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烨 任牡丹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 710072]

引言

“放管服”改革作为新时期我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1]。回顾近五年来国内“放管服”改革的发展进程，自从2015年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重大战略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强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国务院下达的将行政审批事项缩减三分之一的目标，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4]。可以说，十九大的召开对“放管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后发现，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近300个城市出台了“放管服”改革实施文件，总体上看出台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实践中“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也激发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热情。自“放管服”改革提出以来，一直到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这一时期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成果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十九大召开以来，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领域更是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由此“放管服”改革研究也迈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感到遗憾的是，当前学界缺乏对“放管服”改革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尤其是围绕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进程的深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