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婷婷

自居易的《琵琶行》脍炙人口，入选新部编高中语文教材，对于培养学生阅读古典诗歌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很有帮助。在语文教学中，对古代作品的讲读，应该贯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一原则，以利于达到指导学生认真鉴别和批判，学习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品这一要求，尤其对少量有明显消极因素而艺术性强的传统名篇，更应如此。

在《琵琶行》大量的教学辅导文章里，我发觉对它的消极因素的分析、批判是很不够的，特别对该诗的社会意义的理解，也是肯定有余，批判不足，更谈不上认真的鉴别。因此，很有必要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研究。

不少研究者认为：《琵琶行》“所反映的琵琶女的悲惨遭遇和作者的失意情怀，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沦落天涯的不幸者所表示的深挚同情，也叫人感到亲切”，使我们不能不对这个不幸的女子寄予深厚的同情。诗人“借这个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发出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时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倾泻出来，表示抗议。诚然，《琵琶行》反映了封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封建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从诗人笔下描写的琵琶女生活的变迁，诗人所持的人生态度来看，琵琶女值不值得人们“寄予深厚的同情”，白居易所流露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思想感情值不值得肯定，则是大可怀疑的。

一、琵琶女值不值得人们“寄予深厚的同情”

这位琵琶女，从她的“自言”来分析，首先，她是一位社會身份很高的歌妓。她从小在当时歌姬舞女聚居之地虾蟆陵厮混，十三岁学会了弹奏琵琶，便“名属教坊第一部”，是一个高等歌妓。妓女原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本身是寄生者阶层。作为高等歌妓，虽然也有被人玩弄的一面，但不能说成是被压迫者。因为，她们虽不是剥削分子，但经济生活地位完全依附于剥削阶级，她们的思想意识自然也属于剥削阶级。这位琵琶女的少年甚或青年时代，是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度过的，她不像以卖身为生的下等娼妓受尽恶少嫖客、达官显贵的欺凌、侮辱，相反，她是“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春风得意，俨然上宾;“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戏笑欢谑，狂饮作乐，过的就是无法想象的豪华奢侈的生活，对这样一个高等歌妓，一旦失宠，朱颜衰老，变为“商人妇”，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同情”的呢？

其次，在她变为“商人妇”之后，生活境遇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她毕竟没有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她守着空船，唯一感到“不得志”的，是在于“商人重利轻别离”，而她留恋向往的，或者说看“重”的，却还是那种“秋月春风等闲度”的生活。“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为着失去了当年那种荒淫的寄生生活，竟在深夜里哭得泪痕满面。所谓“心”中的幽怨和痛苦”，仅仅在于这一点。那么，就是这样一位“商人妇”，难道也有东西可值得我们深表“同情”的吗？

最后，正如其他教师所指明的，这位琵琶女应是个“被压迫、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那么，该是白居易把她歪曲了，但从这位诗人笔下，从这位琵琶女的“自言”当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她有“被压迫”过、“被侮辱”过、“被损害”过的地方。倘若我们对这位由高等歌妓变为衣食不愁的“商人妇”应该深寄同情，那么，封建皇帝一旦被推翻，由“天子”降为“庶人”，皇后娘娘也变为贫家妇女，对这样的“不幸者”，是不是也可以洒一掬“同情”之泪了呢？显然，这是很荒唐的。所以，琵琶女虽是封建社会里的“不幸者”，但并没有值得我们同情的缘由。白居易写她的那段身世遭遇，不过是寄予自己的“失意情怀”，谈不上什么“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以色相和技艺为职业的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是一个“被玩弄、被蹂躏的典型的妇女形象”，也就谈不上是对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力控诉”。

二、诗人所流露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思想感情值不值得肯定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确是 《琵琶行》这首诗的主旨，也确实表现了白居易对琵琶女的同情和对自己官场失意的不平，正是在对失意者的“同病相怜”这点上，赢得了后世对这两句诗的首肯。但问题在于，白居易与之相怜的他们两人的“病”，从形式到内容是不是完全相同，白居易所持的态度究竟说明了什么。

笔者以为，白居易为之相怜的琵琶女与他两人的“同病”，是仅仅着眼于形式上的相同，而抛开了具体政治内容上的不同。所谓形式上的相同，是指他们都具有个人的身世遭遇、命运盛衰之感;而内容上的不同是在于白居易是从政治斗争中败退下来，琵琵女作为歌妓的身世也是一种社会问题，二者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根源。然而，白居易完全回避了这一现实中严峻的政治问题，单单归结为身世的漂零、沉沦，显然，形式掩盖了内容，宣扬的是一种宿命论思想，流露的是颓废感伤情调。

我们知道，白居易的一生和他的创作始终存在着“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思想矛盾。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他被贬为江川司马，正是因为政治失意、才成了创作生活的转折点。这之后，他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斗争的锋芒再没有以前的显露，常常采取了随遇而安，避开尖锐斗争的妥协态度。之所以这样，是与他的“忠君”思想分不开的。他被逐出朝廷，贬为司马的闲官，实在是“忠君”不成反被“忠君”误。他原是陪伴太子读书的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执掌朝政大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无动于衷， 他认为这是“国辱”“不当默默”，于是即刻上疏 “急请捕杀”。结果，他的这片报国之心，反被当政的权要们诽谤为僭越行为，东宫官不该抢在谏宫之前议论朝政;还攻击他母亲看花坠井而死，却写了《赏花》《新井》诗，有亏孝道，没有资格再伴太子读书，必须驱逐出京。可见，他的“忠君”不被赏识，反落得身败名裂，这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他的官场失意与琵琶女的身世凄凉，显然是社会政治内容的不同方面。但白居易却把它看作纯粹是命运使然，一味地绝望叹息。他在《太行路》中就以夫妻关系来比喻君臣关系，甚至还怀着忏悔的心情，回顾往昔的斗争是“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由锐意进谏转到了消极退避，由现实主义转到了感伤主义。正是这种宿命论，当“兼济”与“独善”对立的时候，他就走上了“乐天知命”的生活道路，在道家、佛教中寻求归宿。我们这样说，丝毫不是想苛求白居易，只是要指出：那种将白居易回避社会政治矛盾，把自己的官场冷落归结为个人的身世盛衰，把琵琶女的遭遇抽去了社会内容所表示的“失意情怀”，说成是对封建社会罪恶表示抗议的观点，是缺乏科学分析的，不是实事求是的。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流露的思想感情和全诗笼罩的凄清、悲凉情调，都是符合封建统治者提倡的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作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这首诗就归在“感伤”类里。本来，这是一个蓄积着深广社会政治内容的重大题材，结果却表现了消极、颓废的思想感情，被他“感伤”得可以。难怪清朝人讽刺他：“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琵琵亭上无声泪，便与唐衙哭不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