迥异于新文学的历史小说传统,也不见于古典文学甚至传统通俗文艺的清史书写,二月河在一些方面弃新文学传统而去,其实却亦未回到古典文学的流脉,而是创造了一个他想象并为之神往的“过去”。

[关键词]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说;“大臣奴才化”现象

[作者简介]林晨(1977-),男,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张睿颖(1997-),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二月河(1945-2018)耗时十余年创作的十三卷五百余万字的“帝王系列”小说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包括《康熙大帝》(共四卷)、《雍正皇帝》(共三卷)及《乾隆皇帝》(共六卷)。版本较多,但每个版本都没有“再版说明”。本文依据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1985-1999)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以三位帝王的政治生活为中心,勾连了多起重大历史事件,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重要作品。1990年代中期后,二月河声名渐起,先后荣获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和湖北省畅销图书奖,1999年获“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同年,随着《雍正皇帝》(1991-1994)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在央视一套热播,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掀起一波“二月河热”。“帝王系列”小说不仅在海内外多次再版,销量突破千万册(截至2014年),亦引发了中国影视的清宫剧和宫斗剧的热潮,至今未曾停歇。二月河文学成就之高下虽有争议,但他无疑堪称当下最具时代意义的历史小说作者。

二月河本人在清代史料方面颇下功夫“写这几部书,仅仅读清史是绝对不行的,我对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两头熟。小时候读《史记》、《后汉书》、《晋书》,以后在部队里又重点读近代史。就清史而言,不仅要透视重要历史人物,还要熟悉当时的典税制度、风土人情。大量的清人笔记,我都购置、研究了,还有些别人不注意,读起来非常枯燥的东西,如《银谱》等等,我都细细研究。”(阿琪:《苍凉悲壮的二月河》,吴圣刚编:《二月河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也被誉为“根据历史的真实面目,创造出了一个勤政亲民的新皇帝形象”梁桦整理:

《最爱〈雍正皇帝〉这个女儿》,冯兴阁、梁桦、刘文平主编:《聚焦“皇帝作家”二月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页。。“帝王系列”小说中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清史上威名赫赫的将相疆臣如中枢相臣张廷玉、刘统勋,封疆大吏李卫,统兵大将年羹尧、岳钟琪都被二月河赋予了另一个微妙而醒目的身份——奴才。雍正朝的三大模范督抚之一的李卫,在小说中的身份却是被雍正收留的家奴“狗儿”;进士出身的年羹尧则成为胤禛门下的旗奴;就连张廷玉、刘统勋、岳钟琪等既非仆役甚至亦非旗人的世家出身之汉族重臣,也被写成动辄磕头下跪、自称“奴才”甚至“老奴才”的帝王奴仆。本文力图从“大臣奴才化”现象入手,将清史史料与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与二月河的文学文本进行比照分析,通过研究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说与历史文献之间的裂隙,考察二月河书写和渲染历史的姿态、分寸与效果,揭示其在文本中寄托的欲望与流露的焦虑。

“奴才”一词在清朝历史上本有其特定的含义与用途,涉及满汉之别、公私之界。满语里表达主奴关系中下位者的词汇主要有“阿哈(aha)”、“诸申(jusen)”与“包衣(booi aha)”,其中“阿哈(aha)”对应汉语中的“奴”“奴仆”“奴才”。据学者考证,清入关前“阿哈(aha)”一般指被赏赐给各级将领官兵使役的私属丁口和因犯罪而被罚入辛者库的人

祁美琴、崔灿:《包衣身份再辨》,《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地位极其低下。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顺治朝,臣下奏事都未以“奴才”自谓。据学者研究,在君臣语境中自称“奴才”的情形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满洲正白旗出身的山东巡抚佛伦的奏折中

参见祁美琴:《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此时已是康熙朝中叶,因此,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也很难说是“满洲旧习”。其后“阿哈(aha)”与“奴才”在满、汉文奏折中才渐成旗籍大臣的自称,但终康熙一朝,使用都较混乱亦无定规。雍正皇帝登基伊始即对此问题颁布上谕,明确批评了臣下动辄自称“奴才”的现象:“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勅谕》,《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5页。此后,雍正在批阅奏折时,有时甚至会把臣下所写的“奴才”字样改为“臣”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折朱批中,雍正将“云贵总督卑职留任效力行走奴才高其倬谨奏为奏”中的“奴才”改为“臣”,并写“向后书臣字得体一样的”;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改毛文铨折“贵州巡抚奴才毛文铨谨奏为谨陈行伍情形仰祈”中的“奴才”为“臣”并写“用臣字得体”。([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年,第180、715页。),以起纠正之效。乾隆皇帝继位后,对“臣/奴才”的称谓问题亦屡加界定并敲打臣下,规定旗人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汉族文官称臣,武官称奴才,这一具衔称谓问题才基本固定下来。清朝两代皇帝如此用心界定,可见“臣/奴才”的称谓并非枝节小事,亦涉及满汉、公私、文武的界限而不可乱用。但曾对清史颇下功夫的二月河却不分满汉、文武与公私,将奴才的身份泛化。这样的书写姿态与基本的历史面貌相左,颇显刺目,其文学效果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帝王系列”小说中有一批和主人关系极其密切的家奴,包括包衣奴才和卖身给主人的仆役

清代,家奴主要是非包衣籍奴仆的专称,前者是贱户,包衣奴才则大多为正户或有科举资格的独立户口者。(参见祁美琴、崔灿:《包衣身份再辨》,《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5页。)二月河既称魏东亭等包衣奴才是康熙的家奴,又写李卫这样被买来的叫花子是胤禛的家奴,与史实有出入,且按小说所写,李卫的身份应属于更为低级的“贱户”类。,如魏东亭、李卫、戴铎等,他们深受信任,执行着不能通过正常官僚体系完成的隐秘之事。

《康熙大帝》(1985-1989)中的魏东亭是二月河笔下最早的一个醒目的奴才形象,其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二月河自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我的小说《康熙王朝》中有一个人物叫魏东亭,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张丽:《文学经典中的经典——著名作家二月河谈〈红楼梦〉的价值与启迪》,《人民政协报》2015年1月26日,第9版。)。曹寅是内务府包衣、正白旗旗鼓佐领下人、康熙乳母孙氏之子,约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入内务府銮仪卫当差,获得康熙皇帝赏识,历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曹寅是直属于康熙的包衣人,但亦是清代的“官员”,他在奏折中皆称自己为“臣寅”而非“奴才曹寅”

史景迁指出:“曹寅更多地视自己为汉人,因而自称‘臣。”([美]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陈引驰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笔者翻阅《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也未见曹寅称“奴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5年。)。二月河则突出魏东亭的“奴才”属性而遮蔽他的“官员”身份。他浓墨重彩地书写魏东亭在康熙身边做侍读与侍卫时期的活动,而很简略地写魏东亭后期任海关总督之事,并把魏东亭作为臣子的述职活动转化为奴才与主子重逢的情节。在《康熙大帝·玉宇呈祥》第二十六回《魏东亭述职走京师 康熙帝北巡猎猛虎》中,魏东亭回京汇报工作,康熙没有询问他作为总督的职务事宜,而亲切地问到“家里老小如何?朕的孙阿姆呢?吃得动东西么?”

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在此,回目和叙述内容之间形成张力:“述职”本应有政务方面的奏对,但主奴时隔多年相见则只亲切地拉家常而不谈政事。作为和皇帝关系密切的包衣家奴,魏东亭颇得主子赏识与恩典,他也不负主子的栽培,为康熙除鳌拜密谋策划。在此,二月河打造了一条主明、奴忠、事成的链条:唯有被信任的家奴才能参与关乎主子安危的机密事件,也唯有忠心不二的家奴,才能悄无声息地完成主子交付的差使。奴才的忠诚,亦烘托出主子御下之术中“仁”的一面。康熙皇帝常以“内圣外王”自励,小说中魏东亭这个赤胆忠心的家奴,正可作为最好的佐证。

同样承担密谋与监视职能的还有雍正的家奴李卫。历史上的李卫本是捐纳出身的汉臣,雍正朝三大“模范总督”之一,善治盗,曾在浙江推行“摊丁入亩”,堪称政绩赫赫。李卫既为捐纳出身,其家境自然不会太差,二月河却将李卫改写成因饥荒而流浪,最终被四阿哥胤禛收为家仆的叫花子“狗儿”,这本身即是一个隐喻:李卫对雍正恰如狗一般忠诚。小说中他无论官职多大,从不“忘本”,始终忠于主子一家,他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李忠四爷”,对乾隆说“奴才是主子的狗”

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第32页。。李卫绝口不提自己在何李镇救过胤禛命的往事,只强调自己被四爷从苦海拯救,是四爷的奴才——“我是大臣,更是皇上的家奴”

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394页。,“更”字意味着家奴身份优先于大臣身份。二月河笔下,李卫虽学问不高,但贵在不忘出身,不结党营私,深得胤禛信任。“九王夺嫡”时期,四爷荐李卫到四川成都府任县令,实有监视年羹尧之意,李卫果不负所托,专门写信给胤禛如实报告年羹尧的动态。《雍正皇帝》第三卷第四十六回,雍正又密谕李卫和弘昼秘密设局除掉道士贾士芳。历史上,雍正时期三位“模范总督”中,鄂尔泰(满洲镶蓝旗)、田文镜(汉军正蓝旗,后抬入汉军正黄旗)都是旗人,按说身份上远比汉人平民出身的李卫有更正當的做奴才的理由,但二月河却热衷铺叙家奴李卫与主子胤禛及少主子弘历之间的主奴之情。同时,相较于鄂尔泰之骄傲和田文镜之隐匿,小说中的奴才李卫能把密事办理得干净利落,并对主子永葆忠心,是“模范”中的“模范”。如此书写,也使皇帝重用自家奴才变得十分正当。

家奴在“九王夺嫡”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月河小说中皇子的“门人”各为其主密谋策划,活跃于夺嫡的种种隐秘而关键的环节。如十三爷命家奴文七十四照料废妃郑春华以防其有不利于太子的舆论;雍正的包衣奴才戴铎设计查封任伯安的铺子以打击八爷党;九爷的门人任伯安为八爷党敛财;三阿哥的门人孟光祖游说于陕川广鄂称道诚郡王。虽曰各为其主,但二月河笔下皇子们的奴才也有分别:四爷(即雍正)、十三爷的门人往往都是他们从苦海中拯救的,这些家仆门人对主子忠心不二也几乎都能把机密要务办得妥帖完备。与之相对,八爷党的皇子与其门人更多的则是利益联结,最终也常常反为门人所累。如任伯安虽然是八爷党的财路子,却也私抄百官档案,以此要挟八爷不处置自己“宰白鸭”的罪行;孟光祖过于招摇,为康熙所察,以至连累了三阿哥。二月河有意营造的这种对比彰显了唯有真的仁德皇子才能得人心以成大事,进而使雍正夺嫡显得理直气壮。

二月河反复搬演“主子清明仁慈、奴才忠诚事主、主奴合力成事”的情节,以奴才为桥梁,使主子谋求权力的“大业”铺展得合情合理。计除权臣、监视官员、谋杀道士、辅助夺嫡,“帝王系列”中家奴所执行的密谋任务,本来皆是权斗过程中最具阴谋色彩的情节,但密事被托付给赤胆忠心的家奴后,小说书写的重心则转向了主奴相亲之情,原有的权谋阴影被主奴互信的面纱轻巧地掩盖了。家奴对密事运作的必要性也体现出二月河对专制状态下权力运作的一种想象:上下位者的私人关系远比利益关系甚至制度关系更为牢固可靠。

八旗制度下皇帝统领上三旗,宗室王公分管下五旗,各旗主与其所统领的旗下属人具有主属关系。在“帝王系列”小说中,不少叱咤风云的将军都被放置在主属框架中书写,如王辅臣、年羹尧、傅恒等。有趣的是,年羹尧本为正身旗人,却被二月河塑造为胤禛门下没有独立户籍的“旗奴”;王辅臣是汉人平民出身,却被二月河“抬”入汉军正红旗成为康熙皇帝的奴才。其中年羹尧是二月河最浓墨重彩塑造的人物。

历史上年羹尧之死是雍正朝触目惊心的大案。雍正即位之初,对年羹尧倚重有加,但短短三年后,就以九十二条大罪赐其自尽。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都把年案视为雍正朝权力斗争残酷性的体现,有些研究者甚至以此案推论雍正的性格:韦庆远教授就认为从中“可看到雍正多疑、擅用权术和手段狠刻。”

韦庆远:《论雍正其人》,《史学辑刊》2000年第3期。即使是力主为雍正“翻案”的冯尔康教授也指出,雍正杀年羹尧的性质是君主与大臣的权力分配斗争:“雍正作孽于前,后又专尚残酷打击,表现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性和他本人的残忍性”

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127页。。因此,对二月河而言,如何书写年羹尧之死,直接影响对雍正形象的塑造。二月河选择了一条轻便的路径:将年羹尧塑造为一个骄纵且有二心的“旗奴”,把“鸟尽弓藏”的政治斗争转化为事主不忠诚的旗奴的咎由自取,遮盖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胤禛性格的阴暗面。这种改写相当特殊,无论是严肃的历史研究还是“帝王系列”小说之前的有关年羹尧事件的评书、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都从未曾强调年羹尧的奴才身份,二月河则另辟蹊径,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年羹尧的旗奴身份及其与胤禛的主奴关系。

历史上,年羹尧原为汉军镶白旗人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 年羹尧》中记“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355页),是就最终身份而论。《四川通志》“年羹尧,镶白旗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任(巡抚)”,“年羹尧,镶白旗进士,康熙六十年任(总督)”(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职官》,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654页)的记载说明,年羹尧在康熙朝是镶白旗人,结合雍正元年年希尧的谢恩折所说:“皇上天恩将奴才一族……俱调入镶黄旗”(《署理广东巡抚布政使年希尧奏谢将合族调入镶黄旗折》(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可见年家在雍正即位后被抬入镶黄旗。,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皇子胤禛被封雍亲王,并充任镶白旗属主,年家所在的旗分佐领被划拨到雍亲王门下,年羹尧作为旗下属人,与属主雍亲王的隶属关系其实相当松散,谈不上明确的“主奴关系”,这从雍亲王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致年羹尧信中也可窥知一二,此信中雍亲王即借年羹尧在信中称职位而不称奴才而痛斥他不守规矩、不尊本主:“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永垂久远,俱有深意,尔狂昧无知,具启称职,出自何典?……又何必称我为主!既称为主,又何不可自称奴才耶!”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真迹》(康熙五十六年),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一辑,北平:和济印刷局,1930年,照片页。年羹尧在给胤禛的私人书信都不称奴而称职正显示出当时胤禛与年羹尧并非紧密的主奴关系,年羹尧以封疆大吏自居而并不十分认同自己是胤禛的奴才。但“帝王系列”小说中的胤禛和年羹尧则有明确的主奴关系。《康熙大帝》中,康熙五十八年,胤禛在训斥年羹尧时说:“说到底,你是我门下旗奴”

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第325页。,后又提到:“他(高福儿)本来能学年羹尧、戴铎,脱去奴籍为我门下,出去做官。”

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第331页。可见,小说中年羹尧不仅仅是隶属于雍亲王旗下的宽泛意义上的“奴才”,还是低贱的有“奴籍”的奴才;雍年二人的主奴分界甚至是“造化安排的”:《雍正皇帝》第一卷,“年军门”回京述职,先去拜见八爷而没有先去雍亲王府,惹怒了胤禛,四阿哥在年羹尧上门谢罪時一边啜着奶子泡着脚,一边发作:“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

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第365页。

“帝王系列”中年羹尧不仅是胤禛的“旗奴”,其得以升迁,也全仰仗主子之力。历史上,年羹尧在结识胤禛之前就已是一个少年得志、靠自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前途大好的文官。他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经“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庶吉士是二、三甲的进士中的佼佼者,“一旦被留馆为翰林,即有当宰辅的希望”。

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庶吉士出身并入选翰林的年羹尧出路优越,前程远大。此后,年羹尧的晋升也确实相当迅速,据清史稿记载,他“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

赵尔巽编:《清史稿》卷二九五《列传八十二 年羹尧》,第10355页。。因此,在年家所在佐领被划归到雍亲王统领之前,不到三十岁的年羹尧就已经是凭借个人能力获得较高地位的朝廷新贵了。但“帝王系列”小说中的年羹尧科举上的出色经历被抹去了,而变成在成为胤禛的旗下属人之前只是葛礼门下的一个普通的下级军官,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御驾亲征准噶尔时,年羹尧也才是一员参将,直至在四爷藩属当差受到胤禛的提携后,年羹尧才得以从寒微处起步,一路扶摇直上,继而担任四川巡抚和提督等重要职位。《康熙大帝》第四卷,二月河写道:“胤禛、胤祥明面儿上帮胤礽料理部务,一边兢兢业业办差,不知不觉的已将年羹尧晋为四川巡抚。”

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第238页。《雍正皇帝》第一卷更是将年羹尧受任四川提督的原因写为年羹尧“帮助”四爷和十三爷在桐城办好了盐务差使:“万岁爷说桐城的差使办得好,给太子爷和四爷露了脸。因四川提督出缺,就补了上来。”

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第108页。简言之,二月河笔下的年羹尧是被胤禛一手栽培出来的,他获得晋升并非因为个人努力,而是受益于和胤禛的主奴关系。故小说中雍正即位时年羹尧算不上先朝功臣,只是雍亲王的藩邸奴才,对新君有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借此,二月河强化了雍年关系中的私人联结。清代“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真迹》(康熙五十六年),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一辑,照片页。的通行常例意味着“君臣/主仆”不仅仅是称谓问题,还显示出公私分际的微妙之处。历史上雍正即位后頒布的“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

《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勅谕》,《钦定八旗通志》,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册,第165页。的谕令则有防止臣子称奴以媚上的意图,事实上遍检雍正时期年羹尧的满汉奏折,年羹尧也无一处自称奴才

笔者根据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所提供的奏折统计。即使是谢恩折、请安折年羹尧也具衔称“臣年羹尧”。,但二月河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渲染年羹尧的旗奴身份以及他依凭和主子的私人关系获得的恩赏,重新勾勒了雍年关系及二人形象。“帝王系列”中,年大将军既是雍正的藩属又因主子胤禛提拔才得以升迁,就理当感念君恩、忠心不二。然而,年羹尧在九王夺嫡时期就与八爷党过从甚密,雍正三年在汪景祺和九爷胤禟的策动下又意图谋反,可谓大逆不道,是一骄纵犯上背主负恩的“逆奴”。因此,雍正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并勒令其自尽,并非是兔死狗烹枉杀功臣,而是主人对叛主奴才的合理惩罚。

二月河将年羹尧定位为“奴才”,看似只是改写了他科举仕途和大将军的身份,实际上起到了淡化权力斗争残酷性与美化皇帝形象的作用。皇帝与武将之间的权力争夺是传统中国政治活动中最常见的斗争类型之一。二月河通过强化大将军的奴才身份将残酷的权力收束转变为主人对逆奴的惩戒,使本来阴鸷诡谲的权斗和权术,变得情理俱足,消解了功臣被诛的悲剧色彩,也回避了对皇权专制残酷性的反思。同时,二月河用曲折的文学笔法把罪过转移到奴才一方,磨洗掉皇帝主子性格里的阴暗面。他不无缱绻地抒写雍正皇帝在诛杀奴才年羹尧时的内心挣扎与不忍:“他不肯自尽,朕终是不忍下辣手啊!他与你们不同,和朕是有私交的”

二月河:《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第438页。,原来,奴才虽然忤逆但主子却毕竟深情,从而竟可召唤出“歌颂”

“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歌颂他们便是反民主?……只要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一统文学艺术昌明,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作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就是要歌颂,管你说什么!”(二月河:《由蔡东藩历史演义所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帝王的主题。

在“帝王系列”小说中,张廷玉、刘统勋、刘墉等在朝廷中枢里鼎足轻重的汉族大臣也被二月河塑造为动辄跪下谢恩谢罪的奴才。历史上,康雍乾三位皇帝从未要求汉族文臣称奴才,乾隆皇帝更是屡次对臣子奏折里称臣、称奴才的问题加以界定,不允许汉族文臣自称奴才

参见:《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谕》,《清实录》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版,第21019页。。事实上,历史上汉族文官称“奴”往往是“自贱其身”

历史学家杜家骥(1949-)指出:“奴才本是一种对主子私人而言的低贱身份,同时又因这种私人色彩的关系而可得到皇帝的特殊恩惠,那些口口声声在皇帝面前自称犬马奴才的官员,就不无这种意思。而有些汉人官员也不惜为此自贱其身,对皇帝而自称奴才,仰其鼻息,乃至遭到皇帝的制止,无耻至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556-557页。)。同样是历史小说作家的高阳(1922-1992),素以精通史实著称,他在《慈禧全传》(1984)中对此还特意写到一笔,汉臣鲍超在慈禧太后面前自称奴才便引起了反感,太后认为他“有意自附于旗下”

高阳:《慈禧全传·清宫外史(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72页。。但二月河对历史上皇帝对“臣/奴”称谓的界定及其背后的满汉冲突问题似乎并不在意,在他笔下,岳钟琪、张廷玉、刘统勋等汉族大臣自称“奴才”或“老奴才”,非但与“自贱”“媚上”无关,反而还是和皇帝皇子关系亲密、深得主子信任爱重的证明。

在被二月河改写为“奴才”的汉臣中,三朝宰相张廷玉的形象格外醒目。历史上,张廷玉家世清华,其高祖张淳明朝时官至陕西布政使,曾祖张士维官至中宪大夫,父亲张英于康熙六年中进士,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考中进士,历任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张英张廷玉二代为相,素有“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的美誉。这样一位出身儒学士大夫世家的汉族相臣,在“帝王系列”中,竟也难逃被奴才化的命运。首先,二月河把张廷玉的出身改写为“恩荫进士”

“张廷玉是恩荫进士,不过沾了祖上的光罢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第51页。),并非凭个人能力考取功名,而是沾了祖上的光才被赏赐了进士出身。其次,屡屡叙述甚至渲染张廷玉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比如张廷玉在议论任伯安案时,不小心多言触了康熙霉头,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喊道“奴才该死!”

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第224页。又如康熙二废太子后宣布永不再立太子,一旁的方苞还没言声,张廷玉就赶忙赞颂道:“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大清太祖、太宗皇帝也没有预立太子,国家反而日臻隆治,奴才以为皇上想得很对!”

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第249页。到了雍正朝,张廷玉面对当时还是皇子的弘历向其求字时,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老奴才怎么当得起?爷的字比奴才的强十倍呢!”

二月河:《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254页。既是“老奴才”,也就难免昏聩而不识大体,小说中张廷玉在乾隆朝政事一团乱麻时却接连登殿奏本,要求身后配享太庙,并要乾隆写字据为证颁发天下,而被乾隆斥责。把汉族宰相写成“奴才”和“老奴才”本已与史实有出入,二月河在《乾隆皇帝》(1995-1999)中竟还借纪昀之口说:“张廷玉是抬了旗籍的,讷亲就是旗主。”

二月河:《乾隆皇帝·秋声紫苑》,第121页。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材料可以证明汉人张廷玉曾入旗。有趣的是,二月河对张廷玉的“旗籍”也只在此提了一句,前文并无铺垫,后文也再无回应,这既无所来又无所去的莫名其妙的一笔,文学上颇显突兀,却给张廷玉锁定了“旗奴”的身份。

乾隆朝的刘统勋本是翰林出身的一代名臣,在吏治、河工治理方面都贡献颇大,历史上乾隆皇帝曾赞扬他“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赵尔巽编:《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 刘统勋》,第10466页。,但二月河对此只字不提,却花大量篇幅写刘统勋与皇帝皇后之间的主奴互动。小说《乾隆皇帝》中多次写皇后赐刘统勋吃食与衣物,如在元宵节刘统勋巡街前赐鱼头豆腐火锅,在刘统勋出外办差时赐貂裘,端午节考虑到刘统勋心脾不受用,特赐紫金活络丹……刘统勋每次受到赏赐,都感激涕零,伏地叩头,流泪谢恩:“谢主子,谢主子娘娘……”

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第181页。既然娘娘是“主子”,那么自己当然就是“奴才”。值得说明的是,“主子娘娘”并非清代大臣对皇后的应有称呼,而出于二月河的臆测。据学者研究,只有太监、宫女们才对皇后当面称“皇后主子”,背后则称呼为“主子娘娘”

朱家溍:《德龄、容龄所著书中的史实错误》,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崇文集二编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2页。。二月河让刘统勋等大臣称皇后为“主子娘娘”,不但把大臣摆在“奴”的位置,甚至卑下如同宫女太监。皇后既然是“主子娘娘”,那么,“真宰相”刘统勋自然还要以皇子为“小主子”,小说中乾隆在转刘统勋阅的奏事折下加了一行朱批小字:“皇后亦甚惦记汝,赐貂裘一袭,行将驰送。你小主子要一件民间百衲衣,你可代主子娘娘留心物色。”二月河:《乾隆皇帝·夕照空山》,第396页。二月河把讨论金川之役的公务和主子对奴才的家事嘱托共置在一份奏折中,国与家的界限、公与私的分际模糊不清,参与朝政的官员不再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0页。的大臣,而是皇帝的私属奴仆。清代文人讴歌康雍乾三朝君臣同心、创造盛世的笔法本已肉麻,二月河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是君臣一心,原来竟是“主仁奴忠”。

“帝王系列”小说中,有资格称“奴才”的汉臣大部分是与皇帝关系亲密、同心同德的近臣乃至中枢宰相。相反,郭琇、史贻直、窦光鼐这类不在中枢核心且不分时宜、直言犯谏的汉臣就从未获得“奴才”身份,他们冒死犯颜的劝谏行为也屡屡被皇帝指责为沾染了“汉人的坏习气”——“沽名钓誉”

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第169页。。尤有意味的是,皇帝总能识破诤臣狂妄的忠言里意欲留名青史的私心,总是偏不加诸酷刑而是温言抚慰,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旦解除,郭琇等人就不再直犯龙颜,反倒哽咽着膝行君前徐徐提出维护统治的恳切建议

康熙在郭琇进谏时先是大怒后召其入正厅讲话,郭琇建议把“天下实得于李自成之手”的道理颁之学官,晓谕天下。(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第212页。)。如果身处大清朝权力核心的汉族相臣也不过是皇族的奴仆,莽撞好名的诤臣只是要以大不敬之言吸引皇帝的恩宠,那么传统儒家“从道不从君”的道统就在无形中被消解了。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努力通过编辑理学典籍、坚持经筵日讲及晋谒孔庙等举措,渐以“治统”兼并“道统”,使“君”与“师”的身份集于皇帝一人,其中颇有深意

关于清代帝王“道治合一”的具体举措,可参见南开大学刘方玲201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朝前期帝王道统形象的建立》。。但二月河在“帝王系列”中并不费心描绘清代帝王兼并“道统”的复杂过程,而采取了一种更为轻巧的办法解除“道统”对“治统”的制约作用,令汉臣“失声”:将宰相塑造为奴才,从而抹杀了儒家士大夫的相对独立性。

结语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小说中,从未有人像二月河这样普遍、大量、夸张地书写奴才形象。凌力(1942-2018)、唐浩明(1946-)、高阳的清史叙事也只是依史实将太监宫女和一部分旗人官员写作奴才,未曾跨出历史上“奴才”本来的界限,更未津津乐道地铺展主奴之情。有清一代,君臣关系确实伴有一定的主奴特性。八旗制度中,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随着中央集权加强,本非皇帝领属的下五旗人也渐渐统属于皇帝之下,成为皇帝的奴才

“随着八分体制的瓦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这些旗人(下五旗旗人)也与他们的主子宗室王公一样,都已成为皇帝的臣仆”(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310页)。。不过,相较于史实,二月河更为夸张地泛化了“奴才”的范畴,不分满汉、不论文武、不顾出身,以至从统兵大将到朝廷的中枢宰相,无处不见“奴才”,无处没有浓厚的主奴之情。主奴互信的面纱遮蔽了皇帝与权臣、皇子与皇子之间权力斗争的阴谋意味,“逆奴”叛主而咎由自取淡化了君王的残酷与阴谋,中枢相臣被笼入温情脉脉的主奴关系则渐次消解了儒家士子们秉持的“道统”,由此,权力的争夺、皇权的巩固与集中都似乎显得合情合理。

“帝王系列”小说里帝王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人格独立的大臣近半并不可靠,自家的奴才则最是得心应手,“人治”甚至专制的色彩,在“大臣奴才化”笔法的推动之下,可谓达至顶峰。这一书写结构亦从侧面推高了帝王的形象:家奴的忠心不二成為皇上乃仁慈之主且知人善任的绝佳注脚;大将军年羹尧原来不过一叛主逆奴,则自然抹去了雍正帝的权谋与阴鸷;奴才化的汉族相臣亦使清朝帝王之兼作君师合情合理。更重要的,奴才与主子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奴才者为主子肝脑涂地是“造化”定出的本分。他们不是需要以礼相待甚至三顾茅庐的“士”,唐太宗名言“驱驾英材,推心待士”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三,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69册,第574页。所标志的为君美德用不到他们身上,奴才即使出将入相也不可以凌烟阁名臣自居——“老奴才”张廷玉不就因为强求配享太庙而触了霉头?因此,奴才们所建立的所有功勋都以更直接的路径归功主君一身。

但是,这样将名臣大将纷纷写成奴才的笔法,非但与史实不符,也是新文学传统下的历史小说中所未有,甚至不见于曾为新文学摒斥为“非人的文学”的通俗小说、评书、戏曲等传统文艺——即使是清末《刘公案》那样的通俗公案小说,亦未曾将“刘公”写成奴才。“帝王系列”小说中尽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自得,而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南辕北辙。若以鲁迅《灯下漫笔》的范式观之,“帝王系列”小说中康雍乾三代圣君脚下匍匐着的尽是奴才身份的大臣,这是否算得更为夸张的“人肉的筵宴”?从对二月河笔下“大臣奴才化”这一不见于此前任何一种文学传统的书写姿态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二月河在一些方面弃新文学传统掉头而去,其实却亦未回到古典文学甚至是传统通俗文学的流脉,而是创造了一个他想象并为之神往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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