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甘建华，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文化学者，地理学教授，书画鉴藏家，平面设计师。主编《洛夫纪念文集》《在那遥远的地方——离开青海情系高原海内外43家诗辑》等，著有《甘建华地理诗选》，配套出版《山程水驿识君诗——甘建华地理诗大家谈》。

的确未曾想到，出版第一部诗集即能配套出版一部评论集，而且都是海内外诗坛一流人物的推波助澜，这让我是怎样地惶恐与感激呢！

最初只是想请一二高人为我的地理诗指谬，因而关注到了陕西师大文学院荣休教授张学忠先生，他曾对南宋范成大的诗歌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与阐述。在他看来，“范成大最富创作个性与特色的诗是地理诗，熔地理内容与诗歌形式于一炉，集科学与艺术于一体。其地理诗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同时反映了他重视民众力量和民心向背的政治观，也是研究古今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宝贵资料。”（《论范成大及其地理诗》）与先生联系上后遵嘱寄去诗稿，他多次来电话高度肯定我的新诗创作，认为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时代意趣。先生曾是霍松林大师的硕士研究生，“因自身长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担心思想守旧批评不到点子上”，遂转请其博士女弟子、哈佛大学博士后白军芳为我作评。没有想到的是，白教授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第52代直系裔孙女，名人之后自是与众不同。她从诗歌叙事空间理论入手，挥笔立就一篇雄文《空间叙事的家国情怀及白杨意象——论甘建华地理诗的审美贡献》。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西北师大文学院原院长彭金山教授，他也是“当代诗坛中最早且最为精致全面地捕捉到陇东的地域精神内涵，并传神展现出陇东地域风貌的诗人”（姚康康《陇东行吟：试论彭金山诗歌的地理学意义》）。在纵论拙诗《江山万里 赤子情怀》一文中，他关于“地理诗以信息丰裕见长，在一首诗里，意象密度较大，但往往一个跳跃，顿见咫尺千里之功”的阐述，让我进一步明白了“诗是一种以少胜多的艺术”，地理学意义上的大西北也是我始终观照的对象。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琴安先生，则与我在几年前相识于耒阳蔡伦竹海。他长期从事新诗旧词方面的研究，出版著作三十余种，包括《朦胧诗二十五年》 《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上海诗歌四十年（1978—2018）》等，可谓海上最具新诗话语批评权的学者。在“地理诗”迄今没有一个权威概念的当下，他为这一新的门类提出“地理学与文学互植嫁接”的观点，“在甘建华的地理诗中必定有所反映，即以自己渊深的地理知识，在边游边吟中准确生动地再现自然山水，兼重真实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地貌、文化遗迹、历史传说，从而构成现代新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现代新诗的无限可能性——甘建华地理诗名目漫议》）

与这部诗评集中的许多人，我都是通过网信、微信、短信联系而缘悭一面，却恨不能早日相识以慰我怀。与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乔琦教授更是如此。我在前年编选《洛夫纪念文集》时偶然加了她的微信，今年初偶然见她谈及诗歌地理学，便试探着请她指点我。未曾料到，两三个星期后，即收到近万字《诗人的地理根系与诗歌谱系——甘建华地理诗初探》，附言“诗评赶在年前一天完成，我也是用心读了您的诗的”。我当即放下手头一切冗务，仔细拜读三遍，内心激情奔涌，以至于热泪盈眶。披阅文学评论而出现此种情况绝少，发生在我身上却是第三次，几年前见湖南大学章罗生教授论述我的文史笔记、兰州大学郭茂全教授阐释我的青海散文作品，也曾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收集在本书中的国内女性作者，如陕西白军芳、乔琦、江苏秦香丽、江西唐冰炎、湖南佘晔、重庆蒋雨珊，都是文学博士、硕士出身。白杨是复旦大学博士后，原来是吉林大学名师，现在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其专著《穿越时间之河：台湾“创世纪”诗社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从社团史研究视角，“以一家之力，重书一社之史”（张慧佳语）。这些当世超群绝伦而又通达仗义的才媛，岂是那些徒有虚名、爱出风头的诗歌活动家可以颉颃的？想来在下与她们相遇何其有幸也！

如果提起旅居海外华人女作家、女诗人施玮、张怀存、舒然，可能大陆许多诗人不一定知道她们的名字，更不会晓得她们的文事武艺有多高，她们的名头究竟有多大。其实只要上网百度一下，或者在我的新浪博客中，她们每个人的文章、简介和风仪都让吾侪肃然起敬。施玮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至今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著作19部，荣膺各国多种文学奖，有“当今张爱玲”的美誉。张怀存出国前即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名誉会员，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新加坡舒然是中国诗歌春晚形象大使，三次获得国际武术比赛冠军，还是艺术收藏家和策展人。而且她们三人均擅长绘事，油画画得都还不是一般的好。所以，我每每调侃相熟的大陆男同胞：“老兄你可得认真写啊！说好说差没有关系，但千万别被这批女神给比下场了。”他们在读过这些美人美文后，无一不表示心悦诚服，这也是本书保持了高质量的原因之一。

写我的第一篇诗评是衡阳诗人法卡山（罗诗斌），那是在我正式创作地理诗的肇端。甲午（2014年）之夏，值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60周年州庆之际，我应邀重走了一趟青海高原，在魂牵梦萦的柴达木盆地，触发了心底里疼痛的乡愁与爱愁，乘兴写了一组《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包括《大柴旦情思》《回到冷湖》《花土沟的梦》《格尔木故事》，经《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头条推出，立即被国内几十家报刊和许多大型官网转发。法卡山谓之“疼痛而有爱的高原抒情曲”，《诗选刊》《柴达木开发研究》等五六家报刊发表或转载了这篇诗评，我也自动成了“新归来诗人”。而启动这本诗评集写作的第一人，则是台湾著名诗人、诗歌学者刘正伟博士。之前我們并不相识，只有微信联系，通过他寻找台岛纪念洛夫先生的诗文及其作者，期间不断感受到他的博学、热情、善良与无私。2019年冬日，诗翁旷瑜炎先生在南岳举办诗词美文分享会，正伟兄自聘任教职的江西上饶学院应邀赴会，登台做了非常精彩的即兴演讲，并在中华寿岳度过52岁生日。他给南岳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南岳山也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嗣后，他接受我的请求，将湖南诗人、衡阳诗人集体推上他主编的《台客诗刊》、担任主要编委的《华文现代诗》杂志。现居新西兰奥克兰的萧萧（肖建军），资深媒体人、导演、编剧、制片人，与我是正宗衡南县同乡。我写的散文《泉溪悠长的时光》部分出于爱屋及乌，而他评介我的诗歌“超现实主义特质”则是慧眼高看，《诗歌的远方：既是地理的，更是灵魂的》则为诗界大咖们所认同。王勇（蕉椰）是菲律宾颇有影响的侨领和华人作家，他在本书发稿前夕传来《世界日报》发表的大作，让我惊喜莫名，愿意随他“以诗的名义朝着快乐出发”。David He和平岛（何瑞方）是洛夫先生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师留在枫叶之国一颗诗的种子，此处且借用其诗评中的一句话：“如果你是星星，就请置身夜空吧！”

秀实、盼耕、余境熹三位香港文化名流，也是香港乃至整个华文诗坛最厉害的诗评家。秀实（梁新荣）先生是香港诗歌协会会长、《圆桌》《流派》两本诗刊主编，著有诗集17种、诗评集9种，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吧！本来只是敦请他写一则百余字诗评短语，孰料坚执写了一篇4000字诗评——真是难得啊！据说他曾经负笈游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广州暨南大学，先后接受过两岸三地名校的正规高等教育，学术根底相当深厚，又有放眼看世界的视野，谈论中西诗歌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皆成隽句华章。盼耕（陈藩庚）先生是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荣休教授，在“年前椎骨炎复发，并发多处炎症，眼睛也波及，加上原有白内瘴，视力大损，书报微信电邮经常不看”的情况下，坚持为我写了3000余字的诗评，让我每念及此感动莫名。余境熹博士迄今与我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是通过刘正伟教授搭桥牵线而结缘。他的年龄与我刚好算是两代人，常言道“后生可畏”，但我此前真的没有见过这样可畏的后生，香港大学毕竟是香港大学啊！撇开他以前的著作、论文、获奖不说，光是这篇诗评标题《衡岳维高湘水阔》就吓人一跳。我也好歹算是湖湘文化研究有声誉者，又在编选《衡阳诗词三百首》，之前竟然不知世间曾有此诗——惭愧复惭愧！此句典出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41岁的合州（今重庆合川）判官周敦颐生下长子周寿，当地士绅何平仲作《闻周茂叔中年有嗣以诗贺之》：“庆门崇构已多时，五百年方是此期。树长琼枝生较晚，珠根骊颔得来迟。桓温贵骨天然别，韦相传经道不衰。衡岳维高湘水阔，共知长与福为基。”这是现今所见“衡岳湘水”第一次出现于同一首、同一句诗中。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开山鼻祖，孔孟之后第一人，湖湘文化的思想源头，联合国认定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第36位），也是衡阳石鼓书院七贤之一。周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5岁失怙，8岁随母投靠衡州舅父郑向，在此度过12年求学时光。而郑向西庄园柘里渡周子当年读书处，乃我现居银泰红城晴好居所在，遂叹为千年殊胜因缘。

现居海南岛的凌须斌，江苏镇江人，与我同为青海油田职工子弟，同为青海师范大学校友。自认识以来的近40年间，我们亲密无间，友情弥笃，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在江湖上早已传为佳话，这也是我请他与小女甘恬共同主编本书的缘由。须斌兄才高八斗，交游天下，知人论世，诙谐有趣，而且酒量惊人，曾被誉为“大西北第一酒仙”。他所写的《青海在上：每一个故事后面的诗性抒情——简析甘建华的地理诗路之旅》，洋洋洒洒万余言，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堪称良史信史，可谓“知我者凌君也”。在此也得特别感谢青海文学名刊《雪莲》主编张国云先生，他在看到须斌兄这篇大作高评后，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于该刊2020年第5期。此外，我得向青海刘大伟、郭守先、北京赵福治、浙江涂国文、河南李俊功、江苏月色江河（张晓林）、河北王永、江西秦宗梁、陕西胡永刚（青海湖）诸位先生致敬，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关注与新近挥写的妙文。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过誉被我删除或低调处理，但直接或辛辣的批评则全部保留，这也是湖南人与众不同的胸襟或文风吧。

本书总共收集了38篇文章，得益于海内外师友的真诚帮衬，尤其感谢吾湘刘长华、佘晔、杨戈平（解）、李鼎荣（南蛮）、张沐兴、法卡山（罗诗斌）、尹朝晖、资若铭诸君的齐力助阵，给予我以深长的鞭策与巨大的鼓舞。陈群洲先生对我的诗歌创作帮助甚大，试想没有他的适时鼓励与点拨，我会不会坚持写诗都很难说。衡阳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重镇，除了乡贤洛夫先生的“篳路蓝缕、以启山林”，还有陈群洲率领两代诗人组建的蓝墨水上游诗群，“以阵容越来越强大、活动越来越频繁、成果越来越丰硕、影响越来越广泛”，“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再一次出发”（《台湾〈华文现代诗〉第24期“衡阳诗人专辑”前言》）。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个域中有名的诗群，但他们时常让我想起顾炎武《广师篇》，暗叹自己“十不如”也。而年高德劭的诗坛前辈旷公瑜炎，在炎炎夏日赶写的诗评《衡岳湘水的风雅与荣耀》，既是对晚辈的关爱与溢美之辞，也是对衡阳新诗旧词创作队伍的总结，更可认为是夫子自况——尽管他老人家绝无此意。窃以为，此文与凌须斌、资若铭的诗评，可视为对我的诗歌创作史研究三部曲。

阿根廷哲人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说过：“不要低估地理学，其重要性未必逊色于心理学。”他当时未必预见到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理学家的时代”，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哈罗德·穆尼（Harold Mooney）的观察笔记——地理科学长期关注不断变化着的地球表面的重要特征和空间结构，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正逐渐成为科学和社会的核心内容。那么，“地理诗是存在的吗？”著名诗歌理论家燎原大兄肯定地回答：“没错儿，古今中外的诗歌中，绝大部分都含有鲜明的地理元素，并给人以丰富的地理时空联想。但我们以往主要是从诗人赋予的精神气象，对其进行归类与指认。而甘建华把它们称之为地理诗，从‘青海在上一辑中深长的青海情结和唯他独知的地理特征看，这一命名，无疑始之于一位地理系科班出身者，对于其高原岁月特殊的情感文化想象。”

网上曾有人谈到我的诗是“地理诗歌”，其实这是对“地理诗”的误解，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周恩来总理曾将当时全国30个省市区名称编成一首地理诗歌：“两湖两广两河山，五江云贵福吉安，两宁四西青甘陕，还有内台北上天。”1961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本《地理诗歌选辑》，其主要目的“是为配合学校中国地理教学而编选的，也可以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般地理读物”。而“地理诗”显然与之表现不同，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新的文体，诚如著名诗评家谭五昌教授所言：“地理诗是当下诗歌写作的热点现象之一，它是地域性写作的诗歌形态，包含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经验。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地理文化的审美呈现是凸显中国诗人的文化身份与写作优势的艺术亮点。”我也非常认同大诗人黄亚洲先生对拙诗的精辟分析：“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通过地理诗，也很自然地反哺了大自然的恩宠。辛弃疾的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是这种双方精神融洽的写照。”（《地理有诗，江山之助——〈甘建华地理诗选〉序》）并且希望能够实现俄罗斯女诗人娜斯佳（Anastasia）的寄语：“我看到了他的脚步布满全中国、全世界，也看到了他的地理诗丰富了全中国、全世界。”

早在百余年前，法国著名探险家雅克·巴考（Jacques Bacot）在西藏朝圣之旅日记中写道：“我记录的唯一目的是使读者能穿越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就在前天，我和衡阳、南岳、祁东众多友人，赶赴祁东、祁阳两县的界山熊罴岭，清朝府志记载其宋代旧名为黄罴岭。它横亘于衡州至永州的古道中间，山势峻峭，林深树茂，常有猛兽出没，经此者无不失魂落魄。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熊罴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卸鞍。”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二月十七日，前往桂林任职的范成大翻越此岭，作《黄罴岭》诗一首。八百多年后，我来此礼敬中国古代“地理诗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方键《杰出的地理学家范成大》），只见山中早已修建好平坦宽敞的水泥马路，但依然可见范成大诗中描绘的景象：“春禽断不到，唯有蜀魄啼。谓非人所寰，居然见锄犁。”在长风鼓荡振我衣的爽气中，在触目排山倒海玉一般的翡翠中，在山野各色鲜花争奇斗艳中，我眼看着“那只漂亮的雄鸡，一忽儿/飞到祁阳，一忽儿飞到祁东/西莲寺的莲花状喇叭/借风传经数十里，突然间/想做一个南宋书僮，追赶着/范石湖，过熊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