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照亮了生命历程，青烟却把历程带走了。

——题记

父亲领着我走进村庙的时候，我已经长到七八岁了。

也许这之前他抱着或者牵着我的手无数次走进过村庙里——他是“庙倌爷”，大队赤脚医生，大队会计，以任何一个身份，他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打开设有医疗室和大队委员会的庙门锁子。但我对村庙懵懂的记忆，仅仅限定于以父亲为中心，半径不超过数米的庙宇大殿堂，其次就是方正、规则、狭隘的四合庭院和四壁方格里的动植物砖雕了。

这样一种最初打量世界的空间局限，导致我在能够记事时，甚至在未来生活之中，对所看见和听见的物事格外敏感，也特别好奇留心。譬如对村庙里码放整齐的一堆又一堆柴禾，譬如柴禾燃烧后的青烟、灰烬，以及虚空……

那个生活匮乏的年代，生活重要而基本的构成要件无疑是粮食和柴禾了。粮食以亘古不变的法则主宰人们的物质世界，柴禾则成为一个精神词汇——这大抵是我七八岁那年走进村庙，看见那么多高高堆砌的柴禾时，难掩心中激动甚至颤栗的原因。父亲当然没有察觉我的异样，他只是像往常一样，进门顺手拿起扫把清扫并不脏乱的庙院，又捡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棒，码在与他等高的柴禾堆上。他相信，这些高高在上的“宝贝”，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一

我不明白那时候生产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会议可开——常常是在冬夜——每天晚上要开到半夜时分。大队干部们会议上谋划的大计，也没见得使贫困灰暗的生活富裕光鲜起来，但会议依然频繁地开着，柴禾依然被不同的人抱进村庙的北厢房里，熊熊火光安抚着寂静而空洞的庙宇，一缕缕青烟弥漫其间。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其实那时候大队干部们每晚围拢在一起，是借开会之名，打发枯燥的闲散时光呢——有火烤着，有轮流可吸的烟锅，有家长里短的趣闻可咀嚼，偶尔有几口小酒可抿，等话尽了，酒没了，火焰熄灭了，便纷纷起身，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走过深深浅浅的巷道，回家倒头大睡。第二天，照样到田间地头挥锄扬锨。这是何等惬意的日子！

有办法把寂寞长夜过成短暂自在的别样闲暇，他们也会有办法在生产队留下些褒贬不一的故事的。

有那么几次，大人们围坐在火堆周围，议论着一个问题。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因为他们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晚上了。我瘦小的身体挤坐在他们空隙间，极力探听着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语。偶尔他们都静默下来，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看摇曳的火苗舔着漆黑的房屋，听柴禾噼啪的炸裂声——此刻的它，暗合时针的滴答声，成为夜间的另一种语言，我从中尽可能提炼过滤着自己想要的信息。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那清晰、干脆、坚定的噼啪声，随渐逝的时间，拒绝了一个小孩单纯的好奇。

不一会儿，大人们絮絮叨叨的声音又围拢着火堆依次展开，忽近忽远，忽高忽低。而我这时候已然睡意朦胧，逐渐游离于他们的世界之外了。这也许是件幸事——当清澈的灵魂遭到无端的忽略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么逃离，要么沉睡。

然而，父亲的吆喝仿佛一记闷棍，把我敲醒来了。

他让我去屋外抱几根烧柴回来，让渐渐熄灭的火焰重新燃起。其实这仅是借口而已，他不愿意散会后把睡着的我背回家——对于从小落下腿疾的瘸腿父亲而言，背负我走过崎岖巷道，真是极其吃力的事情。

我壮着胆子穿过黑魆魆的庙院，从西南角的柴禾堆上摸到几根木柴，小心翼翼地抱进北厢房，往闪烁暗红火星的火堆上添加干柴，又躬下身体鼓起腮帮吹几口，一阵浓烟呛过之后，火又一次痛快地燃烧起来。火光重新把周围人们的脸庞照得通红明亮。我注视眼前每一个人，希望得到几声夸赞，但他们个个一脸肃穆，根本没有看我，仿佛他们觉得我干这活计是件轻松而理所当然的事，不值一提。正在沮丧的时候，我猛地意外看见，眼前每个人的眸子里闪烁着同样大小、同样形状的火苗，这使我惊喜不已。那一刻，我怔怔打量着他们眼睛里这些美丽的图案，好像要从中寻觅到我真实的影子。然而，他们瞳仁里并没有我期望映照出的影子，唯有那束小小的、飘忽不定的火苗，随着他们眼帘的开阖，消失，显现，放大，缩小。它们作为一种暗示和预言，在那一夜那一刻不容置疑地成为一股强势力量，推着我滑向深不可测的远方，使我越加对童年的轮廓产生起几份怀疑和焦虑……

那夜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大队徐书记与一队王队长吵起架了——徐书记要廉价地、无限期承包大队在麻巴滩开垦的22亩荒地，王队长坚决持反对意见。因为两个人曾经就有过矛盾，使这次吵架更加激烈难以平息。尽管也有少数人支持王队长意见，但碍于徐书记面子，只好忍气吞声。最终，徐书记将22亩荒地廉价承包下来，并转给他大儿子经营。

离开北厢房之前，大人们不忘踩灭火塘的火星子。火苗没有了，但一缕似有若无的青烟，固执地从灰烬里窜出来，仿佛一根柔软的芒刺扎进我的瞳仁，使我感到了隐隐的疼痛……

之后的无数个冬秋夜晚，厢房里依旧会走进那些大队干部，也会升腾起无数次火焰，聚集的青烟都把屋顶板壁熏黑了。但他们习惯了这样的夜晚，这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大队小队的大小事务都在火光和青烟的熏染下，纷纷得以商定实施或搁浅。

有一年腊月，全庄子人正在期待正月来临的时候，“乡老”宁家阿爷忽然殁了。大队干部们一下慌了——昨天还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没了——社火队需要及时组织排练，春节祭庙活动需要筹备，这两件大事往年都是宁家阿爷操持的，他经验多，威望高，号召力强，大队干部搞不定的，他能搞得像模像样。

火塘边，干部们连夜商量起新“乡老”人选和丧葬事宜了，这样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不同于平时的议题，所以每个人面露凝重神色。从夜色四合到子夜时分，两个问题没有一点眉目，漆黑夜色里火焰的光亮也不能掘开他们迷茫的思路——死亡制造的障碍面前，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力量，都显得那么单薄、弱小和无奈！他们皱着眉头，抽着纸烟，用叹息替代心声。他们吐出的烟雾迎合着柴禾的浓烟，罩住了暗淡含混空间里的自己，旋即又飘散得无影无踪，还原出他们本来的形象。

终于，新“乡老”人选确定了，大家长舒一口气，陆续起身活动僵硬的身子，还不忘对已落选候选人的推荐者一番调侃。这时候他们发觉，人选讨论的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平时被忽略掉的、年岁很高的老人逐一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呈现了一遍甚至若干遍，平时低调内敛、暗地里为乡亲们做过很多善事的老人被筛选出来——埋没于时间深处的东西总会以另一种方式浮现。

以后的几年时间，新“乡老”果然不负期望，把每年的社火组织得丰富热闹，把庙会搞得风生水起，谁家的红白喜事，被他料理掌控得井然有序。他用经验打理自己和别人的生活琐事，以此赢得众人的夸赞和尊重。

有次我回到村里，看见已经不履行职责的“乡老”佝偻着瘦弱的身子，坐在一处墙根前晒太阳，不远处，他的重孙子趴在地上玩耍，衣服上满是尘土。我就一下想起了曾经庙北厢房里大队干部抓耳挠腮，被烟雾罩严的情形，也想起那些被他“送走”的一个个亡人和迎接的一个个新娘。渐渐地，眼前具体而真实的他变得模糊、虚幻起来，仿佛他是时间刻意熏黑后，遗漏人世间的一个艰涩的生命符号，谁也读不懂，谁也描不出。直到去年深秋，他随悲切的唢呐声在村外黄河南岸变成了一堆坟茔，他才重新在我脑海里清晰具体起来。

我没有赶上他的葬礼。据说下葬那天来了很多人，还有从庄子外面来的，送葬队伍从村庄西头连到东头了，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不大的村庄里绝无仅有。丧事过后很长时间里，民众还私下议论纷纷，他们一边叹息老天不长眼，把几十年为大家不计报酬，办了那么多善事处理了那么多急事的“乡老”收走太早了，一边将以前大队徐书记的儿子之死联系起来谈论——徐书记以权谋私，廉价地无限期地承包全庄子人大干三个月开垦出来的麻巴滩耕地，原本就引起了不小民愤，现在他把地又给大儿子务劳，众人更加愤愤不平。但气愤归气愤，谁也得罪不起大队“土皇帝”。徐书记儿子也知道内情，为不给父亲丢脸，便早出晚归精心侍弄，几年时间就把贫地改造成了良田，收成逐年增加。就在他们全家满心欢喜地憧憬规划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灾难猝不及防地降临至徐书记大儿子身上了——他在地边搭建的简易木屋里醉酒熟睡时，被炉火引燃的大火烧死了。

众人说的最多的就是，老天爷也见哩，阳世上来一趟，千万不能贪占小便宜啊！

这话听起来有些狠，但我仍然相信，村民们用一生的经验道出了一个近乎真理的信条，它无关乎命运，无关乎人性，它只与我们的理解程度和认可程度息息相关。一个个体生命的消失，恰如一缕青烟的飘散，我们会记住生命或卑微或壮丽的过程，却会遗忘最终的去向。因为我们追寻和预测的去向具有唯一性确定性，它揭示生活的全部意义，也印证生命的全部特征。

二

据村里老人说，建于清代的村庙曾遭过一场火灾，后重建。不知道火灾因何引发，也不知道火势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历经的众多劫难中，火灾使村庙元气大伤，很多砖雕、壁画、木刻等毁于一旦，难以恢复。

然而，村民们很快忘记了历史的烟尘留下的疼痛，他们依然年年月月与村庙和火发生着隐秘而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意念里，村庙是一切生产生活起止的精神寓所，火则为它注入神性。

有一年春节我回村过年，年三十晚上，听见庄廓外巷道里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脚步声，还夹杂着急促的咳嗽声和大人催促孩子的嗔怒。哥哥说，这些人是去村庙抢着烧年头香的。

我一看时间，也才23时多点。我疑惑地看看哥哥，他说，你现在去庙里瞅瞅，那阵势年年如此。

庙门跟前已经站满了人，个个手里攥着一沓烧纸，一包香，一瓶酒。我随他们艰难地往里挤，好半天才挤进庙院，但从院门到大殿的一段距離，人们已经将砖石路占得水泄不通了，很难再挤进大殿内的佛龛供桌跟前。许多人就干脆就地划出巴掌大的地，面朝大殿燃纸点香。这时候，就有人喊叫：新穿的裤子被烧了个洞！尕娃娃的帽子挤着掉进火堆了！这烟熏火燎的，把人呛得气都喘不上来……

刚当了“庙倌爷”没几天的安家爸（bǎ）站在烟雾缭绕的大殿前台沿上，不停地高声喊着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小心火苗。但整个庙院里火苗四起，烟雾笼罩住这些善男信女们若隐若现的身躯——他们占据着庙院一席之地，仿佛要在点点火焰里，缕缕青烟里，划定自己乃至全家大小的精神疆域和平安富裕的出处。

庙院西南角，几个已经上完香的年轻人，从跟前的柴禾堆上取下碗口粗的干柴，点着围坐一圈烤着，谈论着去年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火光炙烤着他们的脸庞，也炙烤着他们的唉声叹气，他们的沮丧和遗憾，炙烤着他们的喜悦和自豪。此刻，他们的每一句交谈被赋予了一定的情感和确凿的理由，仿佛这些并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于面前一束火焰光芒的折射，来自于庙宇上空的神祇的启发——实际上，他们也知道，火焰光芒和神祇只归于黑夜，他们仍旧会回到灰暗琐碎的生活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每年春节都要组织社火队走村串乡去演出。四十多个演员凌晨五六点到村庙聚集集体化妆，化完妆后开始锣鼓齐鸣，动身围绕庙院走一圈，算是热身，然后才出庙门。晚上半夜不论几点回来，都一人不落地回到庙里，卸装，打理衣服道具，开总结会。想想看，从凌晨奔波到子夜，每天要走近十公里路，而且要跳扭跑摔，每个人有多疲惫！他们在重复的行进和循环的演出里消耗着生命能量，那些或高亢或低回的唱腔、时放时收的舞蹈、或激越或缓慢的锣鼓镲钹声里，多少代人的心血融入到一板一眼的声形之中！此刻，卸取道具服装的他们才可以找一处离火堆不远的空地，斜躺下来，边抽烟边听“乡老”向大家通报一整天里每个人的表现和社火队的得失。但任凭“乡老”的声音怎么高亢，总有一部分人听着听着就打起了呼噜。

柴火俨然成为慰藉每位社火队成员身心的实体，柴火满足着他们的部分期盼，支撑着他们集体潜意识般的信仰。

这从他们对火的依赖可以得到印证——凌晨来庙里最早的人，毫无例外地会从父亲拾掇码放的柴禾堆上取来柴禾，在庙院中心、南、北厢房、化妆室等不同地点起火，陆陆续续来的人边烤火，边等待化妆师叫自己名字，化妆完的重新围拢在火堆旁。火光映照着他们脸庞上粗劣的釉彩图案，岁月镂刻的皱纹暂时被遮蔽起来。他们缄默不语，火焰使他们置身于相对舒适而安全的半明亮半暗淡的空间里。

社火队伍要出庙门了。“乡老”一扬牛尾掸子，顿时锣鼓骤起，震耳欲聋，纸灯旋转，彩绸舞动。此刻庙院中心的火堆被无限放大为神圣而崇高的神祇，人们面朝火堆围绕着缓慢移动，每个人的精气神，队伍的齐整，道具的规制，都被熊熊火焰审视检阅，一切都将在火焰的闪耀下，伴随弥漫庙宇的青烟旋转，升腾，阔大，隐藏……

一天的演出结束了。专门司职点火的人已经在庙院中央燃起了柴火，迎接社火队归来。每次大家进得庙，先不急于卸妆换衣，而是直奔火堆边，即便身子不冷，也要挤进人堆里，让火光照一照，让烟熏一熏，仿佛火光能驱散他们一天的劳顿，能宽恕和赦免白天不经意说错的话，做过的坏事及萌生过的邪念。此时他们脸上的釉彩妆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变得淡然模糊，有的脸上留有横竖擦痕，像一副副凹凸不平的抽象画作，显得格外滑稽——这兴许就是我们每个人平常的真实内心写照——走下舞台，我们的所有心念都将被火焰照耀，并显现出本来面目。

三

村医疗室在村庙内西北角，从东门走到它需穿过整个北院落，父亲码放的其中一大堆柴禾就在通往医疗室的这条小道旁。医疗室前面四米的地方就是村庙大殿高大宽阔的侧墙，白天完全得不到阳光照射，因而总是阴冷黯淡。每天我跟着父亲去医疗室坐诊时，总帮他顺手抱一些干柴进去。

我曾在一篇记述村庙和父亲医疗室的文章里有过一段话：“……而正是大队赤脚医生这一行当，使父亲感到很体面，因此，他把所有家务活都推给了母亲，除回家吃三顿饭、三更半夜回家睡觉外，他所有时间几乎都待在庙里的医疗室，即便没有来看病的人，他也枯坐到很晚很晚……”直到现在，我固执地认为，父亲对于医疗室的感情远远深厚于对家的感情。这最终可以归咎于既有对村民的关切情分，也有对火的依赖和偏好。

很多次，我和父亲围坐在火炉边，静静注视着从炉盖缝隙钻出的火苗，什么话也不说。我就想，父亲此刻在想些什么呢？是过往的岁月还是未来的生计？是想前几天身患重病的那个人还是我们几个儿女的学费着落？也许他啥也不想，他额头上的皱纹和短促的叹息已经把他的心事表露了出来。他只是这样习惯性沉默着——静默的生活原本如此具体而深沉，我们没有必要非要从这些平常时光里探究出似是而非的答案来。

父亲用铁丝弯钩掀开炉盖，添几根劈柴，又把盖子盖严实，然而，烟雾还是执拗地从炉膛四周的细缝间冒了出来，不一会儿，就把狭小的医疗室罩住了。我和父亲抹抹眼泪，咳嗽几声，重新让身体隐匿在烟雾弥漫的火炉旁……等烟雾渐渐散尽，就看见父亲居然靠着椅背睡着了，轻微的呼噜声伴随炉膛内柴禾的噼啪，填充满整个房间。

我突然感觉到，有时我们确信的寂静世界，其实无时无刻不处在喧哗之中，万物天籁始终在考验人的天性和智慧——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正是暗含某件事件的预言。

我慢慢开始对陪父亲坐诊产生起厌倦来。我说，该回家了，父亲说不急，再等等，说不定一会儿还有病人要来。我说，炉火灭了，父亲说添根柴禾，火就旺了。在父亲不容置疑的声音里，我再次坐回原位，消磨起说不上快乐也说不上痛苦的漫漫冬夜。

当然，在医疗室里我也有过一段短暂美好的时光，那是天寿叔到来之后。

天寿叔性格极其古怪，平时很少出家门，迎面碰见人也不主动搭讪，别人找他寒暄，他猛地呛一句“拉倒吧”，然后匆忙离开。十几年前他患腿疾，没钱去县城医院治疗，就时常来父亲跟前扎针开药，每次也是低头不语，看完病就走人。后来腿疾治好了，他仍然时不时来医疗室，和父亲主动聊上几句。再后来，他来得次数越来越多，话题也渐渐多起来，最终与父亲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个深夜，天寿叔走进医疗室看见我在，显得很惊诧。他迅速把手伸进破旧的裤袋里，摸了半天，又慢慢抽出来，一脸不自在的神态，然后低声自语：唉！不巧不巧……唉！娃娃孽障着。第二天晚上几乎同样的时间，天寿叔又来了。这次他明显是有备而来，一进门就径直到我跟前，从裤口袋攥出一把炒熟的大豆，款款放在我手掌里，并说到，娃娃赶紧吃，多吃大豆人硬气。若干年之后，我仍然会经常想起天寿叔那夜给我的那把大豆。

从那以后，天寿叔天天有事没事会来医疗室坐一会儿，与父亲围住火炉天南海北暄暄。而每次来，必定给我带着吃的，一个梨，一个煮鸡蛋，一颗糖……那年代，这些朴素的食物抚慰着我微小贫乏的欲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学会了等待、期盼、憧憬，也品尝了失望、沮丧、愤懑。细细一想，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一个深居简出、孤陋寡闻不受人待见的尘土般的人，居然在寂静冬夜的炉火旁，不经意给我提供了生活启蒙和人生原理。

生活向来如此，它时时刻刻向我们魔法般呈现着两面性，得与失，甜与苦，喜与忧，明与暗，生与死——数月后天寿叔的突然死亡，就是最好的佐证，他把我从一个冗长而繁琐的梦里拉了出来。

村庙大殿屋檐下，挂了一口生铁铸造的大钟，是全庄子人捐款买来的，外层四周按捐款数目多少，先后铸刻着每个捐款人的名字。据说来庙里烧香拜佛的人每敲一下钟，上面所有有名字的人等于也敲了一下，敲得多的人会得到佛的特别关注和保佑。所以村民们为了能够在有限的钟面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哪怕借钱也尽量多捐点款。

与这口钟遥相呼应的是庙院里的柴禾堆。

那天我跨进庙门，一眼就看见院四周零零散散堆积的柴禾，它们在青砖地缝上投下浓重的影子，仿佛原本一幅上好的静物素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勾勒成拙劣的老翁图，散发着没落和沧桑气息。我心头一紧。突然就想起逝去多年的父亲——眼前柴禾堆的每一根每一截柴棍上，还留有您的汗渍和指纹吗？在那个阴冷的世界里，您是否还捡拾更多的柴禾来暖身？

此时的大钟和柴禾，如两个不会说话的孪生兄弟，在庙院一隅默不作声，相互守望，不见一个人来唤醒它，也没有一个人拥抱它。他们以固有的姿势证明他们来过，同时向人们宣告，他们已从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从有声转向阒然，也从现实回歸至梦境了。

长久地凝视过后，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一切终将归于寂静——大队徐书记、王队长、安家爸（bǎ）、宁家阿爷、天寿叔……他们已经随一缕青烟销声匿迹于人世了。在我们安身立命的法则里，无法避开的一条准则就是：面对。就像我面对庙钟上铸了名字的人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面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随时成为一粒尘土归于无形一样，就像我面对一束火焰时，也就开始面对它化成一缕青烟飘散于寂寥深邃的时空一样。

作者简介：朱立新，青海贵德县人，在《金融时报》《青海日报》《上海青年报》《文学港》《散文选刊》《中国金融文学》《青海湖》《春风》等报刊发表散文百余篇，多篇作品曾获得国家级及省内外奖励。部分作品被收录至《青海文学五十年（散文卷）》 《青海美文选》《中国文化：乡土散文选》《江河源文存（散文卷）》等。出版有散文集《大河上的故乡》《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