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喜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逻辑，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发扬斗争精神的必然性。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遗传给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因，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需要继承马克思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特征、弘扬科学社会主义斗争性的实践品格;需要弘扬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实践中国共产党善于斗争的思想方法，传承中国共产党体现斗争精神的精神谱系，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百年辉煌。

关键词：伟大斗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3 - 0005 - 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的必然性和领导干部发扬斗争精神的必要性。在2019年9月3日和2021年3月1日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的重要讲话，主题都是围绕进行伟大斗争和发扬斗争精神来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逻辑，决定了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发扬斗争精神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党，而“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1]225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发扬斗争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斗争性的理论品格的继承，它内含在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特征中，贯穿在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性的实践品格中。

（一）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内含在马克思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2]3“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2]4“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2]5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应学习和继承马克思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欧洲资本主义从兴盛到危机爆发的时代，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被作为“幽灵”而遭到旧欧洲一切势力“神圣围剿”的年代。马克思的一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追求真理、勇攀思想高峰而不畏艰险的一生，为推翻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马克思在为其博士论文所作的序中，以推崇古希腊神话中牺牲自己而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的口吻，表达了为人类采集照亮智慧火种的志向，“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3]他在同女儿的对话中，把斗争理解为幸福，把“屈服”当作不幸。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所写的评论文章，都直接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专制主义。

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支撑了马克思为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而作的艰苦的理论探索。他把科学的入口处当作地狱的入口处，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气概，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投身革命而不断被各国反动政府驱逐，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有时甚至因没有生活来源而陷入困境，最后客死他乡英国。

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使马克思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并完成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此后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他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同恩格斯一起为同盟起草了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大陆时，他以同恩格斯一起创办的《新莱茵报》为阵地，指导德国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并总结革命教训，力求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他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为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他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高度评价巴黎工人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并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百折不挠地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特征中

马克思在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强调了他所代表的“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4]这一批判性的原则，贯穿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基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4]这一基于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怀疑精神”，从而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也正如列宁所评价的那样，“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5]

马克思在世界观转变以及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所撰写或同恩格斯合著的著作，绝大多数都冠以“批判”之名，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被改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的原名是《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会主义的批判》，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还体现在同各种违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它们的本质区别。在领导第一国际的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同工人运动中的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斗争，从而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正是因为坚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特征，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立足点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批判，而不是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因为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7]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它通过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剥削的秘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和经济根源，找到了埋葬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并且发现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为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而通过自身解放去解放全人类提供了理论武器。

（三）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贯穿在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性的实践品格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8]《共产党宣言》所体现的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正是贯穿在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性这一实践品格中的斗争性的写照。

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是因为它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是要求改良和渐变，而反对革命性的质变，它们力图使工人阶级放弃一切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指明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即无产阶级在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覆盖了整个社会，其根本利益的冲突，最终要表现在政治斗争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其中暴力革命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主要形式。“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9]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消灭一切阶级使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几大原则：其一，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在为无产阶级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同时代表人类解放运动的未来，能够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其二，建立广泛的革命同盟，在国内，尽可能把一切进步的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特别是同农民结成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国际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其三，采取多种斗争形式，包括暴力手段和和平方式，其中暴力革命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形式，同时根據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条件，抓住可能和平获得政权的机会;当然，利用和平方式同样是开展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不是搞阶级调和，即使利用和平方式，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准备。

总之，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遗传给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需要继承马克思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格力量，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特征，弘扬科学社会主义斗争性的实践品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理论逻辑。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时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10]“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11]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发扬斗争精神的历史逻辑。这一鲜明品格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的百年征程中，贯穿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中，凝聚在以斗争精神为根本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

（一）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发展、壮大起来的

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1]225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

1.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但都归于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在反帝反封建以及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干部组织基础。1921年7月23日，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13位代表，在上海秘密举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最后一天，因巡捕搜查，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斗争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继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开展了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及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并且推动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把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北伐战争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开始了独立的武装斗争。毛泽东等人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方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各地相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围剿”，都被英勇斗争的红军所击退，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開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在广大敌后地区领导抗日武装。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在共产党内部，以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反对自由主义、本本主义等思想倾向的斗争，以及进行整风运动，维护了党的团结，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尽力维护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也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经过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以及进行辽沈、淮海、平津的战略决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从党的诞生到新中国的诞生这28年取得的胜利，是靠斗争中的牺牲换来的。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回顾党的历史时所总结的，“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12]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1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的发展，从党员数量上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50多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的120多万，扩大了2.4万倍，再增至新中国成立前的448万，扩大了9万倍;[14]从党的地位上看，党从在白色恐怖夹缝中生存的党，发展到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党。

3.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壮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也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迅速医治了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创伤，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挑衅和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总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探索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有很大发展;武装力量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恢复了自己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的席位，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然，这一期间也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发扬了斗争精神，在自我革命中自觉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理论斗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上政治上的基础，从此掀开了新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我们勇于和善于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大胆吸收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既同僵化保守的思想作斗争，又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平衡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深度和稳定的程度，推进了全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改革开放，从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各种风险考验，通过从严治党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了党始终成为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时代特点，直面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各项重大挑战，围绕世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和民族复兴的大局，以巨大政治勇气和顽强斗争精神，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惩治腐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祖国统一领域，同各种分裂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国际战略领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一切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地走在时代前列。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我们经受住了新中国成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和1989年两次政治风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持续发扬的斗争精神，使我们得以顺利战胜各种“天灾人祸”的困难。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的各项斗争，已经壮大成为世界上最大而且“大有大的样子”的执政党。它从执政前约450万党员，壮大成为9100多万党员的人数超大规模的党，成为有450多万基层组织的组织体系超大规模的党。

（二）唯物辩证法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实践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1]226“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1]227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而形成的，其中蕴涵着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的运用，大致可分为包括对敌斗争在内的改造客观世界和包括自我革命在内的改造主观世界两个方面。

1.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1925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门见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5]3他分清中国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运用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而分析结果，又不同于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起点的标志。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四大特点，即经济政治不平衡、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即第一、第四两个特点决定了革命斗争发展并战胜敌人的可能性，而第二、第三两个特点则规定了革命斗争的持久性，并由此确立了对敌斗争的正确的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15]191毛泽东正是在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中，实事求是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之初，为了更好地在理论上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矛盾论》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视为两种宇宙观，把矛盾观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并且揭示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5]299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而矛盾的特殊性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有条件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但是斗争的形式有不同的特殊性。这些辩证法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对敌斗争和革命实践的思想方法。例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6]745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又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16]763等灵活的斗争原则和策略。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同国民党政府谈谈打打的斗争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7]1195这极大地鼓舞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士气。他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7]1197的作战原则，以求全歼敌人和速决战役。他强调，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17]1267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斗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他还概括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历史逻辑同人民的历史逻辑的根本对立，前者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18]后者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17]1487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随着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17]1427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强调：“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19]73因此，在斗争中的策略是“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9]75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社会矛盾，这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

2.在党内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始终认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是统一的，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而改造主观世界，包括同党内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的斗争。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党内反“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他指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17]1267—1268

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7]1438的状况，毛泽东对全党提出警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7]1438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7]1438-1439，而保持优良作风，需要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概括了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社会实践的各项斗争，并且进一步强调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等等。

毛泽东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使党不断地锻造和完善自己，从而在斗争中得以发展、壮大。

（三）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所凝聚的精神谱系的根本特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魂，一个政党的诞生、发展和壮大，一刻也离不开精神的滋养。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族人民不断斗争而创造各种奇迹的征程中，也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0]

据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研究，中国共产党已经梳理出了91种革命精神，其中正式命名的就有30多种，其他的还在继续梳理。除了习近平突出提到的12种精神外，还包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先驱精神、建党精神（含红船精神）、雨花英烈精神、八一精神、苏区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等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好八连精神、老西藏（含“两路”）精神、垦荒（含兵团、北大荒）精神、西迁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英模精神、王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三线建设精神、援外医疗队精神，等等;在改革时期形成的小岗精神、女排精神、创业精神、浦东精神、改革先锋精神、孔繁森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进入新时代以来形成的新的伟大斗争精神、自我革命精神、钉钉子精神、宪法和法治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塞罕坝精神、蒙古马精神、新时代硬骨头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等，以及带有综合性质的中国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斗争历程中所凝聚的精神谱系，尽管形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面对不同的时代主题和任务，但是贯穿于这一精神谱系的共同精神，或者说这些革命精神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斗争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敢于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是党必须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总之，弘扬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实践中国共产党善于斗争的思想方法，传承中国共产党体现斗争精神的精神谱系，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百年辉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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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2.

[13]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N].光明日报，2021-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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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1.

[1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CPCs Great Struggle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hen Xixi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Marxism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centenary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of the great struggle an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Struggle is a theoretical gene inherited by the CPC from Marxism，and the braveness in struggle is a remarkable character of the CPC. The great struggle carried out by the CPC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us to inherit the grand personality of Marx for a lifelong struggle dedicated to human emancipation，to highlight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 of Marxist theory，to elevate the struggling character of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practice;requests us to elevate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 of the CPCs braveness in struggle，to carry out the thought and way of the CPC in its capability of struggle，to carry on the traditions of the CPCs struggling spirit;thus launching a new great centenary of the CPC.

Key words：great struggle;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責任编辑：陈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