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恺健 王润泽

【摘要】印刷术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适应和选择上，利用印刷术往往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还牵涉其他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因素。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史同样如此，报纸对读者的想象汇集了以上的诸多思考。通过对木刻、西式活字、石印三种印刷技术的考察，本研究发现技术所带来的最大作用，不在于制造区分，而在于弥合区分。技术需迎合社会的需求，但这种需求是多方面的，并非技术进步就包揽一切。木刻、活字印刷、石印三种技术，虽然各自的技术特性有所不同，但当它们被用在印制报纸上时，它们的想象则是一致的，其最终所指向的都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平民大众。

【关键词】区分 印刷术 木刻 西式活字 石印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3-099-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3.015

一、回到报刊本身来谈与读者关系的变化

作为一种技术，印刷术自宋代以来就是一种区分的想象，[1]中国的士人往往对于印刷的用纸、用墨和其他部分百般挑剔，并试图将其与篆刻这样的高级艺术区分开来，以此显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位，与商业出版这类低级形式进一步拉开距离。[2]即便在印刷术内部，也可依据纸张品阶的高低而区分出不同的阅读群体，[3]（661）这样的情况直至清末依然存在。[4]

近年来随着技术、媒介视角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万物皆媒并不仅是描述或隐喻，其包含着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丰富内涵，[5]但在过往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的出版史志类研究一般只包括书籍、杂志以及与书刊有关的内容，很少讨论报纸，[6]报刊的印刷研究一直在印刷出版史研究中处于边缘位置。[7]近代报刊作为出版活动的一种，其出版史研究的视角虽偶有涉及，但总体上仍处于缺席状态。[8]因此像前述那样从出版发行视角来讨论技术对于阅读群体区分的研究，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并不多见。

历史上只有很少的读者会留下文字来描述自己阅读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会以文本、副文本和物质形态来推断读者的身份。[9]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式印刷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被引入中国，随着印刷、电报技术革命而产生的新闻业也一并进入，[10]中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木刻、石印、西式活字等各类印刷术应用的竞争。本文认为，印刷术本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适应和选择上，利用印刷术往往超出单纯的技术层面，牵涉其他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因素，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同样如此。报纸对于读者的想象汇集了以上诸多思考，因此通过中国近代新闻业对于读者的想象来思考印刷术所带来的区分，便成为一种可能。

二、木刻印刷：十八省中国人同气连枝的可能

1815年，近代中国第一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下称《察世俗》）诞生，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其采用了线装书形式，以传统的木刻印刷出版。

在《察世俗》的设想中，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可分为“上中下三品，老少智昏愚达皆有”。作为一份宗教报刊，《察世俗》要做到的就是“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查此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11]这篇序言在米怜离开广东前往马六甲传教之前就已撰写完成，[12]（155-156）可见在《察世俗》视野中，它所面向的人群不是某一类特定人群，而是当时所有的中国读书人。

在当时，采用西式印刷的方法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并非不可能，《察世俗》最后一两页的时事新闻中，采用的就是活字印刷，但通常都附在报刊的最后，担任的是零星次要角色，[13]（12）而木板雕刻才是早期报刊印刷的主角。

马礼逊与米怜之所以采用木刻，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在文化上，承担报刊编辑任务的米怜认为在将书籍送入中国时，外观和制作方法要尽可能避免“异邦”印象，且要尽可能像是由中国人编写和印刷的中文书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顺利过关并进入书店，从而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同时印刷上风格也要显得粗陋一点，这样读者才会觉得这应是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的作品，从而减少读书人对这些作品的攻击。[14]（120）米怜所采用的木刻虽不是名家作品，均是学徒所刻，但这更能说明它所面向的是普通读者，而非单一的上层群体，且相较于活字，其更加整齐美观，更能引人注意。因此木刻与西式印刷在报刊最初进入中文世界时，就是一次对中国读者与西方读者的区分。

其次是经济层面的考量。拼音文字与汉字间的巨大差异，主要反映在制造以及经营成本上，拼音字母的铸模一般在40个以内，而汉字所需铸模至少40 000个，因此西式活字印刷方式在一开始并不适合中文印刷。采用木刻则只需用同一套工具刻制出所有不同的字和符号，就可轻易将不同字体与符号轻易结合在同一版面上。木刻的一板多印，每刷少量特点，也适合报刊后来增印合订本的需求，这样的印刷方式不仅大量节省纸张的费用，也能避免写作上的错误并持续改进。[14]（112-118）

最后则是木刻对于设备的要求相对简单，当时若采用西式印刷，设备大多需从欧洲进口，而木刻则可就地取材，也易招聘到刊刻工人，如当时在马六甲的工资虽是在中国的两倍，但相较于西式印刷机动辄几百元的价格，还是便宜许多。[12]（160）

正因如此，此后许多个人创办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如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林乐知的《中国教会新报》（后更名为《万国公报》）等均采用了木刻印刷，印刷术对于出版者的区分也开始显现。至于对读者的影响，或因早期《察世俗》的发行主要采用赠阅的方式，且当时《察世俗》能否进入中国的读书世界也未可知，[12]（159）因此只有当报刊真正进入中国时，木刻在经济上对读者的区分才开始显现。

1868年由林乐知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木刻式設计装饰，且按照中国官方的板书大小制作。该刊采用木刻雕版，且使用当时相对廉价的纸张品种——毛太纸印刷。按理来说，承印《中国教会新报》的美华书馆已通过电镀活字的技术实现了西式活字的大规模生产，其西式印刷技术不论是滚筒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均已十分成熟。[13]（12）当时的西式印刷品如《六合丛谈》实际上已进入中国士人的读书世界中，为何《万国公报》仍要采用中式传统的木刻印刷？原因除这份报刊是由林乐知一人承担起了编辑和出版发行的重任，且受限于林乐知窘迫的经济状况外，[15]还在于林乐知对于这份报纸发行的想象。《中国教会新报》出版的目标在于“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虽隔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而“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因此利用契合于中国人读书方式的传统木刻书，林乐知想象的是报刊能在时空延展中，为中国教徒乃至全体中国人争取相遇的机会，使原本难以或根本无法交谈的人，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相互理解。[16]参考当时基督教普遍采取的自下而上的传教策略，教众普遍来自社会中下层，[17]为让这些人有余力购买报纸，达成“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的愿望，报价必须是他们所能接受的，采用木刻就是一种对于受众的区分。当时一份《中国教会新报》的售价为每年1元，在发行半年后改为每年0.5元，这样一份报纸的价格仅为10文左右，参考采用西式活字印刷的《上海新报》每份30文的售价，木刻印刷的报纸显然更适于社会中下层民众的购买。

同样能够证明这一区分的是《中国教会新报》所使用的毛太纸。毛太纸是一种纸色米黄、质地极脆的竹纸，按照纸张分类，连史纸为最好的纸张，稍次为赛连纸，官堆纸则稍厚于毛边纸，为中等纸张，毛边纸低于前述三者，毛太纸则次于毛边纸。[3]（660）参照同时期成立的浙江书局，为保证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按照纸张品质的高低，同本书籍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如《小学考》，连史纸为每部2 860文，赛连纸为每部2 660文，毛太纸则仅1 880文。单本的《诗经释要》，连史纸的价格为160文，官堆纸为140文，毛太纸每部仅有80文。[18]由此可见，即便同样的书籍，因印刷用纸不同，也能产生区分效果，从中也可识别出被书籍生产者视为关键的一些文化分野。据预设的不同读者的期待与能力，可建立书写域出版的策略。[19]《中国教会新报》的目标受众与浙江官书局所生产的毛太纸书籍一样，面向的是那些无力购买昂贵报刊的下层寒士，价格的分野自然造成了受众的分野。

综上所述，木刻印刷作为早期传教士报刊进入中国的一种区分策略，适应于早期宗教报刊自下而上的传教策略，又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西式新知，它们是定期出版的“书”，是不同于中国书籍、又不同于《京报》的“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的新式书，[20]面向的是那些无力购买昂贵书籍的下层寒士。有意思的是，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中，当时使用木刻来印刷报刊的，大多是这些外来的西方传教士，这在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对于报刊的区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木刻印刷报刊“不仅游离在当时的官方体系话语之外，甚至也游离于当时主流文人群体之外”。[21]即便到了1878年，依然有传教士质疑这些木刻报刊并没有完全进入中国人的读书世界，[22]依然是“门内的他者（the others）”，想象与现实依然有很大距离，仅在形式上对中国书籍做出模仿，并未实现报刊的完全进入。

三、西式活字印刷：由洋到华的可能

中国最早采用西式活字印刷的不是中文报刊，而是1850年由英国人亨利·奚安门创办的上海第一家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其率先采用了西式活字印刷术，而《北华捷报》的创办是让报刊成为对“本埠（上海）最有利的东西”，并希望“英国乃至世界各国都能重视上海的发展，尽快同大清帝国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更加扩大对华贸易;对华政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应有全局和长远打算，看到这个大帝国有着惊人的丰富资源”。[23]为此在《北华捷报》的想象中，其读者自然是那些在华外商，因此采用活字印制的报纸自是最好的选择。

活字印刷进入中文报刊世界，是在墨海书馆引进滚筒印刷机并将其用于汉字书籍印刷之后。此时的西式活字印刷早已摆脱早期西式活字印刷汉字的缺陷，王韬称之为“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非麻沙之本”，[24]它改变了以往西式印刷中文字体时字体不均匀、印刷质量低劣的问题，使得西方印刷术在印刷中文书籍方面得以大量使用，滚筒印刷的使用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再也不能应付承担“广传”的角色，也代表着活字印刷和木刻的此消彼长。[13]（183）造成的结果就是以《六合丛谈》为代表的“刊”，开始以现代刊物的空间扩张性，截断了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平移入新类型的知识。而《上海新报》的出现，使得新媒介的制作和西学的知识生产，开始由西人独占变为中西联手，报刊开始渗入国人的日常生活。[20]

正因如此，在中国率先使用铜活字印刷的《六合丛谈》旨在“颁书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达其辞，俾远方之民与西土人士，性情不至于隔阂”，[25]试图打破西人与华人间的隔阂，让“报”以新的形态进入中国。慕维廉曾列举当时订阅报刊者主要是来自上海的外国人及中国士人，在华的欧美等国的政治家、商人等是《六合丛谈》的主要读者，[26]因此《六合丛谈》所想象的读者正是那些想要增进彼此了解的中西人群，自此以后新報开始进入中国的新闻业。[27]

虽说《六合丛谈》创刊一年即被证明“无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和新教徒的获得”，《六合丛谈》便在慕维廉“我们不能让杂志的出版证明杂志本身不利于我们所追求的事业的进展”的主张下，戛然而止。[28]但在物质上对于新报的支持，《六合丛谈》以及背后的墨海书馆还在继续。1862年创办《北华捷报》的字林洋行创办了当时中国第一份中文新报——《上海新报》，其背后的汉字活字以及印刷设备，便来自即将倒闭的墨海书馆。[29]《上海新报》遵循了过往《六合丛谈》的发行规则，强调“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30]其重视“贵商要观阅此报，即来本行挂号可也”，[31]因此《上海新报》的主要销售依然为个别洋行商号的常年包订，并由各洋行和相关华商高价包销，[32]依然走不出由《六合丛谈》所划定的外国商人及洋行圈子，《上海新报》的进入依然是在原地打转，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社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报纸的内容设计与编辑，印刷也是重要原因。当时的《上海新报》由于继承的是墨海书馆的设备，而墨海书馆的手动滚筒印刷机最大的缺陷，在于须使用外国纸张来进行印刷，[13]（207）时任伦敦会秘书的穆廉斯在视察墨海书馆时就曾提及“英文活字老旧，中文活字很差，中国纸张更糟。我坦白告诉伟烈先生（伟烈亚力），不要付墨海书馆以每部8便士为圣经公会印的几千部新旧约，它们根本就是墨海之耻”。[13]（207）另外一家外国书馆美华书馆的馆长姜别利在提及墨海书馆的印书品质时也说：“我希望永远不会和他们提及以滚筒印刷机生产如此低劣的印刷品。”[13]（207）由此可见，这台手动滚筒印刷机根本不能使用中国纸来印刷书籍，而《上海新报》也一直以上等印报纸来印刷，其纸质比20世纪40年代报纸所使用的印报纸还要讲究。[33]正是这种用纸限制，使得《上海新报》的定价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30文。即便这一价格已比《京报》便宜许多，[34]但参考当时普通人一日仅需20文的饮食开支，[35]这样的价格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得起的，早期的《六合丛谈》可通过赠送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到了新报时代，价格问题自然造成了受众的区分。

这一问题直到另外一份新报《申报》的出现才得到解决，其秉持着“此报乃与华人阅看”的原则，[36]在出版经营上完全由华人买办自负盈亏。为降低成本，《申报》使用的也是手动滚筒印刷机，但不知是印刷机自身的原因，还是经过了改造，所使用的纸张是当时最便宜的毛太纸。[37]也正因此，《申报》在当时的价格为每份8文，是一份普通人能买得起的报纸。所以在《申报》的想象中，“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38]可见《申报》非常重视“下”的基础，《申报》之“新”不只是“为士大夫所赏”，更是“为工农商贾所通晓”。[39]

《申报》很快通过价格上的优势，争取到比《上海新报》更多的读者，发行不到一年，《上海新报》便宣告停刊，次年《申报馆赋》有言：“码头热，华洋杂，新闻集，《申报》出。馆创三月下澣，八页按日信局代售而寄发直达苏杭，纸贯一时，统入各邦。”[40]此时的《申报》通过书信局设立分销处的形式，已进入中国的各个角落，新报也是在此时真正进入国人的阅读世界。

如果当初美查在《申报》成立之前所做的调研是在世界范围的话，有可能发现，《申报》所采取的印刷策略与1833年行销纽约街头的《太阳报》几乎如出一辙。作为一份廉价的便士报，《太阳报》创办之初并没有使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动力滚筒印刷机和上好的新闻纸，而是采用与《申报》一样廉价的手动滚筒印刷机和美国以破布为主要生产原料的较为廉价的纸张。[41]印刷术与地方实际情况的结合，通过技术来弥合区分，才开启了西式活字印刷真正嵌入中国社会的可能。1873年英华书院的出售，标志着传教士引介西式活字印刷术来华行动的结束，也开启了国人自行使用与推广的本土化阶段。[13]（281）1875年中国人开始自己做起了出售活字印刷机的生意，[42]中国报刊也开始进入活字印刷时代，此后各种新式报刊如《新闻报》《时务报》陆续登场，都在强调普通人阅报的好处，如《新闻报》的“文人阅报，益在多闻;商家阅报，益在善贾;农工阅报，益及操作”，[43]《时务报》的“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44]在印刷上虽都采用了西式活字印刷，但在纸张上一直使用的是国产毛太纸、赛连纸、油光纸。[45]西式技术与中国物质在报纸上得以结合。

四、石印技术：扎根中国的可能

相较于之前的两种技术，石印术本身由于发明较晚，[46]用于中国报刊印刷的时间也比前两种技术晚许多。1826年，石印术才由马礼逊带到中国，但仅用于印制山水画，[47]此后的石印术更多作为印刷单件出现在报刊的印刷中，如《六合丛谈》创刊号的《小引》用的就是楷书石印，《格致汇编》与早期《申报》则采用石板和铅板拼接，以石印的方式印刷插图和广告图片。[48]

比起木刻和西式活字，石印术所代表的表述方式则扎根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49]（131）当时《北华捷报》曾刊文指出，“石印术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比雕版更能够保留书法作品的美感”。[50]为《点石斋画报》绘画的吴友如在描绘石印术时写道：“故事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板易。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歌。不用切磋与着墨，不用雕镂与刻画。赤文青简顷刻成，神功鬼斧泯无迹。”[51]（29）可见在国人眼中，石印术并非完全是一种外来技术，石印术成为中国接受西方印刷技术的第一步，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传统最为接近的西方技术，石印术更能将书写文化的生命发扬光大。[49]（109）

《点石斋画报》出版时，身为外国人的美查也敏锐感觉到“好事者绘为战捷之图，市井购观，恣为谈助。于以知风气使然，不仅新闻，即画报亦从此可类推矣……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赏，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52]可见石印画报的出现，满足了市井居民的日常生活娱乐需求，石印术在出版者眼里，比木刻及活字印刷更易普及大众。

事实确实如此，1889年的《北华捷报》在提及石印术时曾提及一本石印的《康熙字典》成本仅为1.6元～3元，而雕版的成本为3元～15元，[50]如果是活字的话，价格自然要高出许多。难怪吴友如会认为“机轧轧，石粼粼，搜罗简策付贞珉，点石成金何足算，将以嘉惠百千后人”。[51]（29）因此《点石斋画报》在撰文部分，用词往往介于记者报道与文人文章之间，比前者多一些铺陈，比后者又多一些事实，[53]《点石斋画报》不是为文人出版，不是为商人出版，更不是为士人出版，其面向的是那些深处世俗的平民百姓。

另一份采用石印的报纸虽稍显极端，但更能说明石印术的这种取向，那就是“以明农为主，不及他事”的《农学报》。[54]《农学报》的出现代表着当时维新事业的下层转向，意味着报刊事业的这种转型，“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臂胫而养其指趾”。[55]振兴农业须通过报刊来改变“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长期分离，而石印术既能刻印文字满足乡绅阶层的需要，又能通过图片使不识文字的农民明白作物的形态以及如何种植，因此形成了“肄业诸生，地方绅董，随时观览，转告耆农，参照经营，相互讲解”的传播局面，[56]从而“家喻户晓，开民智而厚民生”。[57]

如上所述，可能因发明时间较晚的关系，石印术所想象的读者并没有像西式活字印刷那样，经历过一种想象的变化，而是明确指向了社会中下层的平民百姓，此时的石印术与木刻印刷乃至西式活字印刷的目标一致，都是面向那些刚刚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普通人，这就导致了各种技术间长达数十年的竞争，而竞争的完结，则要等到另外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才能告终。

结语

1911年，《申报》引进了沃尔特公司新式的双滚筒印刷机，并以新闻纸双面印刷开启了动力印刷报纸的新时代，[49]（94）木刻、铅印及石印术的竞争也在蒸汽动力的咆哮中渐行渐远，报业迎来了铅印与外国新闻纸的统治时代。新的动力带来了更高速的印报速度、更好的印刷质量、更低的报纸价格，它象征着国人办报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也带来了更职业化的新闻群体的诞生，[58]一個更加规范的新闻业正在逐渐诞生。

考察当时中国所使用的印刷术，即便是1911年所引进的双滚筒印刷机，也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往往是一种瞬间席卷的风暴，似乎随着技术的发展，报纸很快就能带来产量、质量上的提高，进而带来传播观念的转变，转瞬间完成了施加于社会的变革。[59]事实上，所谓的新与旧并不构成价值判断的基础，二者都是文化表现的一种形态。不同的群体有着自己对于技术的需求，而技术所带来的最大作用，不在于制造区分，而在于弥合区分。技术需迎合社会需求，而这种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并非技术进步包揽一切。报纸对于读者的想象，则汇集了以上诸多思考，近代报业的发展则将这种思考汇集到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的平民社会。

木刻、活字印刷、石印三种技术，各自的技术特性虽有所不同，但当被用在印制报纸上时，想象则是一致的，借用《申报》的话来说，就是“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60]中国报业在发展过程中，格外重视撒播的基础，而这种撒播恰恰实现了彼得斯所说的“单向撒播却可能是公平的”情况。[61]因此19世纪末这场印刷界的第二次范式转移，可能与宋代第一次印刷的范式转移的目标完全一致，[62]都是一种“赋权的转移”，[1]其最终指向的都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平民大众。

正如马歇尔·伯曼将现代性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63]所谓的家原本就已经存在，现代化则必须是基于对家的改造，在这之中就必须要有延续性。孔飞力也认为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它们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来的。[64]于中国报业而言，家就是读者世代生息繁衍所居住着的世俗火宅，近代中国报业的想象并非以西方的现代报业为根基，而是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社会之中，其对于读者的想象决定了采用何种技术并将其用于报业实践，木刻、铅印、石印几种技术所带来的报刊观念上的变化，看似不同，实际上是道并行而不悖。

这或许是那句老话“以中国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的另一层含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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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ing Acting as a Division and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Reader Imagination （1815-1911）

DU Kai-jian， WANG Run-z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rinting is a technical problem， but in terms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printing often involves other soci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religion， and etc. Newspapers' reader imagination is a collection of the thinking discussed abov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wood-block printing， letterpress printing， lithograph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greatest effect of technology is not to create "division"， but to bridge division. Technology need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ety， and these are also multi-faceted， which mean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not everything. Wood-block printing， letterpress printing and lithography have different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but when they are used in newspaper printing， their imagination is one and the same， which all point to the common people living in China.

Keywords： division; printing; wood-block printing; letterpress printing; lith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