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晴 张强

“博物学”与文学的关联古已有之，且历久弥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论是《诗经》中对于动物、植物的书写，抑或是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中所呈现的田园风物、陆游在“山西村”的所见所闻，莫不与地域性的特色事物紧密相关。及至当下，从“博物”的视角阐释文学文本中诸种“物”的内蕴和意义，仍然是一个兼具文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角度。

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不难发现“物”的概念十分葳蕤丰富。根据中国古代相关典籍资料的记载：“博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1]《左传》中“博物”的意思显然是指知识渊博。与此同时，《说文解字》中释“博”为“大通也”，释“物”为“万物也”，[2]二字相连用意指“通晓众物，见多识广”。从这个角度看，显然代指万物的“博物”与“名物”概念更加契合，即“有客体可指，关涉古代自然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事物。”[3]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广义上的博物是各类“物象”的集合，而关于“物”的认知则更多地来源于个体的生活及经验的传承。

作为一名“行走在异质文化”之间的作家，阿来的企图心就潜藏在他阐释世间万物的文本之中，他要为文学发声。但这种声音并非是极度热烈的，而是“润物无声”的，是有历史来路的，是将生命蕴含的原始力量与情感的输出高度融合的。阿来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