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的国内外农地流转研究进展

2021-08-02王天琪

江苏农业科学 2021年12期

摘要：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厘清国内外关于农地流转领域的研究问题，以加深对农地流转研究领域的认识与把握，为后续相关研究拓宽思路。运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基于国际学术界权威的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与国内权威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分别有效选取1978—2018年的355篇公开发表的外文核心论文，以及1993—2018年公开发表的中文核心论文801篇，全景式展现国内外农地流转研究的发展轨迹及特征。尽管中外研究在起源时间上存在差异，但研究数量均于近年来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在研究热点方面，中外文献体现出一些异同，共同之处在于均重视农地制度和政策以及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而不同之处在于农地流转现状及农地流转影响等。农地流转研究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突出矛盾的关键，未来一段时期内，应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改变以往农地流转研究中理论框架的局限性，并不断采用新的理论方法解释出现的新问题。

关键词：农地流转;CiteSpace;文献计量;聚类分析;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12-0001-11

收稿日期：2020-09-14

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9NXCGL05）。

作者简介：王天琪（1989—），女，四川资中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E-mail：wang_2013uk@163.com。

农村土地是农业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利益的实现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根据原农业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达到3 413.33万hm2，流转率为37%，流转合同签订率达到68.3%。2020年是收官“十三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刻，农村土地流转作为繁荣农村经济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拥有较高的关注度。关于农地流转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于21世纪，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流转概念[1]、流转模式[2]、流转制度[3]等，而国外学者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研究最早是从发展经济学视角进行的，多涉及宏观层面问题的分析。同时，研究成果数量的激增也产生了许多综述类的文章[4-6]，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农地流转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但多数综述类研究成果建立在归纳和总结文献的基础上，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内权威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与国际学术界权威的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厘清国内外关于农地流转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研究趋势，以加深对农地流转研究领域的认识与把握，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软件由美国的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陈超美教授及其团队开发并于2003年推广使用。CiteSpace是Citation Space的简称，可译为“引文空间”，它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7]。由于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因此也将通过此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图形称为“科学知识图谱”，即有图和谱的双重特性。该软件最初专门针对文献的共引进行分析，并挖掘引文空间的知识聚类和分布，随着软件功能的不断更新与完善，它已经不仅仅提供引文空间的挖掘，还提供其他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国家/地区的合作等。

本研究的外文文献数据来自Web of Science的SSCI数据库，外文对于“农地流转”概念的译文既有“流转”又有“交易”“流通”“转换”等含义，因此检索策略为“主题=（farmland transfer） or 主题=（land turnover） or 主题=（farmland circulation）or 主题=（land transaction）or 主题=（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or 主題=（farmland conversion）”;搜索参数设定如下：文献类型=（Article）;时间跨度=（所有年份）;引文索引=（SSCI），共获得523篇文献。为了进一步确保所选文献的合理性，本研究通过人工识别方法逐一检查上述文献，并删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最后获得355篇适合本研究的有效文献。数据下载时间是2018年10月15日。

此外，本研究的中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的SCI数据库、EI数据库、CSSCI期刊数据库和核心期刊数据库。为了尽可能避免错过文献选择，本研究以该领域的多位学者论文为参考依据，选择不同关键词组合下的学者论文进行完整性研究。经过多次尝试，文献检索以“题名=农地流转并且文献来源=SCI收录刊or EI收录刊 or CSSCI期刊 or 核心期刊（模糊匹配）”为条件进行搜索，共获得1 986篇文章。为了进一步确保所选文献的合理性，本研究采用手工方法逐一验证CNKI搜索引擎获得的文档。具体策略如下：删除会议通知、会议摘要、新闻报道、政府官方文件和其他研究无关文献;深入阅读其余文献的摘要部分;剔除相同作者的重复发表以及关于研究农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用地流转问题的相关文献。最后，共获得了801篇有效的研究文献，数据下载时间是2018年10月9日。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文文献计量结果

2.1.1 文献数量情况分析

本研究搜索到355篇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文献，时间范围为1978—2018年，平均发表的文献数量约为9篇/年。由图1可知，2012年之后该领域发布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加，2018年达到55篇，并伴随持续增长的趋势。

2.1.2 作者、机构与国家（地区）分析

选择CiteSpace 5.0中的“Author”节点，得到1978—2018年农地流转领域作者的论文发表概况（表1），在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中，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小组”农村发展组首席经济学家Klaus Deininger博士以6篇论文位居第一;中国科学院Xiubin Li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Hualin Xie教授及Hua Lu教授分别以4篇论文并列居于第二。

选择CiteSpace 5.0中的“Institution”节点，得到1978—2018年农地流转领域机构的论文发表概况。由表2可知，在主要研究机构排名中，中国科学院以16篇论文居于首位，中国农业大学、世界银行分别以8、7篇的文献数量列为第二、第三。此外，排名前50的中国单位还有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

选择CiteSpace 5.0中的“Country”节点，得到1978—2018年在国家（地区）农地流转领域的论文发表概况。由表3可知，在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美国以113篇论文排名第一，中国以82篇论文排名第二，英国、德国、荷兰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可见，中国在农地流转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强。

2.1.3 研究热点分析

在CiteSpace 5.0中选择“Keyword”节点，筛选策略为Top 50，共获得32个研究热点（图2）。通过考虑热点词的数量、频率和中心性，进一步筛选出农地流转政策与制度研究、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研究、农地流转相关的生产力与可持续力的研究、农地利用与保护研究等四大主要研究热点。

2.1.3.1 农地流转政策与制度

由表4可知，“policy”“property right”“land reform”等热点词均入选，其中“policy”热点词的频数超过30次，中心性超过0.1，表明将农地流转问题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及制度问题进行研究已成为该研究热点的主要内容。从起始时间来看，“property right”和“land tenure”虽分别于2011、2013年才出现，却拥有较高的频次，意味着近年来农地产权制度及农地所有制改革问题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从CiteSpace筛选的文献来看，该研究热点又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农地产权制度。Cai认为，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8];Luo等提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农地制度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演变的结果。二是农地流转保障制度[9]。Zou等认为，城镇化和农业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农地闲置，农村地区的农地流转保障体系应得到更多重视[10];Tan等提出，目前中国的农地制度是政府控制与市场转移相结合的一种混合制度，这种混合治理结构会导致农地流转的保障作用重新分配并歧视农地所有者[11]。三是农地流转制度体系。Chen等认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体系是一个由一级和二级农地市场组成的双层市场体系，中国应有效遏制非法农地利用，促进农地市场改革[12]。

2.1.3.2 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

由表5可知，“poverty reduction”“land degradation”“household behavior”等热点词均入选，其中“determinant”的频数最高，且中心性大于0.1，表明该研究热点较关注农地流转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同时，“poverty reduction”“household behavior”“risk”等词表明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研究更关注农地流转中作为弱势主体的农户。结合CiteSpace筛选出的文献，可将该研究热点划分为3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农地流转对减缓贫困的影响。Segers等从农地使用权的正式分配和其他非正式农地转让实践的角度，探讨非正式农田租赁形式对减缓贫困的有效作用[13];van Leeuwen认为，通过土地管理权力下放将确保更好地保护农户的资产并减少与土地有关的冲突[14];Gersbach等主张成功的农地流转使社会从以农业为基础的贫困状态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发达经济[15]。二是农地流转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如Grubbstrom等认为退休家庭的农民没有可继承的土地，他们只能通过租赁或购买土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对未来几代人的社区和乡村景观产生了影响[16];Wu等提出从进出口省份的生产效率来看，与当地贸易商品生产相比，农地资源使用总量增加会导致水资源使用总量减少[17]。三是农地流转对农村经济的影响。Zou等认为粮食补贴的存在增加了将农地保留在农业中的可能性[18];Zhang 等主张参与农地配额交易总体上会导致当地经济更快增长，交易对配额转入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对转出方经济增长的影响[19]。

2.1.3.3 农地流转相关的生产力与可持续力

由表6可知，该研究热点的起始年份为1996年，最新年份为2017年，说明该研究热点具有较长的生命力。其中，频次最高的热点词为“agriculture”，且其中心性为0.33，表明农地的有效流转无疑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农地可持续力发展具有良好的效益。因此，一系列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及其他关于农业问题的新理论、新思想应运而生。“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的中心性为0.11，表明有关农业生产力的研究在该研究热点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研究内容来看，该研究热点又可划分为2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关于农地流转生产力的研究。Zeng 等认为，土地整理直接促進农地使用权流转，间接鼓励非农就业，提高生产者的农业技术效率[20];Malek等提出，农地转让受限地区为了满足未来对粮食的需求，需要在提高农田生产力的同时显著提高灌溉效率[21]。二是关于农地流转可持续力的研究。Lu等主张，农地流转是中国耕地管理和集约化生产的重要途径，农地转移不仅会产生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还能够获得更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资源[22];Shucksmith等认为，通过农地转移形成的家庭小农场能够持续存在，并能够以新自由主义时期很少承认的方式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23]。

2.1.3.4 农地利用与保护的研究

由表7可知，频次最高的词为“food security”，且中心性超过了0.1，表明农地的有效利用及保护粮食安全在该研究热点中占据主要地位，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land use”的中心性为0.08，表明土地利用的研究在该研究热点内具有重要影响力。从CiteSpace筛选出的文献来看，该研究热点可分为如下两大类：一是基于农地有效利用的研究。Lichtenberg等认为，现有的体制和政策结构造成对耕地保留不足和过度农地转换的激励，导致土地使用效率显著低下[24];Yin等提出，在优化农地利用模式中应重点利用优质耕地，减少或禁止利用低质量耕地[25]。二是基于保障农地用途的研究。Tan等认为，在当前中国农地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农地用途管制的实行有利于满足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要求[26];Wang等提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和农地流转管理可以有效控制农地用途的变化[27];Long等主张，中国现有的农地管理法律制度存在农地社会功能弱化、相关权利主体农地收益分配失衡等滞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地流转后用途的异化现象[28]。

2.2 中文文献计量结果

2.2.1 文献数量情况分析

本研究通过搜索共获得801篇关于农地流转领域的研究文献，时间范围为1993—2018年，年均发表文献数约为32篇（图3）。

由图3可知，近25年来农地流转领域的文献出版文献数量普遍增长，并经历了“稳定发展—高速增长—稳定发展”3个阶段。2002、2010年是2个明显的时间节点，2002年之前，出版文献数量很少，平均约3篇/年;此后，这一数字显著增加，在2010年达到82篇的峰值。特别是从2013年至2018年发表的文献数量累计达到25年总数的32.33%。同时，考虑到数据下载时2018年尚未结束及文献发表的滞后性，预计2018年农地流转领域的文献数量仍将相当可观。可能的解释有2点：第一，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了土地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加之文件明确指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农地流转的关注力度，使2002年成为农地流转研究的转折点。第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无论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农地的有效流转都是发展农村经济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推动了农地流转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壮大。

2.2.2 作者和机构分析

选择CiteSpace 5.0中的“Author”节点，得到1993—2018年农地流转领域作者论文发表概况（表8），在农地流转领域的代表学者中，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以15篇论文发表数位居第一;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杨俊孝教授以12篇论文发表数位列第二;贵州大学洪名勇教授、华中农业大学钟涨宝教授、湖南农业大学曾福生教授并列第三。

选择CiteSpace 5.0中的“Institution”节点，得到1993—2018年农地流转领域机构论文发表概况（表9）。在主要研究机构排名中，作为中国老牌农业类研究型院校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27篇论文发表数高居第一，占论文总数的3.37%。此外，湖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该领域均成绩斐然。

2.2.3 研究热点及代表性文献分析

在CiteSpace 5.0中选择“Keyword”节点，筛选策略为Top 50，共获得54个研究热点。通过综合考虑热词的数量，频率和中心性，进一步筛选出农地产权制度研究，农地流转效应研究，农地流转行为和意愿研究，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特别是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下载的文献没有附带被引量，因此无法将CiteSpace应用于共引分析。因此，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时，本研究以CiteSpace提取的文献为对象，结合中国知网被引量数据，建立以下选择策略：首先报告热点词提取数最高的文献，其次报告被引量排名靠前的文献，最终报告发表年限较新的文献（图4）。

2.2.3.1 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

由表10可知，研究热点更加关注农地不同产权的制度内涵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研究热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农地使用权及使用权制度研究。刘俊认为，农地制度创新的难点在于难以逾越现行法律的制约，创造更多的土地权利类型是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关键[29];何虹等认为，明确农地使用权主体关系是涉及农用地流转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成效[30];庞宏认为，把握和处理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农地使用权稳定、调整和流转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31]。二是农地所有权及所有权制度研究。姚永龙建议，农地制度在法制的轨道上实施变迁并朝着淡化所有权、重视使用权的方向转变，受让主体由专业农户向多元主体转变[32]。三是农地产权强度研究。罗必良提出，农地流转及其大规模经营须要对产权主体和产权对象的交易进行约束，并选择和匹配相应的交易装置，还主张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作为主线的制度核心将成为中国新农业管理体制的基本结构[35]。

2.2.3.2 农地流转现状的研究

由表11可知，研究热点首先关注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而研究农地流转的禀赋效应。此后，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及非农就业的普遍存在，农地流转的模式也变得多样化。近10年，以保护耕地用途为出发点的流转主体利益博弈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总体上看，该研究热点可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地流转的积极效用研究。李光跃等提出，通过加强农地流转管理和改革创新农地经营体制机制等对策建议，能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与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36];单杨认为，通过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能扩大农民的农地管理规模，增加农地整理力度和农地整理质量，從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37];丁新正认为，平衡和协调好农村土地流转中各方的利益关系，才能有效规避农地流转中的各种风险，并有效实施农地流转创新模式[38]。一类是农地流转的消极效用研究。钱昱如等利用GIS技术测算出流转耕地总的用途变化率达69.13%，因此判断农地流转极有可能引起耕地的用途发生变化，进而威胁粮食安全[39];罗必良认为，由于土地人格化财产特征的强化，农民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被认为是抑制农地流转有效性的重要来源[35];李长健等运用博弈论系统分析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透视现实制度实行中其他利益主体对农民利益的侵害[40]。

2.2.3.3 农地流转行为及意愿的研究

由表12可知，该热点的研究主要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探究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行为。从研究时间分布来看，该研究主要集中于2012年以前。采用定量方法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冯玲玲等采用Logist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42];夏显力等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农户类型、年龄、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等8个因素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显著性因素，而区域经济条件等4个因素是调研样本区农地流转差异性形成的主要动因[43];宋文构建农民土地意识的4个维度与农地流转意愿和规模经营意愿的假设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模型验证[44]。采用定性分析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刘克春以江西省为例，依据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45];初玉岗鼓励培育和扶持企业家型的农户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农地流转行为的增加[46]。这部分研究热点有明显的时间节点特征，在2010年以前关于农地流转行为及意愿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在2010年以后使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及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加，且研究对象主要是以身兼农地转入与农地转出双重身份的农户为主。

2.2.3.4 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由表13可知，该研究热点较重视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探索，尤其是交易成本及农地流转价格等因素的制约程度。同时，全部热点频数高达427次，中心性达到0.96，位居第一，表明该研究热点在农地流转领域中处于主流地位。具体而言，该研究热点又可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别：一类是农地流转的宏观影响因素。卞琦娟等利用177户农户样本数据发现，浙江省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农地流转存在明显地区差异的原因[50];丁敬磊等則发现，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是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瓶颈[51];车裕斌以农地流转系统分析为基础，详细分析我国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并提出我国近期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完善的途径及创新方向[52];侯明利认为，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力度，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将成为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努力方向[53]。另一类是农地流转的微观影响因素。何一鸣等构建了一个关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产权管制”的理论范式，并区分约束农地流转的外生性与内生性2类交易费用，进而阐释产权管制放松节约内生性交易费用的制度逻辑[54];翟黎明等从农户生计资本视角，利用2期截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各场景下农地流转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55];翟研宁通过对比实地调研得到农地流转的实际交易价格与运用收益还原法测算农地流转的应然价格，分析造成农地流转实际价格偏低的原因[56];许恒周等提出，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7];毛飞等认为，现阶段农地确权不到位、流转信息平台缺失和不完善、政府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的激励不当都增加了农地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农地流转的实现[58]。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国外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开创性地针对这一领域展开了探讨;国内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中外研究在起源时间上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中文文献还是外文文献，针对农地流转的研究数量均于近年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趋势。说明在“三农”问题广受关注的今天，国内与国际学术界在农地流转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具有共识，都认为农地流转研究是解决“三农”问题中一个较重要的课题，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不可回避的环节（表14）。

尽管中国学者针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却依托“后发优势”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最早于1995年在国际SSCI期刊中发表相关论文，总量仅次于1978年便开始取得成果的美国。从作者发文数量来看，外文文献中，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小组农村发展组首席经济学家Klaus Deininger博士独占鳌头，其次是中国科学院Xiubin Li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Hualin Xie教授及Hua Lu教授并列居于第二;中文文献的排名则是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位居第一，新疆农业大学杨俊孝教授位居第二，并列第三的由贵州大学洪名勇教授、华中农业大学钟涨宝教授和湖南农业大学曾福生教授。从机构发文数量来看，外文文献中，中国科学院位居第一，中国农业大学、世界银行分列第二、第三;国内方面农业类研究型院校则是主力军，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包揽了前3名。

在研究热点方面，中外文献体现出一些异同。经过近50年的发展，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农地流转政策与制度、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农地流转相关的生产力与可持续力、农地利用与保护等四大主要研究热点;而国内学术界则主要针对农地产权制度、农地流转现状、农地流转行为及意愿、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展开讨论。共同之处在于均重视农地制度、政策及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差异之处则是关于农地流转现状的研究方向上，外文文献更加侧重关注农地保护、农地生产力与可持续力等，而中文文献中部分提及耕地保护，还关注农地流转主体意愿与行为等其他主题;在农地流转影响方面，外文文献除了关注其对经济环境的影响外，还关注其对减缓贫困的作用;中文文献则集中于讨论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等问题。

3.2 讨论与展望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农村劳动力、农业产业、土地等要素组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此农地流转研究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突出矛盾的关键。在新形势下，立足国情农情，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协调人和地之间的关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这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究须要关注的核心方向。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土地流转应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三权分置”产权制度等新趋势与新背景，把握城乡融合发展、农地产权制度演变与农地流转的有机联系进行探索与完善。从研究内容来说，农地流转研究具有多元主体、作用机制复杂的特征，今后的研究应结合现阶段的理论政策，加强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产业融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土地产权制度、风险防范与农村社会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思考。从研究视角来说，要突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农地流转不再仅限于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同时可以创新借鉴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改变以往农地流转研究中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还应着重加强在微观层面对土地流转制度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多以实证分析为主，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存在较大的同质性，且规范分析相对欠缺，今后应加强计量经济与空间计量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不断采用新的理论方法解释出现的新问题。

參考文献：

[1]黄祖辉，王朋.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2）：38-47.

[2]宋宜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J]. 经济问题，2017（2）：63-67.

[3]张红宇.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从实证到理论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02（2）：21-33.

[4]黄建伟，刘文可，陈美球，等. 中国农地流转研究述评：20年文献回顾与展望——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J]. 中国土地科学，2017，31（3）：80-88.

[5]安海燕，洪名勇. 农地流转研究综述与展望[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35（3）：21-25.

[6]张会萍，倪全学.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综述[J]. 宁夏社会科学，2011（3）：24-26.

[7]Chen C.CiteSpace Ⅱ：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2006，57（3）：359-377.

[8]Cai M.Land for welfare in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16，55：1-12.

[9]Luo B，Fu B.The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deformity：the history，reality and reform[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09，1（4）：435-458.

[10]Zou B，Mishra A K，Luo B.Aging population，farm succession，and farmland usage：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18，77：437-445.

[11]Tan R，Qu F T，Heerink N，et al.Rural to 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China—how large is the over-conversion and what are its welfare implication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4）：474-484.

[12]Chen Z G，Wang Q，Huang X J. Can land market development suppress illegal land use i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5（49）：403-412.

[13]Segers K，Dessein J，Hagberg S，et al.Unravelling the dynamics of access to farmland in tigray，ethiopia：the‘emerging land market revisited[J]. Land Use Policy，2010，27（4）：1018-1026.

[14]van Leeuwen M.Localizing land governance，strengthening the state：decentralization and land tenure security in Uganda[J].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7（1）：208-227.

[15]Gersbach H，Siemers L H R.Land refo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Macroeconomic Dynamics，2010（4）：527-547.

[16]Grubbstrom A，Eriksson C.Retired farmers and new land users：how relations to land and people influence farmers land transfer decisions[J]. Sociologia Ruralis，2018，58（4）：707-725.

[17]Wu S，Ben P，Chen D，et al.Virtual land，water，and carbon flow in the inter-province trade of staple crops in China[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8，136：179-186.

[18]Zou B，Luo B.Why the uncertain term occurs in the farmland lease market：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Sustainability，2018，10（8）：1-15.

[19]Zhang W，Wang W，Li X，et 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land protection：an assessment of rewarded land conversion quotas trading in Zhejiang，China[J]. Land Use Policy，2014，38：467-476.

[20]Zeng S，Zhu F，Chen F，et al.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producers：a survey from Jiangsu Province，China[J]. Sustainability，2018，10（7）：1-17.

[21]Malek Z，Verburg H P.Adapt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under scenarios of irrigation water use and availability[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2018，23（6）：821-837.

[22]Lu N，Wei H，Fan W，et al.Multiple influences of land transfer in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8，90：101-111.

[23]Shucksmith M，Ronningen K.The uplands after neoliberalism？—the role of the small farm in rural sustainabil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1，27（3）：275-287.

[24]Lichtenberg E，Ding C G.Assessing 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y in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08，25（1）：59-68.

[25]Yin G，Liu L，Jiang X.The sustainable arable land use pattern under the tradeoff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an analysis of Dongting Lake basin，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7，24（32）：25329-25345.

[26]Tan R，Beckmann V.Diversity of practical quota systems for farmland preservation：a multicountr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Government and Policy），2010，28（2）：211-224.

[27]Wang H，Tao R，Wang L，et al.Farmland preservation an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rading in Zhejiang，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0，34（4）：454-463.

[28]Long H，Ge D，Zhang Y，et al.Changing man-land interrelations in Chinas farming area under urba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8，209：440-451.

[29]劉俊. 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 现代法学，2007，29（2）：170-178.

[30]何虹，陆成林.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流转的三个重要问题[J]. 学习与实践，2015（4）：32-39.

[31]庞宏. 中国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研究[D]. 西安：长安大学，2006：22-23.

[32]姚永龙. 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世界农业，2010（5）：12-15.

[33]华彦玲，施国庆，刘爱文. 国外农地流转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J]. 世界农业，2006（9）：10-12.

[34]刘程鹏，李巧云，关欣. 基于集体土地确权的农地流转问题分析[J]. 湖南农业科学，2013（3）：135-138.

[35]罗必良. 农地流转的市场逻辑——“产权强度-禀赋效应-交易装置”的分析线索及案例研究[J]. 南方经济，2014（5）：1-24.

[36]李光跃，彭华，高超华，等. 农地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思考——基于四川省的调查分析[J]. 农村经济，2014（7）：52-55.

[37]单杨. 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的影响研究[D]. 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5：55-57.

[38]丁新正. 统筹城乡背景下农地流转的模式及风险规避——以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实证[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7（7）：18-22.

[39]钱昱如，邱道持，王玲燕.农地流转中的耕地用途变化及原因分析——基于重庆市忠县的调研[J]. 农村经济，2009（3）：32-34.

[40]李长健，梁菊，杨嬋. 博弈视角下农地流转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探析[J]. 桂海论丛，2009，25（4）：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